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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销路极好，短短几周就卖出了近7000册，葛勋不得不赶忙加印。在重印数版之后，这本书能在每一户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家中找到。这是席勒第一本成为德国家庭读物的作品。当席勒的父亲从施瓦本给他来信，说斯图加特人都在读《三十年战争史》时，席勒带着心满意足的骄傲回答说：“之所以在历史学科上的名声对我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全是因为公爵。最终也得让他听见，我在国外可没给他丢脸。”（1790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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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就这样怀着高昂的情绪，轻松愉快地在年底前往埃尔福特（Erfurt）拜会卡尔·封·达尔贝格——美因茨的助理主教，也是美因茨选帝侯内定的继承者。他给席勒展示了若干颇具诱惑力的职业前景。席勒被人领着依次介绍给了埃尔福特的上流社会成员，更在一场盛大的会议中作为历史学家被接纳进入了“选帝侯实用知识科学院”（Kurfürstliche Akadamie nützlicher Wissenschaft）。然而随后灾难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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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1月3日，在一场为美因茨选帝侯庆生的奢华音乐会上，席勒忽然开始发高烧，像抽搐似的不住咳嗽。他瘫倒在地，暂时失去了意识，被担架抬回了住处。这是疾病的第一次爆发。当时的人们把这种病称为“伴随着干性胸膜炎的格鲁布肺炎（kruppöse Pneumonie）”。在经受了病痛的长久折磨之后，席勒将会在14年后因此病离世，可1791年1月3日的他就已经快撑不住了。但他康复了，在魏玛的封·施泰因夫人那儿停留了一天，然后回到了耶拿。1月14日，他再次高烧、吐血、咳嗽化脓、呼吸不畅、打冷战、胃痉挛，整整六天无法进食，因而是如此虚弱，只要稍稍一动就会昏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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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快不行了。学生们为他守夜。其中一个就是19岁的诺瓦利斯，他上了席勒关于“摩西的使命”与“十字军东征”的两门课程，发自内心地喜爱他的教授，也热烈地崇敬着他。他在席勒的床边守了几个晚上，为他擦去额头的汗水。席勒是他青年时代的偶像。几个月后，诺瓦利斯将会在给莱因霍尔德的信中提到他：“哎！只要我一说起席勒的名字，就会有一大堆情感在我心中苏醒……而每当我被那折磨人的念头烦扰，想到他，席勒，这个千百万寻常之人都及不上的席勒，竟曾如此接近毁灭……我就不由自主地因为自己还活在世上而震颤，我的双唇间挤出一声叹息，叹息中刻印着对那只提着线的更高的手的所有信仰，以及对人类的全部爱意与同情……即便他从不曾和我说话，从未关心过我，从未注意到我，我对他的心意也依然会是如此；因为我在他身上认出了统御着几个世纪的更高的天才……令他喜欢，为他服务，让他对我产生哪怕是一丁点儿兴趣，就是我白天的创作与思考，也是我的意识在夜里消弭时的最后一个念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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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之后，直到1月底，高烧终于退去了，席勒终于开始缓慢恢复。1791年2月11日，他向出版商葛勋保证会写完《三十年战争史》。2月22日，他又给科尔纳写了一封长信。他在1月12日的上一封信里还说：“我现在再一次觉得好极了”；六个星期之后，席勒冷静地实事求是，不忌讳令人反胃的细节，像专家一样描述了他的情况。他给自己做了诊断，认为严重的危机已经过去，但病灶还藏在他体内。他将带着病活下去，必须从病症那里夺过他的生命。深呼吸时，他能感觉到刺疼，咳嗽与胸闷又复发了。他在1791年4月10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不能告诉这儿的任何人，我对这种状况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自己仿佛得把这些牢骚留在自己心里……我的情绪挺乐观，就算最坏的事降临到我头上，我也不会缺乏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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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席勒和洛蒂在鲁多尔施塔特住了一段时间以恢复体力。他又可以重新享受社交生活，也开始骑马外出。但1791年5月8日，出现了第三次、也是目前为止最严重的一次症状：他每呼吸一口气就觉得肺像是要爆炸了，高热寒战，四肢冰冷，几乎摸不到脉搏。耶拿著名的医生施塔克被请了过来，他给席勒开了鸦片。他的诊断：横膈膜化脓，小腹也有脓液，或许是肺穿孔导致的。两天之后又是一次发作。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写道：“我还以为自己熬不过今天；呼吸时费劲得可怕，我每时每刻都担心自己要因此而死去；我已经失声了，只能颤抖着写下自己还很想说的话……但我的精神还算乐观。”（1791年5月24日）根据当时在场的卡洛琳娜的报告，席勒写下了这句话：“照看好你们的健康，人没了它可过不了好日子。”当他又能发出声音时，他开始和卡洛琳娜讨论起旅行计划。他希望能最终探访北极的遥远国度：“那里的人们为了生存要和一切自然元素斗争。”还有一次，卡洛琳娜按他的愿望，给他朗读了康德《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中暗示灵魂不死的一段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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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勒缓缓恢复的同时，德国国内四处流传着他已经去世的谣言。6月底，谣言甚至传到了哥本哈根。以延斯·巴格森和丹麦首相恩斯特·封·席莫尔曼（Ernst von Schimmelmann）[31] 为首的席勒崇拜者们当时正想要在哥本哈根为他们最爱的诗人办一场盛会，以表达对席勒的敬意。于是喜事成了丧事。众人朗诵了《欢乐颂》，巴格森为之加入了一段告别的诗行：“我们逝去的朋友，万岁！/所有朋友齐声呼喊！/他的精神将把我们萦绕，/就在这希腊的天国之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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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丹麦的朋友们听说席勒还在人世的时候，都觉得他们像死而复生了一样。这几位朋友，特别是首相席莫尔曼和奥古斯腾堡公爵，将会在这不幸的一年行将过去之际，于12月13日在一封动情的书信中给久病的诗人送去一份慷慨的提议：“两位朋友，因为世界公民意识而紧密相连，共同给您寄出了这封信，高尚的人啊！他们俩您都不认识，但他们都尊敬您、爱着您。他们都敬仰您的天才的高昂飞翔，它将您近年来的几部作品都标记成人类一切目的中最崇高的那一种……您的健康因为太过频繁的劳累与工作已受了损害，人们告诉我，若要使之恢复并预防威胁您生命的危险，您需要好好静养一段时间。只是您的处境和您命运的情况让您不能有片刻平静。您是否愿意赐我们一份快乐，准许我们使您更轻松地享受这种宁静？为此，我们将向您提供为期三年、每年1000塔勒的赠礼。”席勒很受触动，感激不已地接受了提议。一份如此高尚地呈敬的礼物，不会令受赠者感到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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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时，他定下了假使再次逃过一劫就要实践的计划与目标。而正是这份厚礼给了他将之变为现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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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球场誓言”（Serment du Jeu de paume），即1789年6月20日参加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因无处集会，便在凡尔赛一处无人的网球场上召开会议，宣誓在成功制定一部宪法前永不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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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雅克·内克尔（Jacques Necker，1732～1804），瑞士银行家，在1776～1781年的第一段任期后于1788年9月再度出任财政部部长，试图通过改革避免激进的革命。因向第三等级做了若干妥协，王室视其为引发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将之罢免并命令他限期离境。其女即著名的斯塔尔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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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巴黎起义者攻占巴士底狱之后，国民议会选举产生了新的巴黎市政当局。7月17日，路易十六及整个宫廷扈从从凡尔赛前往巴黎向新产生的巴黎市政府表示效忠，并戴上了红白蓝三色帽花，以象征认可革命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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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恐慌”（Grande Peur），指1789年夏因有传言贵族将镇压革命，而在法国各地发生的农民起义。起义者反对地主与贵族的特权。正因如此，贵族代表于8月3日至4日晚间承诺放弃其土地特权、司法权以及对农奴的人身控制，而仅保留作为法国人的平等权利；国民议会于4日午夜通过决议，废除了包括王室年金、贵族免税权与封建特权在内的所有封建制度，后又在5日至11日陆续通过法令，废除所有形式的农奴制、狩猎权、领主司法权及其他封建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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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是1789年8月26日由国民议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共有17条，确立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政治原则，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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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789年10月5日，由于巴黎面包供应紧张，巴黎市民在一群妇女的带领下进军凡尔赛，要求国王解决温饱问题；路易十六在压力下被迫同意接受《人权与公民权宣言》，承诺提供凡尔赛库存的面包并前往巴黎，事实上成为革命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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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leichen-Rußwurm 1908，S.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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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1754～1794），德国博物学家、作家、政治家，曾随詹姆斯·库克船长（Capt. James Cook，1728～1779）环球航行并探访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原住民。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积极投身政治运动，思想激进，作为德国雅各宾派的一员活跃于美因茨共和国（Mainzer Republik），受命出使巴黎以期将美因茨并入法国，但不得不目睹革命转向恐怖，于1794年在巴黎去世。关于福斯特，请参见本书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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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语出克洛卜施托克作于1788年、发表于1789年的颂歌《三级会议》（Die Etats Généraux ），参见Friedrich Klopstock：Ausgewählte Werke . Hg. von Karl August Schleiden. München 1962，第 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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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戈特弗里德·奥古斯特·毕尔格（Gottfried August Bürger，1747～1794），德国诗人，尤擅形式通俗的谣曲。席勒曾于1791年发表《论毕尔格的诗》（Über Bürgers Gedichte ），批判其流于“大众化”而忽视了诗人“理想化”（Idealisierung）的真正目标（参见MA V，第 970～985页；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567～590页）。原文作者并未明确说明这里提及的是毕尔格的哪一首叙事谣曲，但应当指的是《农民致暴君殿下》（Der Bauer an seinen durchlauchtigen Tyrannen ）这首作于1773年、收录于1789年出版的毕尔格诗集中的诗。关于席勒与毕尔格，参见本书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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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奥诺雷·加布里埃尔·德·里克蒂·米拉波伯爵（Honoré Gabriel de Riqueti，comte de Mirabeau，1749～1791），法国政治家，极善雄辩，在法国大革命中作为第三等级代表参加三级会议，于1791年出任国民制宪会议（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主席，但于当年4月陡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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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A Ⅳ，S.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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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马耳他骑士团（Malteserorden），又称“医院骑士团”（Hospitalorden），全名“耶路撒冷、罗德岛及马耳他圣约翰主权军事医院骑士团”（按其官方语言意大利语作Sovrano Militare Ordine Ospedaliero di San Giovanni di Gerusalemme di Rodi e di Malta），是成立于11世纪的一支天主教骑士团，以救死扶伤为己任，初名圣约翰骑士团（Johanniter），1530年前后迁往马耳他（Malta）。时至今日，骑士团依旧是国际公法上的特殊独立实体，与百余个国家建有外交关系，且是联合国的观察员。弗里德里希·伊曼努埃尔·尼特哈默尔（Friedrich Immanuel Niethammer，1766～1848），德国哲学家、神学家，自1794年起任教于耶拿大学。勒内·奥贝尔·德·维托（René-Aubert de Vertot，1655～1735），法国神父，其于1726年发表的《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史》（Histoire des chevaliers hospitaliers de Saint -Jean de Jérusalem ）经尼特哈默尔改写后，附上席勒的前言，于1792～1793年分两卷出版。席勒的谣曲《屠龙大战》（Der Kampf mit dem Drachen ，1798）正是取材于此书，参见MA Ⅰ，第390～399页，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241～254页。他还曾计划创作一部关于马耳他骑士团殊死守卫圣埃尔默（St. Elmo）城堡的悲剧《马耳他骑士》（Die Malteser ），但遗憾并未完成。参见MA Ⅲ，第 155ff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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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MA Ⅳ，S.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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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二世，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松德堡-奥古斯腾堡公爵（Friedrich Christian Ⅱ，Herzog von Schleswig-Holstein-Sonderburg-Augustenburg，1765～1814），丹麦贵族（在1864年普丹战争之前，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属于丹麦领土），倾心于德国文化，于1791年起为大病初愈的席勒提供了三年的丰厚年金，以保证诗人能够继续创作而无后顾之忧。作为感谢，席勒自1793年起给奥古斯腾堡公爵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美学的信件，即日后《审美教育书简》的前身。关于奥古斯腾堡公爵的慷慨馈赠，参见本书第十六章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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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Goethe MA 3.2，S. 39～41. 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八卷），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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