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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们二人还没有给相互间真正的心事找到清晰的语言。尽管席勒自当上教授之后就下了决心要追求洛蒂，却还没有勇气向她吐露心迹。而洛蒂自然也有些动情，却同样没有勇气坦承。席勒之所以踟蹰，也是由于他明白二人间的等级差距，又已经很了解夏洛蒂的母亲，知道她很在意给小女儿找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这种种阻挠能被克服吗？席勒在信心与担忧之间摇摆不定。他也不确定洛蒂的情绪，不知那是爱还是友谊，更不知道如果他向她表白爱意，会不会毁了这段友情。至少席勒之后是这样向他的新娘解释自己长久的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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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夏天，他两次尝试向夏洛蒂表明心意。他6月去鲁多尔施塔特待了几天，谈了很多，却在关键问题上沉默不语。而当两姐妹于7月10日到耶拿短暂探访他时，也是一样。在这之后，他写信给洛蒂：“我从来不曾想要向您倾诉如此之多，但也从来不曾比当时说得更少。有些话我不得不藏在心头，这使我沮丧，即便是见到您也不能让我开心。”（1789年7月24日）可席勒非但没有把不敢亲口说出的话写到信里，反而引用了他从《唐·卡洛斯》中删去的两行诗：“糟糕……灵魂需得化作声响，/才能出现在灵魂之前。”他再一次以意味深长的方式沉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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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月2日，在两姐妹度假休养的劳赫施泰特（Lauchstädt），终于迎来了解脱般的倾诉衷肠。可是这一回席勒依旧不是和夏洛蒂，而是和卡洛琳娜坦陈了内心的想法。她其实也很希望听到席勒对自己的表白，却不得不替这个担心害怕的男人鼓起向自己妹妹求婚的勇气。卡洛琳娜暗示席勒，洛蒂也爱着他，并且愿意与他白头偕老，但还是得谨慎行事，首先做好母亲的工作。暂时不能把意图告诉母亲，席勒得先改善他的职业前景，人们或许可以替他在魏玛公爵那儿谋一份更丰厚的俸禄，或是在科堡王太子那里安排一个宫廷顾问的职位。卡洛琳娜想得非常实际，而8月2日的倾诉谈的也不单是爱情，还有这些实际问题。直到离开劳赫施泰特时，席勒也没有和洛蒂谈起这一切。但他现在知道，自己可以向她表白而不会被她拒绝。于是他第二天便提笔给她写信：“这是真的吗，最亲爱的洛蒂？我能希冀卡洛琳娜读懂了您的灵魂，从您的内心回答了我不敢承认的问题？”（1789年8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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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正在前往莱比锡的路上，他会在那里遇见朋友科尔纳。到目前为止，他还对科尔纳只字未提；而当席勒现在向他坦承一切的时候，科尔纳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半年之前席勒还给他写信说：“你要是能在一年之内给我找个身价12000塔勒的女人……就让耶拿大学舔我的屁股去吧。”（1789年3月9日）而在5月28日，当席勒已决意要向洛蒂求婚时，他还在科尔纳这儿问：“另外，你要是知道一门优渥的亲事，一定要给我写信。”两位朋友间的不和将会持续到1790年席勒大婚后的一段时间。在科尔纳看来，这是对信任的背叛，而他肯定也有些嫉妒：他太想要独占这位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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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件事上，席勒却没什么负罪感，因为他还没有忘记1788年初科尔纳是怎么劝他不要结婚，即便他已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在此事上的灵魂的苦楚。席勒当时曾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必须得有个人在身边，一个属于我的人，一个我能够且必须使之幸福的人，我的存在能因为她的存在焕然一新。你不知道，我的精神是多么荒芜，我的头脑是多么昏暗——而这一切……全是因为我的情感在内心过于操劳。如果我不能在自己的存在中织入希望……我就算完了。”（1788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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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纳没有或者不愿听懂席勒求救的呼声，因此席勒干巴巴地宣布：如果他再在信中写到结婚的事，“我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你们了解我所做的决定”（致胡博，1788年1月20日）。于是他就这样做了。直到1789年8月，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席勒才把实情告诉他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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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面前的保密工作渐渐松懈了；又因为席勒的职业处境眼见一时半会儿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善，也就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再保守订婚的秘密。1789年12月15日，夏洛蒂和卡洛琳娜向母亲坦白了这个秘密，而席勒则在三天之后给封·伦格费尔德夫人写了一封信，正式请求她将女儿许配给自己。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终于同意了，但也少不了担忧地追问：“请您原谅一位母亲的关心与义务：不是非要光彩夺目的幸福，但除了您温柔的爱情之外，您还能给小洛洛一份足够温饱的收入吗？”（178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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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能告诉她母亲的收入前景，暂时还很有限：公爵承诺给他200塔勒的薪俸；作为教授的他能期待从学生那儿收入一些听课费；此外还有隐约的希望：美因茨的助理主教卡尔·封·达尔贝格[17] ，也就是曼海姆剧院总监的兄弟，或许能在美因茨给席勒一份报酬颇丰的教授岗位。这年年底，他还和葛勋签下了一份为《女士历史日历》（Historischer Kalender für Damen ）供稿的合同。合同约定的稿酬有400塔勒，这可是相当高的数字；与之相比，歌德的八卷版文集才收到1000塔勒。在之后的三年，从这篇稿子中将会诞生席勒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历史著作：《三十年战争史》（Die 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18] 。席勒之所以接受了这项任务，起初并不是因为主题，而是因为丰厚的稿酬，刚结婚的他很需要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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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2月22日，婚礼在耶拿城门外的小耶拿（Wenigenjena）乡村教堂中悄无声息地举行，到场的只有作为证婚人的卡洛琳娜和姐妹俩的母亲。学生们若是来贺喜，恐怕既吵闹又混乱，一家人对此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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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伦格费尔德夫人给新婚夫妇赠送了衣物、餐具、家具；但他们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而是在“施拉姆之家”多租了几间房。洛蒂请了一位女佣，而席勒则雇了个跟班。施拉姆姐妹继续为他们提供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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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席勒曾用陶醉的词语这样描述过家庭生活的理想场景：“不间断地温柔练习着几个人的欢愉，它为生命创造了多么美丽的基础和底色，对一个始终在动脑劳心的人而言，是多么治愈，又是多么不可或缺。”（致胡博，1788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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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前不久的平静只有两次被打破。席勒在他多年的女友夏洛蒂·封·卡尔普面前隐瞒了他与洛蒂订婚的事，甚至在她于1789年9月底告诉席勒，她希望能在赫尔德的帮助下实现离婚的时候，席勒依旧对她三缄其口。她甚至暗示，在离婚后就可以与席勒结为连理；最迟在这个当口，席勒本应该告诉她自己的婚约。夏洛蒂·封·卡尔普有所察觉。1789年12月底，在魏玛的一次宫廷宴会上，她让洛蒂极为难堪。她用很不文明的词语咒骂不在场的席勒，连公爵过来干涉时也不停止。直到2月8日，也就是婚礼两周之前，席勒才给曾经的女友写了封信。两天之后，两位夏洛蒂就再次在魏玛撞了个照面。又是令人难堪的一幕。夏洛蒂·封·卡尔普本来就因为戏很多而为人所知，名声又不好，这一次就“像是个发了疯的人，一阵爆发之后如此筋疲力尽，整个人仿佛全毁了……她坐在我们当中，就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幽灵……”[19] 这是洛蒂的描述，毫不遮掩胜利者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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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蒂当然也有理由把这个性情激烈的女人视为威胁。夏洛蒂·封·卡尔普退让了，有一段时间避免与席勒有任何联系。她要求他退回她的书信，也把他寄来的尽数销毁。40年之后，已经双目失明、一贫如洗的夏洛蒂·封·卡尔普这样总结她的爱情经历：“人们想要和一个人、一个存在共同生活：这是最大的谬误。”她熬过了这段失意，爱上了让·保尔，还将为荷尔德林燃起爱意。她也还会再次接近席勒，甚至成功地与他结下一段不那么紧张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席勒去世。回顾往事，她把自己叫作“一个忠诚的德意志女性”，从没有停止“去爱席勒”。[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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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幸福”的第一年里，席勒忙个不停，几乎是狂热地一心扑在工作上。他给自己添了太多重担。每天都要上课，但他还没有现成的课程资源；他必须现学现卖，把自己刚刚学会或读到的内容教给学生；他必须监督《历史回忆录全集》的出版工作，为之撰写长篇导读。但最主要的还是写作那本关于三十年战争的书。这项工作越来越花时间。即便他对材料的研习不像当年写《尼德兰独立史》时那样细致，还是得通读大量文献。春天来了，又到了郊游与花园宴会的时节。可席勒却枯坐家中，面前的书堆得像山一样高。而洛蒂和正在耶拿小住的卡洛琳娜，只能自己约着出游玩乐。起初，《三十年战争史》应该是一本简短的通俗读物，专为女性读者所作，因此写起来应当不费什么劲儿。然而事与愿违。作品在席勒手中不断生长，因为这一话题越来越强烈地吸引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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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1786年春天第一次研究了三十年战争。在读完一部法语的相关著作以后，席勒给科尔纳写道：“民族苦难最深重的时期竟恰是人类力量最光辉的时期！从这个黑夜里走出多少伟人！”（178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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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了几周之后，席勒就开始动笔写作。在1790年酷夏的某些天里，他要在手稿上花15个小时。“运气不错”，他对一位访客说，因为他问席勒为什么晚上很少能在屋外看见他。这正是他两年前在写作《尼德兰独立史》时已经体验过一次的幸运。当时，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历史是我能够运用自己全部力量的领域。”（1788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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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件事情碰巧凑到了一起：席勒在工作中再度感受到自己叙事的天才——他还在科尔纳面前骄傲地夸耀自己是“德意志的普鲁塔克”（1790年11月26日）——那些属于黑夜的英雄，华伦斯坦[21] 、曼斯菲尔德伯爵（Graf Mansfeld）[22] 、古斯塔夫·阿道夫[23] ，都让他屏息凝神，而那段逝去历史的现实意义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他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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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实意义，席勒很明确地表示，指引他把目光转向历史的不是“爱国”情怀，而是“世界历史”兴趣。他在1789年10月13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们新时代人的手中握有一种兴趣，不仅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不曾见识过的，也是爱国的兴趣远远及不上的。后者只是对不成熟的民族、对世界的青年时期来说才是重要的……为一个 民族写作，不过是一个可怜而渺小的理想；哲学精神完全不能忍受这种限制。他绝不能止步于这样一种如此多变、偶然且任意的人类组织形式，止步于这种断篇之前（即便是最重要的民族，不是断篇又是什么？）。只有当一个民族或其历史作为人类进步的条件对他而言意义重大时，他才会对此产生热情。如果一段历史……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能够与作为种属的人类相关联，那它就有了足够多的道具，能在哲学家手中变得有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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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三十年战争史》中突出了普遍历史兴趣的三个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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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场浩大的毁灭性战争同时也是现代欧洲国家联合的助产士。众多欧洲国家的彼此为敌、互相破坏，共同摧毁了他们相互间敌对行动的历史舞台；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便这样产生了。在这场大战之中——也作为这场战争的后果——欧洲“首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密切相连的国家性社会”。[24] 这一点再次验证：作为万物之父的战争，同样处于一种欧洲共同意识的开端。到了战争结束时，满目疮痍的欧洲将其学习的过程编纂总结，就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fälischer Frieden）。它订立了维护和平的规则，虽然不能阻止每一场战争，但保证了冲突规模有限，不会再度导致如此可怕的生灵涂炭的局面。至少在席勒开始写作的那个历史节点，情况依旧如此。再次使欧洲成为一片废墟的革命战争尚未打响。而当1792年战争真正开始时，席勒正写到作品的关键章节。他本来计划详细地赞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却再也没有将之付诸笔下。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在150年后轰然解体之时，席勒也不再有耐心去把最初构想的对这部和约的神化改写为对逝去之物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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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三十年战争”中，有一种全新的激情登上了政治舞台：“宗教热忱”。[25] 大众与政治的惯常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之前，大众对政治要么漠不关心，要么相当害怕；他们像面对某种自然力似的，对政治逆来顺受，通常是政治的对象或是牺牲品。但现在政治却成了大众心头牵挂的事，这是因为政治已成为宗教事务。尽管这对于王公贵族并不成立——对他们而言，宗教依旧是一种权力政治的工具；但对于人民来说却是如此。“很少有人会自愿为国家和诸侯的利益而战，而若是为了宗教，则商人、艺术家和农民均会乐意拿起武器。为国家和诸侯，人们就连极少的一点儿捐税都不愿出，而为了宗教，人们甘愿献出财富和鲜血乃至放弃尘世间的所有希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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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宗教热忱，现代大众的政治得以实现；而随着法国大革命及其在德国激发的热潮，这种政治化也达到了一个全新阶段。席勒看到了17世纪的宗教热情与眼前刚刚苏醒的民主热情之间的关联。一开始是宗教转化为政治，而现在则是政治转化为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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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席勒并没有十足的信心认同这种发展。毫无疑问，热情是一股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可以激发不只会小心翼翼地算计着自保利益的强有力的个体。热情让人敢于牺牲，让人意识到“生命不是人生最高的财富”[27] ；但如果没有理性的指引，热情也会堕落成盲目的狂热。解放的民主热情也是一样：在这里，席勒同样观察到了向着狂热的堕落。理性被夺权之后，解放的热情就成了盲目的狂人；而当解放的冲动只向外在而不向内心发挥作用时，理性就被剥夺了权力。在席勒看来，打着自由旗号的狂热分子，是个内心不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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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三十年战争”的“黑夜中”涌现出了不少伟人。席勒将之理解为一段教诲。指明未来的就是华伦斯坦如彗星般的大起大落：他从一个波希米亚的伯爵一跃而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掌权者，摆布皇帝、羞辱帝国王公，凭空就召唤出西方世界有史以来所见过的最庞大的军队。正当性的系统性危机，就是一无所有之人平步青云的好时机。当历史的土地被耕种过后，人们就必须想到，其中会生长出人类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可怕作物。历史的黑夜将诞下庞然大物。当席勒写到关于华伦斯坦的段落时，他预感到在革命的法国也将会诞生这种现代的怪物。当他在五年之后着手创作《华伦斯坦》三部曲时，正值拿破仑开始扶摇直上；而他搁笔时，拿破仑已大权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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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9月，席勒写完了《三十年战争史》的头两卷（最终一共是五卷），感觉像完成了一桩大事。他在1790年11月26日给科尔纳的信里写道：“要是我认真起来，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说我成不了德国首屈一指的历史作家。”而他已经是第一了。同样颇负盛名的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封·穆勒（Johannes von Müller）[28] 也在技高一筹的席勒面前甘拜下风，在一篇书评中将他与修昔底德相提并论。穆勒写道，席勒所描写的历史不是写给女士们，而是写给整个民族，并且将激情与客观结合到一起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穆勒认为，席勒的文风值得赞叹，短时间内不会再出现一个在文学地位上与他旗鼓相当的历史作家。穆勒说对了。单就叙事的文学光芒而言，至今还无人可赶得上史家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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