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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他收到了一个无法接受的怪异提议：有人从施韦因富尔特（Schweinfurt）向他提供了“一个报酬优渥的市议员职位，附加一位有数千塔勒财产的女性”。席勒把这件事当作对择偶时的权衡与算计的讽刺，告诉了先前要他在此类事情上保持冷静的朋友科尔纳（1788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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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8年5月18日，席勒动身前往鲁多尔施塔特。让席勒住在伦格费尔德一家府上并不妥当，因此夏洛蒂在临近的福尔克施泰特（Volkstädt）村的教堂唱诗班领唱乌比豪恩（Unbehauen）家中为客人安排了住处：一间带卧室的整洁而安静的小屋，可以远眺美丽的风景。一条小路沿着萨尔河顺流而下，经过花园、玉米地和古树，一直通到鲁多尔施塔特的新街。伦格费尔德和博尔维茨两家人就在这条街上比邻而居。夜幕初降，席勒沿着小路漫步，这几乎成了一种仪式。有时，他还能在半路上碰见伦格费尔德姐妹。姐妹俩穿着洁白的长裙站在那座小桥上，向他招手，把他簇拥到中间，三人就这样一起走完到伦格费尔德家的最后一段路。人们就在客厅或花园里稍坐。家中有客时，席勒若是对惯常的闲谈感到无聊，还能回到夏洛蒂的房间，因为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要在这个夏天写完他的历史著作，此外还有《〈唐·卡洛斯〉通信》以及《招魂唤鬼者》的最后一部分。他刚写到纸上的东西立马就朗诵，人们喝着茶或饮着酒，对文章发表评论。席勒在这里发现了让他舒适的东西：“我很乐意谈谈严肃的事物，谈谈精神的杰作，谈谈情感——在这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谈，还可以轻轻松松地就跳转到玩笑上去。”他在1788年7月2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如此写道。如果天气不好，或是感冒与牙疼折磨着他——这种情况更加常见——就有一位女邮差带着信来回穿行。他们一起读了福斯[39] 翻译的荷马，尝试他的风格作为游戏。就像参与其中的人日后所回忆的，这是他们的“荷马之夏”。席勒致洛蒂：“您今晚在您那张精致的小床上睡得怎样？甜美的睡眠是否到访了您可爱而妩媚的眼睑？请您用几行漂亮的诗告诉我吧！”（8月末）洛蒂致席勒：“在破晓的初晨带着玫瑰色的玉指醒来时，我希望您还依然安睡。”（1788年9月）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席勒甚至被允许用夏洛蒂在家里的小名“小洛洛”称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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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世外桃源般的夏天，卡洛琳娜在多年之后这样写道：“一颗开放而纯洁之心的高尚严肃与它优美且充满智慧的轻快，在和席勒的交往中总是那样充满生机……人们和他交谈时，就像在天空中不变的星辰与泥土上的花朵之间穿行。我们觉得自己就是有福之人，我们的精神摆脱了大地的束缚，在‘自由’那更纯洁、更轻盈的环境中欢庆相互间的完全理解。”[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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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席勒未能到来的晚上，夏洛蒂便一个人穿过草地，坐在河岸边背诵着《希腊的群神》。有一天夜里，她甚至梦见了威廉·封·奥兰治，于是第二天立马将梦写进信里，配上一束刚刚从田野里采摘的鲜花，寄给她在福尔克施泰特的诗人。他高兴地看见自己的幻想与她的想象交织在了一起，觉得很幸福。他1788年5月26日写信给夏洛蒂，说他觉得自己“像是歌德《伊菲革涅亚》（Iphigenie ）中的俄瑞斯特（Orest）……您将会代替善良的女神，保护我免遭阴间邪恶势力的袭扰。”[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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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席勒为自己发现希腊古典这一年，他在鲁多尔施塔特还着手翻译了欧里庇得斯（Euripides）[42] 。他读了歌德的《伊菲革涅亚》，原本是想为之写篇书评。歌德离他很近。自打席勒在年轻时读了《维特》，又在当年卡尔学校的结业晚会上看见歌德就在卡尔·欧根和魏玛公爵身旁，一同站在装饰华丽的楼廊上之后，歌德的形象便始终浮现在他眼前。初到魏玛的头几个月，没有一场社交活动不谈到歌德。赫尔德在一次共同的郊游中曾说歌德像“上帝一样”。但他也不得不听些关于歌德的风凉话。有人说，歌德忽略了公职，作为诗人没有耐心；他的意大利之旅实际上就是在逃避；他不要脸地抛弃了施泰因夫人，就是为了在南方过上放荡的生活；他不负责任、反复无常，人们总是把他看得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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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此期间，歌德已于1788年6月18日从意大利回到魏玛，而席勒则紧张地期待着最终见到歌德本人。现在的他已有了足够的自信——“但我已重新感觉到自己的天才”，他在1788年7月5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可以毫无羞怯地走到这个伟人的面前。当歌德于9月6日前往封·施泰因夫人位于魏玛附近科赫贝格（Kochberg）的府上做客时，机会来了。夏洛蒂拜访了她的教母，成功地说服众人到鲁多尔施塔特待上一天。可是席勒急迫的愿望却未能实现。这次相遇并没有在两人间建立起私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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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歌德情绪低落。在呼吸过意大利的“生命的自由空气”之后，他回到了魏玛狭隘局促的环境中。日后，他如此描述自己在重新适应魏玛的头几个月的感受：“我被人从多姿多彩的意大利赶回了形式全无的德国，把晴朗换成了阴天；朋友们不仅不安慰我、不重新接纳我，还让我陷于绝望。我对最为遥远、几乎无人所知之物的醉心，对已逝时代的痛苦与哀诉，仿佛是对他们的侮辱，我找不到任何一丝关怀，没有人懂我的语言。身处这种尴尬的境地，我找不到自己。”[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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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意大利返回德国的途中，歌德在马车上给自己将来的行事定了几条规矩：“隐瞒——当前的状态……不谈任何关于意大利的东西。”可即使他的心情已如此糟糕，但为了至少表现得不至于太不近人情，歌德不得不在鲁多尔施塔特的伦格费尔德家中把话题引向了意大利。“他乐于谈起意大利，说话时总带着激动的回忆”，席勒在1788年9月12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他在信中详尽描述了与歌德共同度过的这一天。二人没能面对面交谈，这让席勒倍感遗憾。他在信中也做了说明：“当然，整个聚会人数太多，而且所有人都为了和他说上话而在那里争风吃醋；这让我没办法和他独处，更没有办法和他探讨一些日常的鸡毛蒜皮之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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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没弄明白，或者故意不愿明白，妨碍他的不仅仅是其他客人带来的干扰，还因为歌德在二人的第一次会面中避免和席勒真正相见。后来，歌德解释说，他从意大利回来后，惊愕于席勒在公众舆论中所享有的盛名。但在他眼中，席勒还只是《强盗》那部叫他“痛恨”的剧的作者。他认为席勒是一个“充满力量但尚不成熟的人才”，正在“用奔涌的洪流向祖国大地上倾泻那些我试图从自己身上洗去的道德上与戏剧上的悖论”。[44] 他太让歌德想起自己当年在“狂飙突进”时期做过的傻事，而席勒后来的发展，歌德还没有去了解。但他现在不能不注意到，即便是在自己的朋友那儿，席勒的名声也在与日俱增。甚至克尼贝尔也在他耳边絮叨着称赞席勒；而在出于其他原因成了他的累赘的封·施泰因夫人那里，他也听到了许多关于这个不讨他喜欢的作家的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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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在歌德礼貌的冷淡中，藏着比席勒想的更多的刻意。但或许席勒真的有所察觉，因为在他对这值得纪念却又令人失望的一天的记述中，还是能读出些许不快。这一点，在他描写歌德的外貌时就起了头：“人们告诉我，他的外表英俊而富有魅力；可第一眼看到他，就让我的高昂情绪瞬间跌到了谷底。他不过是中等身材，穿着僵硬，走起路来也一样；他的脸上眉头紧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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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对这场初次见面的结论很冷静：“我怀疑我们俩是否真有一天能够那么接近。现在让我感兴趣、让我期待与希冀的很多东西，在他身上都已经过时；他远远在我前头（年龄还在其次，更多的是他的生活经验与自我发展），以至于我们在人生路上永远不会碰面；他整个人的天性从一开始就和我不一样；他的世界不是我的世界，我们想象的方式似乎有着本质区别。不过，从这样一次见面中也得不出什么确定翔实的结论。时间会告诉我们余下的一切。”（1788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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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面的失望一直影响到了后来。当席勒从鲁多尔施塔特回来，见到真的把歌德当作圣人崇拜的卡尔·菲利普·莫里茨时，他气不打一处来。他嘲笑歌德崇拜者的“宗派”，进而渐渐地产生了怨恨。1789年2月2日，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常在歌德身边恐怕会使我不幸；即便是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他也不会有倾诉内心的时刻，他让别人无从把握；我的确相信他是个非同寻常的自我主义者。他有牢牢吸引别人的才华……但他却懂得保持自己的自由。他大发慈悲地告知众人他的生活，但是像神一样，不会交出自己……人不应让自己周遭出现这样一种存在。因此我才厌恶他，尽管我发自内心地爱他的思想，认为他很伟大。我就当他是个高傲而做作的大小姐，得把她肚子搞大，才能在整个世界面前羞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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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爱与恨的奇异混合”，令他无法离开歌德。在他的想象中，他自视为一个追求者，而歌德则是他要“搞大肚子”的女人。他就像那个恶人弗朗茨·莫尔一样怨恨自然亏待了他，抱怨自己不像卡尔一样受到自然的照顾。席勒了解由此产生的恨意——他毕竟曾在《强盗》中描述过这种恨的后果。但这里不仅有恨，而且有爱，所以才让这段关系如此复杂。多年之后那句令他与歌德之间的真正友谊得以可能的奇妙话语，他还尚未找到。这句话出自他1796年7月2日写给歌德的信：“我多么生动地体会到……面对杰出的物与人，除了爱，没有别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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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席勒眼下还没有那么自由。虽然已经有了爱，但恨却依然在，还有由此产生的怨念。他不得不始终拿歌德同自己相比，必须在脑海中将自己的作品送到歌德那里审阅。歌德会喜欢吗？他扪心自问。当听说歌德对《希腊的群神》评价不错时，他感到由衷的喜悦；而在创作长诗《艺术家》时，他则把歌德想象成将来的读者。于是后者也产生了“许多影响”，让席勒“想要把诗写到真正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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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之后，席勒的情绪有了变化。他觉得《艺术家》已经相当成功，可以对先前给朋友的信中写的东西报以一笑。他在1789年3月9日写信给科尔纳，告诉他不必反感他的“弱点”：“我很乐意让你了解我现在过得怎样。”那么，现在的他究竟如何？他觉得自己就是被命运亏待的人，已经学会了抗争，要从造物主给他的那些微不足道之物中创造出最好。可是，他前一秒还能笑对自己的怨言，后一秒想到歌德，就立马再度怒火中烧：“这个人，这个歌德，现在挡了我的路。他总是在提醒我，命运待我是多么严酷。他的天才被他的命运托举着，是多么轻巧，而我却不得不奋斗到这一分钟！……但我还有勇气，相信未来会有一场幸运的革命！”（178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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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的生活状态的确在经历一场革命，而歌德并没有袖手旁观。正是歌德不断地支持着将席勒作为历史学教授聘请到耶拿的努力。这件事的契机，是席勒通过其历史著作《尼德兰独立史》新近赢得的名声。与他交好的枢密顾问福格特[45] 是魏玛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宫廷官员，早在1788年12月就和席勒通了通气。这份动议让席勒倍感光荣，他表现得很高兴，于是很快点头同意——按照他后来的说法，或许同意得太快了。当他发现这个职位没有俸禄，自己只能依赖少得可怜的课时费生活的时候，已经太迟了。科尔纳建议席勒拒绝；毕竟，他始终致力于帮助作为诗人的朋友抵抗其他所有诱惑和义务。但席勒在一番踌躇之后，还是接受了聘书，期待着能有好事从中产生，比如一个薪酬更高、教学义务更少的教职，或者在宫中的一个名誉职位，又或者是其他某个可以确保他经济独立的闲职。但他确定的是，他绝不会为了学术而牺牲艺术。“我必须全身心地做个艺术家，否则我就不愿再活着。”（致科尔纳，1789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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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艺术家，他还会继续以歌德为标杆，但要同时确保能够发挥自身的力量。他也将在歌德面前展现出不再拘束的自信，最终甚至能和他平起平坐、真心往来。而歌德则将会钦佩这位朋友，向他学习。他将会评价席勒，说没有一个人曾像他那样在自己的生命中产生过“划时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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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还未曾到这般境地。关于歌德，卡洛琳娜曾建议席勒耐心等待；但在搬去耶拿前不久，席勒在给她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将来几年的生活构想：“倘若我和他（歌德）孤零零地在一座荒岛或同一条船上，我一定不怕花再多的时间和精力，也要解开他性格的谜团。但鉴于我并不是只和这唯一的一个人捆绑在一起，鉴于这世上的每个人，像哈姆雷特说的那样，都有自己的事做，因此我也有自己的事业；说真的，人真正的生命实在太短，不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解读一个难以解读之人……这是一种所有人都能懂的语言，说的是：运用你的力量。如果每个人都用其力量发挥作用，就不会消失在他人面前。这就是我的计划。既然我的处境让我能够发挥我的全部力量，他和其他人就能够认识我，就像我现在认识他的精神一样。”（1789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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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席勒将暂时先孤身一人走自己的路，静静地等待着，仿佛只从远方眺望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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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出《强盗》第一幕第二场，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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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典出《浮士德》第二部第一幕“皇帝的行宫”中“阴暗的走廊”一场，参见《歌德文集》（第一卷），第257～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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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A 1，S. 163.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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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温克尔曼这篇杰作及两个划时代的美学范畴，汉译参见〔德〕温克尔曼《希腊人的艺术》，邵大箴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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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古今之争”是发生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法国的一场大论战，核心问题是古典文学是否依旧是当今文学的典范。1687年1月，著名的童话作者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为庆贺“太阳王”（Roi Soleil）路易十四（Louis ⅪⅤ. 1638～1715）大病初愈，在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 ）作诗《路易大帝的时代》（Le siècle de Louis le Grand ），将路易十四统治的时代与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前63～前14）时代相提并论，认为古典时代的人“虽伟大，这不假，但毕竟也是人，和我们一样”（Ils sont grands，il est vray，mais hommes comme nous）。这一对比质疑了古希腊罗马的典范性作用，引起了推崇古典主义诗学并著有《诗艺》（L ’Art poétique ，1674）的尼古拉·布洛瓦（Nicolas Boileau，1636～1711）的反对。一场影响深远的大论战就此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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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拉奥孔是特洛伊（Troja）城的祭司，因为曾警告特洛伊人提防希腊人的木马，连同两个儿子被雅典娜派出的两条巨蛇杀死。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可能诞生于公元前1世纪的拉奥孔群像被视为古希腊雕塑的经典，也激发了后世艺术史学家与美学家的研究兴趣。除了温克尔曼，同样著名的还有莱辛讨论诗画界限的名著《拉奥孔》（Laokoon ，17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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