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67279
1705567280
[39] 埃赫那吞（Echnaton，或作Akhenaten），原名阿蒙霍特普四世（Amenhotep Ⅳ），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试图树立独尊太阳神阿顿（Aton）的一神论新宗教，以取代古埃及其他神明，但宗教改革未获成功，反而导致其国内的动荡。
1705567281
1705567282
[40] 扬·阿斯曼（1938-），德国埃及学专家、文化史学家，在从事古埃及研究之外，也探讨“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与“文化记忆”（Kulturelles Gedächtnis）等主题。
1705567283
1705567284
[41]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856～1939），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开创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e）这一学科，深入探究人的潜意识（Unterbewusstsein）、无意识（Unbewusstsein）与“本我”（Das Es）。曾提出人类心理所共有的“弑父娶母”这一“俄狄浦斯情结”（Ödipus-Komplex），认为人的行为均是由欲望驱动。著有《梦的解析》（Traumdeutung ，1900）、《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 ，1913）等名著。弗洛伊德的最后一部著作《摩西其人及一神教》（Der Mann Moses und die monotheistische Religion ，1939）作于其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书中认为摩西不是犹太人而是埃及人，生活在埃赫那吞统治时期，将全新的太阳神“阿顿”教传授给了世代在埃及为奴的闪米特族。
1705567285
1705567286
[42] MA Ⅳ，S. 790.
1705567287
1705567288
[43] MA Ⅳ，S. 803f.
1705567289
1705567290
[44] MA Ⅰ，S. 168.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43页。
1705567291
1705567292
[45] MA Ⅰ，S. 224. 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72页，有改动。
1705567293
1705567294
1705567295
1705567296
1705567298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六章
1705567299
1705567300
作为当代神话的革命——席勒的谨慎——“不知晚到的理性是否还能找到早来的自由？”——人之海洋上的榛子壳中——人民之春和爱情之春——订婚——结婚——太过丰富的理念——嫉妒的夏洛蒂·封·卡尔普——《三十年战争》有多现实？——席勒：德意志的普鲁塔克——高昂情感——病骨支离——将死——新生
1705567301
1705567302
1789年夏天，当席勒正在讲授普遍历史和一神教之史前史的时候，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当时的人们立刻意识到，这些事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直到后世还将引起惊愕与崇敬。它们在发生的那一瞬间就已闪耀着神话的光芒，被解读为新时代诞生的原初场景。这些事件甫一发生，就在各地，包括遥远的耶拿被视为值得大书特书的“经典”：6月20日的“网球场誓言”（Ballhausschwur），第三等级的代表组建国民议会（Nationalversammlung），宣誓要为了新宪法的颁布而团结在一起[1] ；自由派的财政总监内克尔[2] 于7月11日遭到解职，这是反革命的第一枪；紧接着是7月14日的攻占巴士底狱（Bastille）；暴民私刑泛滥；第一批贵族被吊上路灯；国民卫队（Nationalgarde）的组建；7月17日国王第一次投降，他向国民卫队屈服，佩戴上了三色帽花[3] ；革命的风暴席卷法国全境，国家权力在各省崩溃，农民动乱、城市起义；让全国喘不过气来的“大恐慌”[4] ；贵族开始流亡。旧日法国的“荣光”纷纷踏上逃亡都灵的路，走在这浩浩荡荡近千人队伍最前头的是国王的两个兄弟；8月3日至4日那个值得纪念的夜晚，国民议会沉醉于自身的勇气，用无数激情洋溢的政令将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的古老封建体制击个粉碎；《人权与公民权宣言》（Erklärung der Menschen-und Bürgerrechte）于8月26日的盛大宣布[5] ；10月5日巴黎第二次大起义：请愿的市场女贩迫使国王和国民议会从凡尔赛宫迁往巴黎市内。[6]
1705567303
1705567304
伴随着这场革命，在法国及其周边国家仿佛一夜间出现了一种对政治的新理解。政治原本只是宫廷的特权，现在却可被理解成一件能被人们时刻记在心上的运动。对这场政治大爆炸所造成的重大转折，人们必须有清晰的认识。先前向宗教提出的意义之问，从现在开始就提给了政治；这是一种世俗化的推动，将所谓“终极之问”变成了社会政治问题：作为政治解答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并不否认其宗教来源。罗伯斯庇尔将来会上演一场政治理性的宗教礼拜。
1705567305
1705567306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历史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就是命运，它像是瘟疫或自然灾害，就这样给个人降下灭顶之灾。只有到了1789年，种种事件方才让当时的人们产生了一种大体上理解了历史进程的感觉；而与政治化相伴而生的则是加速化。横扫欧洲的革命军队不仅给传统的内阁与雇佣军战争画上了句号；除此之外，作为全副武装的民族之化身的人民军队更意味着，历史从现在起也可以征募小人物来共同干一番事业。
1705567307
1705567308
席勒懂得如何将历史时刻的激情用于他的讲座，但他却避免直接谈及当时的政治事件，即使是在信件中也只有寥寥几句隐射的话。有一次，他在给夏洛蒂和卡洛琳娜的信中讲了几桩从一个巴黎游客那儿听来的逸事。“你们可以借此在宫中行好运”（1789年10月30日），他这样评论道。席勒描述了国王在列队前来的国民卫队面前是如何一手拿着帽子一手拿着三色徽章想要回应革命军队的掌声，却发现腾不开手，只好把徽章塞进嘴里，戴上帽子，最终得以轻松地用力鼓起掌来。或是另外一幕：当请愿的巴黎妇女到达凡尔赛宫时，廷臣们是如何惊慌失措，以至于忘了国王的御膳，最后只能给饥肠辘辘的国王端上一小杯酸葡萄酒和一块黑面包。夏洛蒂听到的故事更加可怕：人们传说有几个巴黎的女商贩“聚集在一个禁卫军士兵的尸体周围，剜出了他的心脏，用酒杯接了他的血狂饮”。[7]
1705567309
1705567310
席勒详细地追踪着历史的发展。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每一份报道巴黎事件的报纸；他现在的心情还没有像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后那样；到那时，他会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十四天来我无法再读法文报纸，我讨厌这些卑鄙的刽子手。”（1793年2月8日）
1705567311
1705567312
席勒耐心等待着。他不像赫尔德、福斯特[8] 、维兰德、克洛卜施托克等人那样，头脑一热就公开地为革命拍手叫好；他不像克洛卜施托克，克洛卜施托克为法国自由写了一首颂歌：“高卢为自己/戴上了公民的桂冠，前无古人”[9] ；他也不像毕尔格[10] ，毕尔格给封建秩序的灭亡写了一首叙事谣曲。他也不像荷尔德林、谢林或者黑格尔那样，在图宾根涅卡（Neckar）河畔的草地上种下自由之树。他自然心怀同情地关注着革命的最初几步，例如“网球场誓言”、米拉波伯爵[11] 极富激情的演说、封建体制的取消以及人权宣言；席勒意识到，波萨侯爵的若干梦想已在此实现，因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心情振奋。将来，卡洛琳娜会把革命的最初几个星期比作订婚时那种扬帆起航的心情。她说，人们同时经历了爱的春天与人民的春天。
1705567313
1705567314
然而——席勒依旧保持着谨慎。法国大地发生了强震，先前存在的一切尽数倒塌，但现在却必须有个定论，看看启蒙思想是否已强大到足以掌控那像原始的自然之力一样决堤迸涌的自由。席勒之所以缄口不语，不是因为缺乏关心，而是因为他正屏着呼吸，看着眼前不可思议的进程；理性与自由之后的命运，就全由这些事件决定了。
1705567315
1705567316
在这个紧张期待的瞬间，也就是1789年11月，席勒为自己主编的《历史回忆录全集》撰写了一篇关于中世纪与近代早期的导读。他一开始很抗拒这项从别人手里接过来的任务，闷闷不乐地提笔开写，却忽然一下有了灵感，叫他自己也十分惊讶。他一口气写成这篇文章，兴奋的情绪还未消退，就向卡洛琳娜汇报：“我还没有完成过有这等价值的作品……我从来没有把如此多的思想内容与这样出色的形式结合起来，从来没有通过想象力如此美妙地助了理智一臂之力……我从来没有这样生动地意识到，现在的整个德意志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写出我刚刚写下的文章。”（1789年11月3日）
1705567317
1705567318
这种成功的幸福感源于席勒相信，自己对“哪些中世纪的前提条件促使了宗教改革的成功”这一问题有了激动人心的想法，可以借此更好地理解当前革命的困境。根据席勒的想法，中世纪一方面存在着有机活力之发展的不同时性，这种种活力以想象力、热情、牺牲精神和自由意志等形式表达自身；而另一方面则有理性与启蒙的力量。在席勒看来，十字军东征让整个欧洲的精英动身参加了一场热情的冒险，这正是文明无穷的活力的证明；但这种活力却没有理性的引导，缺乏启蒙的照亮。因此之后的世纪就会面临如下困难：是否能够长久保留这种自由的活力，直到发展得更为缓慢的启蒙能够接纳它为止。席勒认为，这一点决定一切：“不知晚到的理性是否还能找到早来的自由？”[12]
1705567319
1705567320
这句表达，席勒用起来就像在运用一段历史法则。它关涉的是不同时性的问题：一方面是基本的活力（席勒在这个语境下称其为“自由”）；另一方面则是理性。在二者发展的不同时性中蕴藏着风险：基本的力量没有经过理性的教诲，可能在混乱中消亡；或是发展成熟的理性姗姗来迟，只能发现一段已释放完其全部力量的生命。这将会是颓废的时代。而在席勒看来，宗教改革恰恰是幸运事件，因为启蒙了的头脑还能找到强健的心灵，而思维方式的革命打动了有力而坚韧的族群。曾在十字军东征的迷信冒险中消耗殆尽的力量，在宗教改革启迪头脑之时依旧活着，因此可以为一个基督徒的全新自由而斗争。生命保留了它激情的力量，能在之后的战斗中将之投入理性这一边。而宗教改革是理性的胜利，这在席勒看来则是不言自明的；但胜利的是一种与强烈情感结盟的理性，这些情感比任何理性都更加深刻。席勒正是因此才会对这段历史产生兴趣。
1705567321
1705567322
两年之后，在《为尼特哈默尔编写的维托所著之〈马耳他骑士团史〉而作的前言》（Vorrede zu Niethammers Bearbeitung der Geschichte des Malteserordens von Vertot ）[13] 一文中，席勒再次借机回顾了关于理性与活力不同时性的想法；而这一次则与他眼前上演的这部世界历史大戏有着更清晰的联系。“中世纪的英雄们为了一个被他们错当成智慧的空想——正因其对他们而言是智慧——而献出了鲜血、生命和财产；尽管他们的理性所受的教导相当糟糕，但他们对其最高法则的服从则充满英雄气概——而作为他们更臻完善的子孙，我们是否能夸耀自己为了我们的智慧所做的大胆投入，有他们为他们的愚昧投入的一半多？”[14]
1705567323
1705567324
在这篇文章中，席勒也同样没有明确地谈到法国大革命，但他探索革命前景的疑问却与之前完全相同：“不知晚到的理性是否还能找到早来的自由？”
1705567325
1705567326
更进一步说，“早来的自由”意味着服务于不自私的目标的坚强意志与坚强信仰，即便这些目标与迷信相关联；意味着以人性的质料塑造的强有力性格，这样“晚到的理性”才能从中搞出些名堂。
1705567327
1705567328
一段时间之后，席勒将会得出结论：在革命中登上历史舞台的“晚到的理性”，不再或还没有发现自由而强有力的人类。在那封1793年7月13日致奥古斯腾堡公爵[15] 的著名信件中，席勒写道：“当时恰逢最有利的时刻，但这一时刻却只发现了一个配不上它的衰败世代”；这“不容置疑”地证明，“人类还离不开监护人式的权力……一个离人性自由都还差得如此之远的人，还没有成熟到可拥有公民自由”。
[
上一页 ]
[ :1.70556727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