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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讲座给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影响，以至于城里整个晚上都能听见对讲座的讨论。学生们弹奏了一首夜曲，高呼万岁，而第二天的讲堂同样人满为患。在临近的魏玛，席勒的一炮而红也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而在一周之后，人们甚至在汉堡、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和维也纳谈起他来。不过，对于他公开亮相的效果，席勒自己却心存疑虑，害怕激起同僚的“嫉妒心”。他的担心很有道理，因为几周之后，历史系的讲席教授就以官方名义禁止同事席勒挂上“历史教授”的头衔，理由是这个新教授“只是”聘来教哲学的。但与这些冷遇相比，更让席勒焦虑的是他对自己是否真能打动众多听众的怀疑。即便学生们围满了讲台，他还是能清楚地感觉到一种“难以逾越的界限。人们把语词和思想投进去，却不知道也几乎不敢奢望它们能在某处有所收获，几乎要相信它们被400只耳朵误解了400次，而且这些误解时常还很怪异，不存在像在对话中那样迁就对方理解力的可能。在我身上这种情况尤其严重，因为我很难也不习惯降格到那种平淡的清楚”（致科尔纳，1789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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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月里的这个和煦的晚上，席勒用并不平淡却很清楚的话语触动了学生们的良心。他首先区分了“挣面包的学究”和怀着“热情”追寻“真理”的“哲学头脑”。[6] 讲座的开场就像一场让人觉醒皈依的布道。现在的席勒作为教师，在青年学生面前侃侃而谈，一定会想到自己年轻时热爱且尊重的老师阿贝尔。当年的阿贝尔也是以平庸的头脑与有天赋的头脑之区分开始他关于“天才”的演讲。与阿贝尔一样，席勒也希望激励他的听众，鼓动他们更加大胆：他们应当发现自己体内蕴含的力量，不该让自己被驯服成可以被到处差遣、任劳任怨的工作动物。席勒传的道是为了真理的热情。但追求的是何种真理？暂时还没有提及。这里所说的首先是一种姿态，一种内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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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面包的学究”和热情的哲学头脑有何区别？对于挣面包的学者，用知识赚来的金钱、职位和名望有多少，知识就值多少钱。他不愿意为了科学生活，而是以科学谋生，缺乏献身精神。他颠倒了价值的秩序：他不认为精神力量的发展是他的目的，而仅仅是赢得“金钱、报章吹捧和王公青睐”的手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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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讲座一开始就勾勒了一个热情洋溢的学术道德纲领。他将以此在这里开创一个传统。因为当费希特于1794年、谢林于1799年在耶拿做入职讲座时，都回顾了席勒的讲演。他们也将和席勒一样，要反对“小商贩的灵魂”而捍卫学术的精神和对真理的热爱。他们也将会使用席勒在讲座中第一次如此铿锵有力地奏出的高昂语调：“可悲可叹的人啊，他们用着科学与艺术这两种最高贵的工具，所追求与所实现的，却不比拿着最劣质工具的短工更高半分！他们身处最完美自由的国度，却带着一个奴隶的灵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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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面包的学究会注意确保他的知识保有流通价值，因此科研进步便成了他眼中的洪水猛兽，要拼命阻止。因此，挣面包的学者对“知识国度中有益革命的进展”怀有敌意。他在自己的学派体系周围垒起路障，把自己封锁在其中，就像在城堡之内。他必然会成为教条主义者，只有在阻挠发展与进步时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但“哲学头脑”则更爱真理而非体系，愿意自我质疑，总是重新开始。他热爱的是提问，而不是经过证明、使人安心的答案。挣面包的学者害怕竞争，想要守住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而热衷思考的头脑则追寻“各种精神财富的紧密的共同体”，因为一个人“在真理的国度所收获的，也是所有人的收获”。[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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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直到讲座的第二部分——也就是第二天晚上——才谈到他真正的主题“普遍历史”。作为过渡，他提出，只有一个哲学的头脑才能把握研习普遍历史的意义与价值。这是由于人们若是从挣面包的学问的立场出发，就会因为观察普遍历史的实际好处和其在日常生活中的用处而失望。必须得让眺望广远的天际成为一个人的需求，人必须先被这样的问题折磨：我们从何而来，又将往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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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对此的回答是，自然的生活环境才是乐园，却已被我们抛在身后，而文明的历史则是从完美衰落到腐败的历史。席勒读过卢梭，但他早已抛弃了卢梭的答案。没有理由理想化人类的过去。人们只要想一想欧洲航海家在遥远的国度所做的发现：“他们为我们展示了多个民族，它们……像不同年纪的孩子围绕着一个成人，用它们的例子让他回想起自己曾经的模样与原先的起点。”那些民族展现出的我们童年的样子，让人“羞于面对”。[10] 席勒与卢梭针锋相对地断言：人最初是“可鄙的”。本能和粗俗的欲望统治着他，非理性的恐惧困扰着他，敌意是他对待陌生事物的第一反应。早期的人类是毫无防备地听凭他的恐惧与敌意摆布。他的聪慧是由阴谋诡计起的头。只有在强迫下，人才学会了社交与顾及彼此的美德。席勒与后来的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11] 一样，勾勒了文明缓慢而悠长的进程。文明的进程把受外部控制的人转变为由内在驱动的人，让他学会信赖自身，并将形成道德所必要的强制内在化。“当强制义务离人而去，道德就会把他接过。任何惩罚都吓不退、任何良心都拦不住的人，现在则有礼节与荣誉的法则来约束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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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间的原初平等之梦，也是将自然视为“失乐园”之理念的一部分。在席勒看来，这种平等事实上只属于动物世界。人们的理性一旦苏醒，就会发现各人间的区别。更有甚者，他的虚荣感就在于与众不同。这里指的当然是对自己有利的不同。文化就是区别的意志。平等的意志恐怕根本不会让文化产生。因此，一个文明化的社会必须丧失原初平等，但它却能在更高的层面上重新赢回失掉的东西，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无损于各人在其他各个领域的不平等。“人通过明智的法律，重新得到他踏入社会时失去的平等。”[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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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5月末，正当席勒做他的讲座时，人们在耶拿也可以听闻法国纷至沓来的可怕政治发展。3月，法国举行了三级会议的选举，控诉与改革建议如潮水一般从外省涌向首都巴黎。饥荒导致的起义让整个国家陷入动荡。在三级会议开幕后，巴黎城内开始暗潮涌动，到处飞舞着传单，广场上遍是群众集会的演说人，咖啡馆和俱乐部里尽是阴谋家。第三等级先是称自己为“公社”，随后又于6月17日自行组建国民议会。时代将要变天的预感影响到了远方，甚至在耶拿也能察觉。人们意识到：惊天壮举正在酝酿，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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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就职讲座也同样被一种独特的激昂情感所支配。他说，人类已经有许多成就，我们正身处巅峰。“甚至我们在这一瞬间共聚于此，怀着这种程度的民族文化，带着这样的语言、这样的习俗、这一种市民生活的优势、这一种良心自由的尺度聚集在此，或许是先前所有世界性事件的结果：至少可以说，需要整个世界历史，才能解释这一个瞬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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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得很远，席勒说，因此我们还会走得更远。历史是人类广袤无垠的工作场所。谁要是从这个角度观察世界历史，他的眼前就会浮现“一幅关于时代与民族的伟大画卷”，他将会离开纯粹私人的幸福生活的洞穴，从“自私自利的有限判断”中解放自身；他的眼光将会超越生命从出生到死亡的短暂期限，看到自己的命运与宏大的历史相连接；他将“悄无声息地把个体引向种属之中”。[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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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用激情洋溢的一段话结束了他的讲座：“一种高贵的追求必须在我们胸中燃起：我们从前人那里继承的真理、道德与自由的丰厚遗赠，必须要从自己的财富中再添上一份，使之更加丰厚再交给后代；我们必须就这样将自己飘忽易逝的存在牢牢固定在穿越所有人类世代的不朽链条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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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手修订他的就职讲座前不久，席勒为倒数第二期《招魂唤鬼者》小说的连载创作了那篇伟大的《哲学对话》（Das Philosophische Gespräch ）。借着这个契机，他头一次感到写这部小说为他带来了真正的享受，并且视这篇《哲学对话》为自己目前为止最好的哲学作品。他虽然有所保留，表示这种哲学不能完全算到他的账上，而是必须被视为一个小说人物的想法，但他还是如此心满意足地看到人们不由得觉得他认同文中所表达的观点。他在1789年3月9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请把这种哲学与尤里乌斯的哲学（出自《哲学通信》）做个对比。你肯定会发现它要更成熟、更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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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小说《招魂唤鬼者》里《哲学对话》中的观点，却与入职讲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入职讲座呈现的是席勒对历史的理解中光明而热情的一面，而《招魂唤鬼者》中的对话体现的则是阴暗、怀疑甚至绝望的一面。与席勒的生理—哲学论著一样，这里也再次出现了双重视角：当时是生理学的物质主义与热情的爱之哲学的对立；而现在，正面是热情的启蒙式的进步观念，背面则是一个被所有善良天使抛弃了的世界的幻景。两种思维方式在争斗：温暖与冰冷，光明与阴暗，热情与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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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讲座将生命时间展开成了世界时间，历史精神通过“视觉的欺骗”将短暂的人生“铺展在一个无边无际的空间中”。但《招魂唤鬼者》的哲学对话却锁闭了这个空间。“冥思苦想的理性”[17] 让人意识到只有“当下”，我们也只能把握“当下”；我们只有在“当下”的范畴内才拥有实存，一切超越其外的，不过是想象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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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就职讲座中关于空间宽广的世界历史之哲学相反，《招魂唤鬼者》里的对话强调的则是“当下”的哲学。历史哲学欺骗性地在人眼前展示出一段长久的时间，可这段时间人们根本无从体验。我们设想自己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直到感受到一种其实并不存在的坚实与可靠；我们觉得自己是一种在某个历史平面上展开的存在，掠过历史的大洋，却忘了自己不过是“大风在海面上吹起的波痕”[18] 。历史的整体并不是可体验的现实，只不过是思维的建构或是幻象。人只生活在“现实之当下”这条位于“过去”与“将来”这两种可怕的非现实之间的狭窄山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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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毕竟存在着过去与将来？当然。只是当我们想要把握过去与将来时，它们却离我们远去。——但毕竟存在过去的痕迹，今天的结果毕竟指向过去的原因？当然。可是这痕迹只在当下，而这段痕迹的源头却已消逝，成为过往。痕迹是当下的符号，但它与每一种符号一样，都不包含其所指，而只是指向它。作为符号的当下就是这样指向着一个已不存在的过去。当人们谈起历史中的“原因”与“结果”时，也会发现这种关联。（过去的）原因消散在（现在的）结果中，而未来的结果只能在现在的原因中把握。这样看来，还是只有“当下”存在。它与前后的联结只存在于思维与想象之中。正是历史思维在历史的空间中联结起体验到的瞬间；它将事件之线编织成一张大毯中的花纹，然而这张毯子却只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们的历史图景的想象纹路，很容易就再度消散，只留下那些被撕开的瞬间，无论是在回忆中还是在眼前。整体四分五裂，无法再被理解，人们甚至还不能握住那一个瞬间，尽管它只有一个瞬间那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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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讲座将历史描绘成一个连续体、一幅全景图像；而在《招魂唤鬼者》的对话中，“冥思苦想的理性”就像一把“锋利的镰刀”，它伴随着思维的每一个新动作，“割下我的幸福的一根新枝芽”。[19] 个体发觉其自身与历史及过去充满意义的联系已被割断，他自己碎裂得如原子一般。他的苦想已把意义之关联糟蹋成了幻象。席勒在一幅宏伟图像中描述了这个棘手的困境：“在我之前发生的以及紧跟在我之后发生的，我将之看作两块无法穿透的黑色罩布，悬挂在人生命的两端，还不曾有一个活着的人揭开过它们……许多人看到自己的影子与自己激情的形象被放大在‘未来’的幕布上活动，于是惊恐地在他们自己的样子前吓破了胆……一种深沉的静谧笼罩在这块罩布背后，没有一个曾到过后面的人从后面应过一声；人们所能听见的，不过是问题的空洞回响，就仿佛是朝着墓穴呼喊一样。”[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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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必须正确理解此处所表达的恐惧：这里涉及的不光是人之易逝，不光是个体生命如戏剧般的有限性，更不光是关于过去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且是对某种无意义的体验：过去与现在以及现在与将来之间有意识的因此也是有意义的联系已然断裂。换句话说：在历史中不再有目的论，便不再有可以统摄一切的意图，不再有“目的因”，只有无视目标的“动力因”。[21] 文章继续写道，悬挂着的幕布愚弄着人类：他要在后面寻找深刻的秘密，却几乎无法抵御那种怀疑，即“幕布后面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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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导致了两个结论。其一：作为体验过与生活过的整体逃离了我们，只留下关于它的建构与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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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人们试图依旧在一个历史过程中理解整体时，得不到目的论，而只能把握原因与效果的一种“盲目”的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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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存在单个有明确意图的行为；但起决定性意义的是，这些行动全都相互交织、相互打乱，其必然导致的总的结果是所有参与者都不曾预想到的。在有限的内部关系中存在着意向性，但是支配大环境的却是无意图的“原因—效果”原则。《招魂唤鬼者》的对话明确反对将原因与效果曲解为“手段”与“目的”；而入职讲座却明确拥护这种解读。席勒在讲座中提到，历史研究者必须尝试“将他视为原因与效果而相互关联之物，连接成手段与目的”[22] ，就好像作为整体的历史在追寻若干“目的”，而人则被“用于”这些目的。然而，《招魂唤鬼者》却认为并非如此：整体不是别的，不过是决定一切的“无情的必然性”[23] 之化身。人类并非被一个更高的目的所利用，而是被这种无情的必然所耗尽。这一想法在下述问题中变得更为尖锐：“难道说整体已死而部分还活着？难道说目的如此卑贱而手段如此高贵？”[24] 而就职讲座则恰好相反：整体在这里是真实与生动之物，会运用低级的动因来实现自身的目的。入职讲座表述了那条原则：“自私之人虽可以追逐其庸俗的目的，却在不知不觉间推动着高尚的目的。”[25] 黑格尔将会把这一理想主义纲领称为“理性的诡计”（List der Vernunft）[26] 。但《招魂唤鬼者》却揭示出，诡计多端的理性说到底还是上当受骗的理性。面对“无情的必然性”，它什么也做不了。唯一成立的是：即便是高尚的人，也只能推动整体的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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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招魂唤鬼者》和就职讲座的作者，一个是怀疑论者，一个热情洋溢，但他们却并不居住在理论的平行宇宙，而是相互影响。尤其是当席勒在就职讲座中阐发历史目的论原则的方法时，人们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席勒在讲座中说，符合目的论的并非历史本身。认为历史合乎目的论的论断太强，我们要它成为真理，却无法实现这种要求。不如说，这种目的论原则是我们从自己身上得出的，我们让真实在“借来的理智之光”中披挂上“更加欢快的形象”[27] ；我们在“万物的秩序”中播撒自身的“和谐”。原因何在？我们由此为自己创造了一种“更高的满足”，驱使我们为实现历史的所谓更高目的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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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招魂唤鬼者》发展而来的“无情的必然性”的阴暗背景下，就职讲座所呈现的目的论就不过是一种“仿佛”的目的论罢了。人无法成为“目的的知情者”，了解“自然要通过他实现的目的”。[28] 但只要他能幻想这种知情就够了。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想象力赋予人在实践中的信心。人们从黑暗中来，又要进到黑暗中去，在这一片阴暗中，信心才是那闪着亮光的天使。尽管有这两种黑暗，人们还是始终可以尝试如此行事，就好像有上帝或者历史在善意地对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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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行事方式——无论在个体身上发挥何种作用：效果的链条不可预见，因此也无法对此负责——其自身就蕴含着奖赏。席勒在《招魂唤鬼者》中为之找到了一幅美妙的图像：“我就像是个信使，要将一封封了漆的信带到指定的地点。信中的内容对他无关紧要——他能挣的只有作为信使的工钱。”[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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