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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MA Ⅴ，S.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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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原书作者在这里利用了德语“Sendung”一词的多义性：既指“使命”，又指“信件”。席勒将这场于1789年夏所做的演讲，于1790年发表在《塔利亚》杂志第10期上，又在1792年一字未改地收入了文集《短小散文著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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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A Ⅳ，S. 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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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约翰·斯宾塞（1630～1693），英国宗教学家，其著作《论犹太律法》（De Legibus Hebraeorum ，1685）被视为比较宗教学的先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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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威廉·沃伯顿（1698～1779），英国宗教学家，其著作《摩西的神圣使命》（The Divine Legation of Moses ，1738）在18世纪中期被翻译为德语出版，参见MAⅠⅤ，第10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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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1743～1819），德国哲学家、作家，与歌德、莱辛、克洛卜施托克等18世纪德国重要作家保持着友谊与通信。他在1785年发表的《论斯宾诺莎的学说——致摩西·门德尔松先生的信》激起了一场被后世称为“泛神论之争”（Pantheismusstreit）的论战。为了捍卫莱辛，门德尔松撰写了《致莱辛的朋友们》（An die Freunde Lessings ，1786）一文，但在此文出版前不幸溘然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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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Jacobi，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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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MA Ⅳ，S.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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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MA Ⅳ，S.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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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MA Ⅳ，S.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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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埃赫那吞（Echnaton，或作Akhenaten），原名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Ⅳ），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试图树立独尊太阳神阿顿（Aton）的一神论新宗教，以取代古埃及其他神明，但宗教改革未获成功，反而导致其国内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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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扬·阿斯曼（1938-），德国埃及学专家、文化史学家，在从事古埃及研究之外，也探讨“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与“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ächtnis）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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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856～1939），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开创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e）这一学科，深入探究人的潜意识（Unterbewusstsein）、无意识（Unbewusstsein）与“本我”（Das Es）。曾提出人类心理所共有的“弑父娶母”这一“俄狄浦斯情结”（Ödipus-Komplex），认为人的行为均是由欲望驱动。著有《梦的解析》（Traumdeutung ，1900）、《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 ，1913）等名著。弗洛伊德的最后一部著作《摩西其人及一神教》（Der Mann Moses und die monotheistische Religion ，1939）作于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书中认为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生活在埃赫那吞统治时期，将全新的太阳神“阿顿”教传授给了世代在埃及为奴的闪米特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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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A Ⅳ，S. 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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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MA Ⅳ，S. 80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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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MA Ⅰ，S. 168.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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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MA Ⅰ，S. 224.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72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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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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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神话的革命——席勒的谨慎——“不知晚到的理性是否还能找到早来的自由？”——人之海洋上的榛子壳中——人民之春和爱情之春——订婚——结婚——太过丰富的理念——嫉妒的夏洛蒂·封·卡尔普——《三十年战争》有多现实？——席勒：德意志的普鲁塔克——高昂情感——病骨支离——将死——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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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夏天，当席勒正在讲授普遍历史和一神教之史前史的时候，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当时的人们立刻意识到，这些事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直到后世还将引起惊愕与崇敬。它们在发生的那一瞬间就已闪耀着神话的光芒，被解读为新时代诞生的原初场景。这些事件甫一发生，就在各地，包括遥远的耶拿被视为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典”：6月20日的“网球场誓言”（Ballhausschwur），第三等级的代表组建国民议会（Nationalversammlung），宣誓要为了新宪法的颁布而团结在一起[1] ；自由派的财政总监内克尔[2] 于7月11日遭到解职，这是反革命的第一枪；紧接着是7月14日的攻占巴士底狱（Bastille）；暴民私刑泛滥；第一批贵族被吊上路灯；国民卫队（Nationalgarde）的组建；7月17日国王第一次投降，他向国民卫队屈服，佩戴上了三色帽花[3] ；革命的风暴席卷法国全境，国家权力在各省崩溃，农民动乱、城市起义；让全国喘不过气来的“大恐慌”[4] ；贵族开始流亡。旧日法国的“荣光”纷纷踏上逃亡都灵的路，走在这浩浩荡荡近千人队伍最前头的是国王的两个兄弟；8月3日至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国民议会沉醉于自身的勇气，用无数激情洋溢的政令将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的古老封建体制击个粉碎；《人权与公民权宣言》（Erklärung der Menschen-und Bürgerrechte）于8月26日的盛大宣布[5] ；10月5日巴黎第二次大起义：请愿的市场女贩迫使国王和国民议会从凡尔赛宫迁往巴黎市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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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场革命，在法国及其周边国家仿佛一夜间出现了一种对政治的新理解。政治原本只是宫廷的特权，现在却可被理解成一件能被人们时刻记在心上的运动。对这场政治大爆炸所造成的重大转折，人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先前向宗教提出的意义之问，从现在开始就提给了政治；这是一种世俗化的推动，将所谓“终极之问”变成了社会政治问题：作为政治解答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并不否认其宗教来源。罗伯斯庇尔将来会上演一场政治理性的宗教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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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历史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是命运，它像是瘟疫或自然灾害，就这样给个人降下灭顶之灾。只有到了1789年，种种事件方才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大体上理解了历史进程的感觉；而与政治化相伴而生的则是加速化。横扫欧洲的革命军队不仅给传统的内阁与雇佣军战争画上了句号；除此之外，作为全副武装的民族之化身的人民军队更意味着，历史从现在起也可以征募小人物来共同干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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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懂得如何将历史时刻的激情用于他的讲座，但他却避免直接谈及当时的政治事件，即使是在信件中也只有寥寥几句隐射的话。有一次，他在给夏洛蒂和卡洛琳娜的信中讲了几桩从一个巴黎游客那儿听来的逸事。“你们可以借此在宫中行好运”（1789年10月30日），他这样评论道。席勒描述了国王在列队前来的国民卫队面前是如何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三色徽章想要回应革命军队的掌声，却发现腾不开手，只好把徽章塞进嘴里，戴上帽子，最终得以轻松地用力鼓起掌来。或是另外一幕：当请愿的巴黎妇女到达凡尔赛宫时，廷臣们是如何惊慌失措，以至于忘了国王的御膳，最后只能给饥肠辘辘的国王端上一小杯酸葡萄酒和一块黑面包。夏洛蒂听到的故事更加可怕：人们传说有几个巴黎的女商贩“聚集在一个禁卫军士兵的尸体周围，剜出了他的心脏，用酒杯接了他的血狂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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