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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人性自由不仅意味着受理性之引导，还意味着强有力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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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场合，席勒暂时还倾向于只是间接地谈论革命，因为他不信任下得太快的结论。他清楚，自己对革命事件还了解得太少。像维兰德那样仿佛了解革命的真正秘密似地立刻给出他的判断，让席勒觉得很可笑。他讨厌这类迫不及待的断言以及以通晓内情自居的嘴脸。歌德也和他一样，充满厌恶地评论说，革命一下子把守规矩的人都变成了“好谈政治的家伙”。在巴士底狱被攻占后的那几天，歌德给他的第二首《罗马哀歌》添上了这样几行诗：“还有别的人也给我三五成群走开吧，/你们几乎经常令我大失所望。/各种无聊的政治见解翻来覆去，/在整个欧洲狂热地缠住这个流浪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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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伟大历史事件的同时代人乃至见证者，究竟意味着什么？当这些历史事件触及个人时，究竟会发生些什么，又应该发生些什么？难道人们不是该先改变自身，才能配得上这些大事？难道人们不是得先褪去自己日常的一面？之所以会有那么多愚蠢的论断，难道不正是因为人们仅仅穿着“宽松的家居服”就去接近崇高之物，不再能正确地区分公共与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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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席勒在1788年11月收到朋友沃尔措根从巴黎给他写的信时，就已经在问自己了。他在1788年11月27日给卡洛琳娜的一封信中对这些纷繁杂乱的信件评论说，人们首先得把内心提升到宏伟对象的高度。谁要是做不到，就请让出历史的位置。他不是为此而生的。不是人人都能出现在伟大的地方，与大事相伴。“谁对宏伟的人类世界有意识又有兴趣，就必须忍受这宽广而伟大的元素；与之相反，我们的市民生活与政治处境是多么狭小与可怜！……人类要是能齐心协力发挥作用，就会始终是一种伟大的存在……但我是个安静的小人物，从我的榛子壳中观察宏大的政治社会，差不多就和一条在人身上蠕动的小毛虫看人一样。我对这一浪接着一浪的宽广的人之海洋有着无穷的尊敬，但我在自己的榛子壳中倒也觉得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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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明白自己的视角受限，一刻都没有忘记他不曾一个猛子扎入“人之海洋”，而是坐在干爽的地方，也就是“施拉姆之家”里的书房；他也没有忘记，自己只能设想，却不能直接体会同心协力发挥作用的人这个“伟大的存在”。因此他很谨慎，避免态度强烈的争辩和观点层出不穷的无休止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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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这几个月中还有另外一件事让他的内心更加牵挂：席勒与夏洛蒂在1789年8月订婚、1790年2月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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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8年他们于鲁多尔施塔特共同度过的那个长长的夏天之后，卡洛琳娜、夏洛蒂和席勒之间的书信就连续不断。他们互相事无巨细地诉说当天发生的新鲜事，席勒更在这些信中试验自己正在创作的作品里的想法和表达。他允许她们一窥自己的工坊：“历史全然不过是我想象力的库房，历史对象必须接受它们在我手中变成的模样。”（1788年12月10日）席勒从未在别处如此清晰地表达过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自我认识。与夏洛蒂和卡洛琳娜的交往刺激着他的想象力，鼓动他产生更大胆的念头。有一回，他像玩儿似的轻轻松松就勾勒出一种天才的自然哲学的轮廓：“我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感觉到，我们的灵魂面对所有造物的世界是多么自由——毕竟它能给自己的很少很少，全是从灵魂那里获得一切。”（1789年9月10日）如果我们不曾把我们的情感借给自然，自然不过就是“其现象的永恒单调”以及“对自身的永恒模仿”。他写道，自然就像太阳的火球，曾被不同的人观察过“千百万次”，但在这无数视角的焦点中，它却始终未曾变化。“它当然可以休憩，因为人类的精神正在替它活动——我们周围的一切就是这般死寂，活着的没有他物，只有我们的灵魂。”但“自然固守的千篇一律”又是多么令人舒适。我们迷惘地四下游荡，总是有迷失自我的危险；我们回归自然，而自然则让我们回想起我们先前置于其中的情感。我们把善变的自我放在自然之中保存，而在我们即将迷失的那个瞬间，又从自然那里仁慈地重获自我。“我们这些不得不节俭地将过去的欢乐也一并划入个人私产的人类，如果不能将这些易逝的财富安置在这位恒久不变的友人那里，将会多么不幸！我们整个人格都得感谢自然，因为如果它明天换了个模样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在其中就再找不到昨天的自我。”（178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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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作中，席勒方意识到，自己刚刚的想法有多了不得：“对你们的回忆把我引向一切，因为一切又让我回想起你们。而且，我还从来没能这般自由而大胆地在思想的世界中徜徉，因为我的灵魂有了它的私产，再也没有迷失自身的危险。我知道去哪儿能再找回我自己。”（1789年9月10日）可惜的是，席勒并没有继续发展他关于作为保险柜的自然与重寻自我的理念。但爱情不懂节俭，它挥霍着、浪费着，因此有些书信中的遐想才能躲过会计式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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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娜同样在信中表现得很有想法，既有理论思考又有反思，而夏洛蒂则练习着形容自然给她留下的印象。无论是夏洛蒂还是卡洛琳娜，二人都很爱描述聊天、见面、剧院演出、散步郊游，偶尔还有社会上的八卦，时不时地再次保证是多么想念席勒；他们陶醉在上个夏天的回忆之中，互相发誓与对方是多么亲近，又与现在周围的人们有多么陌生。席勒写道：“我就像个流落在异乡海岸的人，不懂得这个国家的语言。”（1789年7月24日）而夏洛蒂立刻回信说：“我在这些家伙中间总是浑身不自在，觉得自己是这样孤单，就像身处一座荒岛；我的心和他们没有共同语言。”（1789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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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二人还没有给相互间真正的心事找到清晰的语言。尽管席勒自当上教授之后就下了决心要追求洛蒂，却还没有勇气向她吐露心迹。而洛蒂自然也有些动情，却同样没有勇气坦承。席勒之所以踟蹰，也是由于他明白二人间的等级差距，又已经很了解夏洛蒂的母亲，知道她很在意给小女儿找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这种种阻挠能被克服吗？席勒在信心与担忧之间摇摆不定。他也不确定洛蒂的情绪，不知那是爱还是友谊，更不知道如果他向她表白爱意，会不会毁了这段友情。至少席勒之后是这样向他的新娘解释自己长久的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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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夏天，他两次尝试向夏洛蒂表明心意。他6月去鲁多尔施塔特待了几天，谈了很多，却在关键问题上沉默不语。而当两姐妹于7月10日到耶拿短暂探访他时，也是一样。在这之后，他写信给洛蒂：“我从来不曾想要向您倾诉如此之多，但也从来不曾比当时说得更少。有些话我不得不藏在心头，这使我沮丧，即便是见到您也不能让我开心。”（1789年7月24日）可席勒非但没有把不敢亲口说出的话写到信里，反而引用了他从《唐·卡洛斯》中删去的两行诗：“糟糕……灵魂需得化作声响，/才能出现在灵魂之前。”他再一次以意味深长的方式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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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月2日，在两姐妹度假休养的劳赫施泰特（Lauchstädt），终于迎来了解脱般的倾诉衷肠。可是这一回席勒依旧不是和夏洛蒂，而是和卡洛琳娜坦陈了内心的想法。她其实也很希望听到席勒对自己的表白，却不得不替这个担心害怕的男人鼓起向自己妹妹求婚的勇气。卡洛琳娜暗示席勒，洛蒂也爱着他，并且愿意与他白头偕老，但还是得谨慎行事，首先做好母亲的工作。暂时不能把意图告诉母亲，席勒得先改善他的职业前景，人们或许可以替他在魏玛公爵那儿谋一份更丰厚的俸禄，或是在科堡王太子那里安排一个宫廷顾问的职位。卡洛琳娜想得非常实际，而8月2日的倾诉谈的也不单是爱情，还有这些实际问题。直到离开劳赫施泰特时，席勒也没有和洛蒂谈起这一切。但他现在知道，自己可以向她表白而不会被她拒绝。于是他第二天便提笔给她写信：“这是真的吗，最亲爱的洛蒂？我能希冀卡洛琳娜读懂了您的灵魂，从您的内心回答了我不敢承认的问题？”（1789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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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正在前往莱比锡的路上，他会在那里遇见朋友科尔纳。到目前为止，他还对科尔纳只字未提；而当席勒现在向他坦承一切的时候，科尔纳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半年之前席勒还给他写信说：“你要是能在一年之内给我找个身价12000塔勒的女人……就让耶拿大学舔我的屁股去吧。”（1789年3月9日）而在5月28日，当席勒已决意要向洛蒂求婚时，他还在科尔纳这儿问：“另外，你要是知道一门优渥的亲事，一定要给我写信。”两位朋友间的不和将会持续到1790年席勒大婚后的一段时间。在科尔纳看来，这是对信任的背叛，而他肯定也有些嫉妒：他太想要独占这位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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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件事上，席勒却没什么负罪感，因为他还没有忘记1788年初科尔纳是怎么劝他不要结婚，即便他已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此事上的灵魂的苦楚。席勒当时曾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必须得有个人在身边，一个属于我的人，一个我能够且必须使之幸福的人，我的存在能因为她的存在焕然一新。你不知道，我的精神是多么荒芜，我的头脑是多么昏暗——而这一切……全是因为我的情感在内心过于操劳。如果我不能在自己的存在中织入希望……我就算完了。”（1788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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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纳没有或者不愿听懂席勒求救的呼声，因此席勒干巴巴地宣布：如果他再在信中写到结婚的事，“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们了解我所做的决定”（致胡博，1788年1月20日）。于是他就这样做了。直到1789年8月，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席勒才把实情告诉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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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面前的保密工作渐渐松懈了；又因为席勒的职业处境眼见一时半会儿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善，也就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再保守订婚的秘密。1789年12月15日，夏洛蒂和卡洛琳娜向母亲坦白了这个秘密，而席勒则在三天之后给封·伦格费尔德夫人写了一封信，正式请求她将女儿许配给自己。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终于同意了，但也少不了担忧地追问：“请您原谅一位母亲的关心与义务：不是非要光彩夺目的幸福，但除了您温柔的爱情之外，您还能给小洛洛一份足够温饱的收入吗？”（178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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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能告诉她母亲的收入前景，暂时还很有限：公爵承诺给他200塔勒的薪俸；作为教授的他能期待从学生那儿收入一些听课费；此外还有隐约的希望：美因茨的助理主教卡尔·封·达尔贝格[17] ，也就是曼海姆剧院总监的兄弟，或许能在美因茨给席勒一份报酬颇丰的教授岗位。这年年底，他还和葛勋签下了一份为《女士历史日历》（Historischer Kalender für Damen ）供稿的合同。合同约定的稿酬有400塔勒，这可是相当高的数字；与之相比，歌德的八卷版文集才收到1000塔勒。在之后的三年，从这篇稿子中将会诞生席勒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历史著作：《三十年战争史》（Die 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18] 。席勒之所以接受了这项任务，起初并不是因为主题，而是因为丰厚的稿酬，刚结婚的他很需要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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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2月22日，婚礼在耶拿城门外的小耶拿（Wenigenjena）乡村教堂中悄无声息地举行，到场的只有作为证婚人的卡洛琳娜和姐妹俩的母亲。学生们若是来贺喜，恐怕既吵闹又混乱，一家人对此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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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伦格费尔德夫人给新婚夫妇赠送了衣物、餐具、家具；但他们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而是在“施拉姆之家”多租了几间房。洛蒂请了一位女佣，而席勒则雇了个跟班。施拉姆姐妹继续为他们提供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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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席勒曾用陶醉的词语这样描述过家庭生活的理想场景：“不间断地温柔练习着几个人的欢愉，它为生命创造了多么美丽的基础和底色，对一个始终在动脑劳心的人而言，是多么治愈，又是多么不可或缺。”（致胡博，1788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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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前不久的平静只有两次被打破。席勒在他多年的女友夏洛蒂·封·卡尔普面前隐瞒了他与洛蒂订婚的事，甚至在她于1789年9月底告诉席勒，她希望能在赫尔德的帮助下实现离婚的时候，席勒依旧对她三缄其口。她甚至暗示，在离婚后就可以与席勒结为连理；最迟在这个当口，席勒本应该告诉她自己的婚约。夏洛蒂·封·卡尔普有所察觉。1789年12月底，在魏玛的一次宫廷宴会上，她让洛蒂极为难堪。她用很不文明的词语咒骂不在场的席勒，连公爵过来干涉时也不停止。直到2月8日，也就是婚礼两周之前，席勒才给曾经的女友写了封信。两天之后，两位夏洛蒂就再次在魏玛撞了个照面。又是令人难堪的一幕。夏洛蒂·封·卡尔普本来就因为戏很多而为人所知，名声又不好，这一次就“像是个发了疯的人，一阵爆发之后如此筋疲力尽，整个人仿佛全毁了……她坐在我们当中，就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幽灵……”[19] 这是洛蒂的描述，毫不遮掩胜利者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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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蒂当然也有理由把这个性情激烈的女人视为威胁。夏洛蒂·封·卡尔普退让了，有一段时间避免与席勒有任何联系。她要求他退回她的书信，也把他寄来的尽数销毁。40年之后，已经双目失明、一贫如洗的夏洛蒂·封·卡尔普这样总结她的爱情经历：“人们想要和一个人、一个存在共同生活：这是最大的谬误。”她熬过了这段失意，爱上了让·保尔，还将为荷尔德林燃起爱意。她也还会再次接近席勒，甚至成功地与他结下一段不那么紧张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席勒去世。回顾往事，她把自己叫作“一个忠诚的德意志女性”，从没有停止“去爱席勒”。[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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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幸福”的第一年里，席勒忙个不停，几乎是狂热地一心扑在工作上。他给自己添了太多重担。每天都要上课，但他还没有现成的课程资源；他必须现学现卖，把自己刚刚学会或读到的内容教给学生；他必须监督《历史回忆录全集》的出版工作，为之撰写长篇导读。但最主要的还是写作那本关于三十年战争的书。这项工作越来越花时间。即便他对材料的研习不像当年写《尼德兰独立史》时那样细致，还是得通读大量文献。春天来了，又到了郊游与花园宴会的时节。可席勒却枯坐家中，面前的书堆得像山一样高。而洛蒂和正在耶拿小住的卡洛琳娜，只能自己约着出游玩乐。起初，《三十年战争史》应该是一本简短的通俗读物，专为女性读者所作，因此写起来应当不费什么劲儿。然而事与愿违。作品在席勒手中不断生长，因为这一话题越来越强烈地吸引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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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1786年春天第一次研究了三十年战争。在读完一部法语的相关著作以后，席勒给科尔纳写道：“民族苦难最深重的时期竟恰是人类力量最光辉的时期！从这个黑夜里走出多少伟人！”（178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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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了几周之后，席勒就开始动笔写作。在1790年酷夏的某些天里，他要在手稿上花15个小时。“运气不错”，他对一位访客说，因为他问席勒为什么晚上很少能在屋外看见他。这正是他两年前在写作《尼德兰独立史》时已经体验过一次的幸运。当时，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历史是我能够运用自己全部力量的领域。”（1788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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