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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Zit. n. Berger 1924，Bd. 1，S.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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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约翰·海因里希·福斯（Johann Heinrich Voss，1751～1826），德国古典语文学家、翻译家，曾将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两部史诗译为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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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Petersen 1911，S.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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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伊菲革涅亚在陶里斯》（Iphigenie auf Tauris ）是歌德发表于1787年的剧作，讲述了阿伽门农（Agamemnon）之女、侥幸逃脱其父献祭而流落陶里斯岛的伊菲革涅亚，在国王托阿斯（Thoas）面前反对杀死异乡人的法律，以保护因弑母而落难至此的哥哥俄瑞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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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欧里庇得斯（约前480～前406），古希腊三大戏剧家之一，其名作《在陶里人中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e bei den Tauriern ）是歌德《伊菲革涅亚》一剧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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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Goethe MA 12，S.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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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Goethe MA 12，S.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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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卜·封·福格特（Christian Gottlob von Voigt，1743～1819），萨克森-魏玛-埃森纳赫公国首相，枢密顾问，同时也是歌德的同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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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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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城市与其精神——“学生之壮举”——伟大的登场：就职讲座——乐观的历史哲学及其在《招魂唤鬼者》中的撤回——“仿佛”的目的论——封了漆的信——《摩西的使命》——发明一神论——《塞伊斯的蒙面像》背后的虚无——祛魅之后：美学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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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之所以接受了耶拿的聘任，是因为他在1787年8月初次到访时，对这座城市有过相当不错的印象。他在当时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自己还从来没有觉得那么舒心过。特别是自由的大学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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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大学并不只属于一位君主，而是由四个小公国共同资助建立的。这四位所谓的“哺育人”包括魏玛、科尔堡（Colburg）、戈塔和迈宁根四地的公爵。由于所有决定都需要四人的一致同意，教授们一般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席勒觉得耶拿大学就像一个“自由而安定的共和国，压迫在其中难以施行”（致科尔纳，1787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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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基调是由学生和教授们定下的。在这座萨尔河畔小城的高墙内，生活着约5000个居民，还有800个学生。50年前，学生的比例还要更高：1750年前后，耶拿大学甚至吸引了3000名学生，直到周边国家开始花更大力气将本国学生留在本土大学后，学生数量才有所回落。但其人数之多，依然足以主导城里的生活。“人们第一眼就能发现，”席勒在同一封信中写道，“学生们在这儿说得上话；甚至即使人们闭上眼睛，也能分辨出自己走在学生丛中，因为他们走起路来的步伐就像一个从未被征服过的人。”说到底，“这群学生先生们的粗鄙”实在引人注目：他们戴着大圆帽，见到教授也绝不摘下；他们当街抽烟；他们在酒馆里争执吵闹、大声喧哗；晚上有时会在街巷中响起“当心脑袋！”的喊声，因为学生们伏在窗户上，往街上倾倒他们的夜壶。吓一吓听话的市民，就是学生们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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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之后，学生们的斗殴与暴力便带上了政治色彩。当学生们因为还不起欠下的酒钱和房租而被丢进监狱时，就爆发了抗议游行。1792年夏天，动乱到达了顶峰。学生要求建立自己的法庭，规范其荣誉纠葛和债务丑闻；当局自然不愿让步，反而增加了驻军。学生们觉得这是对其学术自由的侵犯，于是在1792年7月19日决议抵制。超过2/3的学生聚集到萨尔河畔的草地，共有600余人；他们组织起同乡会，伴着音乐和旗帜向城里进发，威胁要转学去埃尔福特（Erfurt）。这下可叫耶拿市民慌了神。没有学生和教授，这座城市的经济将会一蹶不振。政府派了密使去追赶学生。当队伍行进到附近的诺拉（Nohra）村时，双方展开了谈判。政府承诺不施加纪律处分，学生们凯旋，回到耶拿，得到市民高呼“万岁”的迎接。歌德的同僚福格特松了一口气，向魏玛公爵汇报：“我们耶拿的这些雅各宾派终于安分了。”当费希特在两年后惹恼学生“骑士团”时，将会再一次引发冲突。有几个学生做得太过，以至于费希特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匆忙逃亡到临近的奥斯曼施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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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并不欣赏这种“学生的壮举”；不过，在这座“知识的市集之城”，还是有些东西可以补偿他。虽然这里没有剧院，文化生活也完全局限于学术，但城市确定在学术这个方面发展得相当出色。除了藏书5万册的大学图书馆，还有7个分类齐全的书店；集市边上就是福格特的学术阅览所，收藏有国内外近百种杂志。各处的政治新闻汇聚于此，立马就得到讨论。在教授们的住处，也有活跃的社交生活。俱乐部、茶话会、室内乐之夜、众多酒馆中时常满座的定期聚会——娱乐和消遣的途径相当充足。和魏玛相比，人们在这儿的交往更加自在。甚至连歌德从魏玛到这里来时，也像是换了个人似的。他在魏玛更加死板、更摆架子；在这儿混迹于学生和教授之中，他就随性多了。到了冬天，这儿的人们可以看他如何在结冰的河上滑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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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克里斯蒂安·戈特弗里德·许茨（Christian Gottfried Schütz）[1] 的家，全德首屈一指的书评报刊《文学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 -Zeitung ）就在这里出版。关于他自己的首次到访，席勒说：“在耶拿，这栋房子干脆就叫文学，造得很漂亮、很舒适。我让人领着参观了办公室，发现里面放着数不尽的出版社样书，按照出版商姓名排列，静候他的判决。说实话，书评社是个残忍而可笑的机构，我得向你坦承，我很想要搞一场针对它的阴谋。”（致科尔纳的信，1787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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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文学汇报》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席勒日后不得不与之合作。他将会乖乖写他的书评，怀着紧张的期待读《文学汇报》上关于他作品的评论。没什么阴谋，除非算上几年之后席勒在出版自己的杂志《季节女神》时和《文学汇报》达成的约定。根据这项约定，《季节女神》的出版商科塔[2] 将为《文学汇报》对这份新杂志的正面评价支付印刷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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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耶拿还不是德国哲学的秘密首都；但自从卡尔·莱恩哈特·莱因霍尔德这位最知名的康德哲学传播者于1787年被聘到耶拿、开办有300名学生听讲的课程后，耶拿大学的哲学声望日趋见涨。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一个接一个到此任教。最终，耶拿成了德意志唯心论的诞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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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霍尔德曾是耶稣会士，后来半路出逃，成了共济会和光照派教徒，同时也是维兰德的女婿。此人引发了席勒的好奇心。他借描绘头一回登门拜访维兰德的契机，给这位业已闻名的大教授“画”了一幅肖像，其中蕴含着作为对照的自我性格分析：“莱因霍尔德绝不会成为我的朋友，我也不可能成为他的朋友，尽管他开始以为会是如此。我们俩的性格非常对立。他有着冷冰冰但看得很清楚的深刻理智，这是我所没有也无法欣赏的；但他的想象力贫乏且狭隘，他的头脑比我的头脑更加受限。他在与一切美和道德事物打交道之时丰富而铺张地散播开的生动情感，是从一个几乎被榨干的脑袋和心中不自然地挤压出来的。他必须四下寻找然后聚拢起来的情绪，实在叫人疲倦。对他而言，想象力的国度就是一片陌生的领域，他在其中找不到方向。与我相比，他的道德更加胆小怕事，而他的智慧看上去时常与软弱和怯懦没什么两样。不论是大胆的善事还是罪行，无论是在理念里还是在现实中，他都永远做不到，这其实很糟糕。一个人要是不能办到其中一样或者两样，我可当不了他的朋友。”（致科尔纳，1787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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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大学最近的上升势头就是随着莱因霍尔德的到来开始的。与哈勒和哥廷根不同，萨克森的“哺育者”们财力有限，只能付得起较低的薪水，因此只得依赖后起之秀。后来证明，这样做大有益处。当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施莱格尔兄弟等人来到耶拿时，他们的学术生涯才刚刚起步。甚至对于席勒而言也同样如此。这个已经举国闻名的作家到底还是个新手教师，不拿工资，看起来得全靠学生听课费那点微薄收入。但他毕竟从写作中赚了相当可观的稿费，因此处境不同于许多前途一片光明的年轻教授。他们跟着聘书来到耶拿，却不知道该拿什么钱生活。这样一个没有收入的青年才俊就会，比方说，在公告栏上贴张布告，宣称自己准备开一门康德批判哲学的讲授课，只要有人愿意把原著借他一用。大学只有很少几间上大课的教室，那些知名又有财力的大教授——例如远近闻名的医学家施塔克[3] 或者神学家格里斯巴赫[4] ——在各自家中就有自己的教室，可以出租给同事。格里斯巴赫家的讲堂是全城最大的一个。谁在这儿站上讲台，便可以觉得自己成了明星。席勒现在还不敢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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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5月11日，席勒到达耶拿，在施拉姆（Schramm）姐妹专为学生和教授开的膳食公寓“施拉姆之家”租下了三间屋子。这三间屋子，席勒在5月13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第一次让他有了“市民生活”的感觉。这是三间宽敞的屋子，层高很高，墙纸颜色明亮，窗户不少，还有“为数众多的漂亮”家具，牌桌、3个大斗橱、18把带着红色长绒坐垫的椅子——他也可以在这间屋子里上研讨课。让他尤其喜欢的是那张按照他的要求定制的书桌。这件“最为重要”的家具让他头一次能够引以为豪。他每天花两个格罗申[5] 在自己屋内用午餐，比魏玛要便宜一半。他最近接下了编辑《历史回忆录全集》（Allgemeine Sammlung Historischer Memoires ）的工作，这将会为他带来400塔勒的收入；他希望能用这笔钱在耶拿立足，把其余的收入拿去偿还剩下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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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带着些许自信展望着未来，但对即将面对的事情却感到相当紧张。还有两个星期就是席勒的就职讲座了。这场讲座将在耶拿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席勒按部就班地着手准备：首先认识了当地的名人，接待了到访的学生。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写道：“我并不是说不觉得当众演讲会很尴尬；但为了彻底克服它，我想要更多地熟悉这些面孔，免得第一次讲课时面对的全是陌生人。”（178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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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晚6～7点就是席勒的就职讲座时间。之后，席勒为这次讲座起名《何谓及人们为何学习普遍历史》（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 ）。他选了莱因霍尔德的讲堂，却发现地方太小。于是就出现了那已被讲述过无数次的场景。用席勒自己的话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完全不期待有很多人，也不想初次登场就用最大的讲堂，这种谦逊却以一种极给我脸上添光的方式得到了回报……才到5点半，讲堂就坐满了。我在莱因霍尔德的窗外看见一群群听众顺着大街走上来，根本看不到头。尽管我不免有些害怕，但还是因为不断增长的人数而感到开心，终于鼓起了勇气。总的来说，我用一种坚决让自己硬气起来，而对此贡献良多的是这两个念头：我根本不怕别人拿我的讲座去和在其他任何一个耶拿的讲台上做的报告比较；而我的听众都承认我比他们高出一筹。可是人越来越多，以至于讲堂、走廊和台阶上都挤满了人，有几群来了又走。就在此时，我身边有一个人忽然问我，是不是还能给这场讲座换一个礼堂。格里斯巴赫的女婿正巧在学生当中，于是我让人向他提议在格里斯巴赫的讲堂上课，他欣然接受。现在就是一出最有趣的戏。所有人都冲了出去，仿佛一条长龙顺着约翰尼斯街向下；学生像是种子似的，洒满了这条耶拿最长的街之一。为了在格里斯巴赫的讲堂抢个好位子，他们能跑多快就跑多快，所以整条街就像敲响了警钟，所有人都扑到了窗边。到处都在问：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然后人们喊道：新来的教授要讲课了……我过了一会儿才在莱因霍尔德的陪伴下跟上大部队，感觉像穿过了整座城市被游街了一样……”（致科尔纳，1789年5月28日）连格里斯巴赫的讲堂也挤满了人：学生们挤作一团，坐在前厅和走廊里；5月的夜晚很暖和，所以讲堂开着窗，于是在街上也聚集了不少听众。席勒仿佛是凯旋的将领，在诸多大学中有头有脸的人物的簇拥下，从众人中间穿过。他“在雷鸣般的敲打声中登上讲台——敲打声在这儿就是掌声——只见自己身处人山人海的环形剧场……在语气坚定地说出前十个词后，我就完全淡定了下来，用一种有力而稳健的声音讲完了课，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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