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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面前的保密工作渐渐松懈了；又因为席勒的职业处境眼见一时半会儿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善，也就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再保守订婚的秘密。1789年12月15日，夏洛蒂和卡洛琳娜向母亲坦白了这个秘密，而席勒则在三天之后给封·伦格费尔德夫人写了一封信，正式请求她将女儿许配给自己。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她终于同意了，但也少不了担忧地追问：“请您原谅一位母亲的关心与义务：不是非要光彩夺目的幸福，但除了您温柔的爱情之外，您还能给小洛洛一份足够温饱的收入吗？”（1789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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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能告诉她母亲的收入前景，暂时还很有限：公爵承诺给他200塔勒的薪俸；作为教授的他能期待从学生那儿收入一些听课费；此外还有隐约的希望：美因茨的助理主教卡尔·封·达尔贝格[17] ，也就是曼海姆剧院总监的兄弟，或许能在美因茨给席勒一份报酬颇丰的教授岗位。这年年底，他还和葛勋签下了一份为《女士历史日历》（Historischer Kalender für Damen ）供稿的合同。合同约定的稿酬有400塔勒，这可是相当高的数字；与之相比，歌德的八卷版文集才收到1000塔勒。在之后的三年，从这篇稿子中将会诞生席勒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历史著作：《三十年战争史》（Die Geschich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18] 。席勒之所以接受了这项任务，起初并不是因为主题，而是因为丰厚的稿酬，刚结婚的他很需要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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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2月22日，婚礼在耶拿城门外的小耶拿（Wenigenjena）乡村教堂中悄无声息地举行，到场的只有作为证婚人的卡洛琳娜和姐妹俩的母亲。学生们若是来贺喜，恐怕既吵闹又混乱，一家人对此避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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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伦格费尔德夫人给新婚夫妇赠送了衣物、餐具、家具；但他们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而是在“施拉姆之家”多租了几间房。洛蒂请了一位女佣，而席勒则雇了个跟班。施拉姆姐妹继续为他们提供饭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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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席勒曾用陶醉的词语这样描述过家庭生活的理想场景：“不间断地温柔练习着几个人的欢愉，它为生命创造了多么美丽的基础和底色，对一个始终在动脑劳心的人而言，是多么治愈，又是多么不可或缺。”（致胡博，1788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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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前不久的平静只有两次被打破。席勒在他多年的女友夏洛蒂·封·卡尔普面前隐瞒了他与洛蒂订婚的事，甚至在她于1789年9月底告诉席勒，她希望能在赫尔德的帮助下实现离婚的时候，席勒依旧对她三缄其口。她甚至暗示，在离婚后就可以与席勒结为连理；最迟在这个当口，席勒本应该告诉她自己的婚约。夏洛蒂·封·卡尔普有所察觉。1789年12月底，在魏玛的一次宫廷宴会上，她让洛蒂极为难堪。她用很不文明的词语咒骂不在场的席勒，连公爵过来干涉时也不停止。直到2月8日，也就是婚礼两周之前，席勒才给曾经的女友写了封信。两天之后，两位夏洛蒂就再次在魏玛撞了个照面。又是令人难堪的一幕。夏洛蒂·封·卡尔普本来就因为戏很多而为人所知，名声又不好，这一次就“像是个发了疯的人，一阵爆发之后如此筋疲力尽，整个人仿佛全毁了……她坐在我们当中，就好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幽灵……”[19] 这是洛蒂的描述，毫不遮掩胜利者的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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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蒂当然也有理由把这个性情激烈的女人视为威胁。夏洛蒂·封·卡尔普退让了，有一段时间避免与席勒有任何联系。她要求他退回她的书信，也把他寄来的尽数销毁。40年之后，已经双目失明、一贫如洗的夏洛蒂·封·卡尔普这样总结她的爱情经历：“人们想要和一个人、一个存在共同生活：这是最大的谬误。”她熬过了这段失意，爱上了让·保尔，还将为荷尔德林燃起爱意。她也还会再次接近席勒，甚至成功地与他结下一段不那么紧张的友谊，一直持续到席勒去世。回顾往事，她把自己叫作“一个忠诚的德意志女性”，从没有停止“去爱席勒”。[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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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庭幸福”的第一年里，席勒忙个不停，几乎是狂热地一心扑在工作上。他给自己添了太多重担。每天都要上课，但他还没有现成的课程资源；他必须现学现卖，把自己刚刚学会或读到的内容教给学生；他必须监督《历史回忆录全集》的出版工作，为之撰写长篇导读。但最主要的还是写作那本关于三十年战争的书。这项工作越来越花时间。即便他对材料的研习不像当年写《尼德兰独立史》时那样细致，还是得通读大量文献。春天来了，又到了郊游与花园宴会的时节。可席勒却枯坐家中，面前的书堆得像山一样高。而洛蒂和正在耶拿小住的卡洛琳娜，只能自己约着出游玩乐。起初，《三十年战争史》应该是一本简短的通俗读物，专为女性读者所作，因此写起来应当不费什么劲儿。然而事与愿违。作品在席勒手中不断生长，因为这一话题越来越强烈地吸引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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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1786年春天第一次研究了三十年战争。在读完一部法语的相关著作以后，席勒给科尔纳写道：“民族苦难最深重的时期竟恰是人类力量最光辉的时期！从这个黑夜里走出多少伟人！”（178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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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了几周之后，席勒就开始动笔写作。在1790年酷夏的某些天里，他要在手稿上花15个小时。“运气不错”，他对一位访客说，因为他问席勒为什么晚上很少能在屋外看见他。这正是他两年前在写作《尼德兰独立史》时已经体验过一次的幸运。当时，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历史是我能够运用自己全部力量的领域。”（1788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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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件事情碰巧凑到了一起：席勒在工作中再度感受到自己叙事的天才——他还在科尔纳面前骄傲地夸耀自己是“德意志的普鲁塔克”（1790年11月26日）——那些属于黑夜的英雄，华伦斯坦[21] 、曼斯菲尔德伯爵（Graf Mansfeld）[22] 、古斯塔夫·阿道夫[23] ，都让他屏息凝神，而那段逝去历史的现实意义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他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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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实意义，席勒很明确地表示，指引他把目光转向历史的不是“爱国”情怀，而是“世界历史”兴趣。他在1789年10月13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们新时代人的手中握有一种兴趣，不仅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不曾见识过的，也是爱国的兴趣远远及不上的。后者只是对不成熟的民族、对世界的青年时期来说才是重要的……为一个 民族写作，不过是一个可怜而渺小的理想；哲学精神完全不能忍受这种限制。他绝不能止步于这样一种如此多变、偶然且任意的人类组织形式，止步于这种断篇之前（即便是最重要的民族，不是断篇又是什么？）。只有当一个民族或其历史作为人类进步的条件对他而言意义重大时，他才会对此产生热情。如果一段历史……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能够与作为种属的人类相关联，那它就有了足够多的道具，能在哲学家手中变得有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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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在《三十年战争史》中突出了普遍历史兴趣的三个连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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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场浩大的毁灭性战争同时也是现代欧洲国家联合的助产士。众多欧洲国家的彼此为敌、互相破坏，共同摧毁了他们相互间敌对行动的历史舞台；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意识便这样产生了。在这场大战之中——也作为这场战争的后果——欧洲“首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密切相连的国家性社会”。[24] 这一点再次验证：作为万物之父的战争，同样处于一种欧洲共同意识的开端。到了战争结束时，满目疮痍的欧洲将其学习的过程编纂总结，就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Westfälischer Frieden）。它订立了维护和平的规则，虽然不能阻止每一场战争，但保证了冲突规模有限，不会再度导致如此可怕的生灵涂炭的局面。至少在席勒开始写作的那个历史节点，情况依旧如此。再次使欧洲成为一片废墟的革命战争尚未打响。而当1792年战争真正开始时，席勒正写到作品的关键章节。他本来计划详细地赞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却再也没有将之付诸笔下。当《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体系在150年后轰然解体之时，席勒也不再有耐心去把最初构想的对这部和约的神化改写为对逝去之物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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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三十年战争”中，有一种全新的激情登上了政治舞台：“宗教热忱”。[25] 大众与政治的惯常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之前，大众对政治要么漠不关心，要么相当害怕；他们像面对某种自然力似的，对政治逆来顺受，通常是政治的对象或是牺牲品。但现在政治却成了大众心头牵挂的事，这是因为政治已成为宗教事务。尽管这对于王公贵族并不成立——对他们而言，宗教依旧是一种权力政治的工具；但对于人民来说却是如此。“很少有人会自愿为国家和诸侯的利益而战，而若是为了宗教，则商人、艺术家和农民均会乐意拿起武器。为国家和诸侯，人们就连极少的一点儿捐税都不愿出，而为了宗教，人们甘愿献出财富和鲜血乃至放弃尘世间的所有希望。”[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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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宗教热忱，现代大众的政治得以实现；而随着法国大革命及其在德国激发的热潮，这种政治化也达到了一个全新阶段。席勒看到了17世纪的宗教热情与眼前刚刚苏醒的民主热情之间的关联。一开始是宗教转化为政治，而现在则是政治转化为了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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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席勒并没有十足的信心认同这种发展。毫无疑问，热情是一股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可以激发不只会小心翼翼地算计着自保利益的强有力的个体。热情让人敢于牺牲，让人意识到“生命不是人生最高的财富”[27] ；但如果没有理性的指引，热情也会堕落成盲目的狂热。解放的民主热情也是一样：在这里，席勒同样观察到了向着狂热的堕落。理性被夺权之后，解放的热情就成了盲目的狂人；而当解放的冲动只向外在而不向内心发挥作用时，理性就被剥夺了权力。在席勒看来，打着自由旗号的狂热分子，是个内心不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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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三十年战争”的“黑夜中”涌现出了不少伟人。席勒将之理解为一段教诲。指明未来的就是华伦斯坦如彗星般的大起大落：他从一个波希米亚的伯爵一跃而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掌权者，摆布皇帝、羞辱帝国王公，凭空就召唤出西方世界有史以来所见过的最庞大的军队。正当性的系统性危机，就是一无所有之人平步青云的好时机。当历史的土地被耕种过后，人们就必须想到，其中会生长出人类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可怕作物。历史的黑夜将诞下庞然大物。当席勒写到关于华伦斯坦的段落时，他预感到在革命的法国也将会诞生这种现代的怪物。当他在五年之后着手创作《华伦斯坦》三部曲时，正值拿破仑开始扶摇直上；而他搁笔时，拿破仑已大权在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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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0年9月，席勒写完了《三十年战争史》的头两卷（最终一共是五卷），感觉像完成了一桩大事。他在1790年11月26日给科尔纳的信里写道：“要是我认真起来，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说我成不了德国首屈一指的历史作家。”而他已经是第一了。同样颇负盛名的历史学家约翰内斯·封·穆勒（Johannes von Müller）[28] 也在技高一筹的席勒面前甘拜下风，在一篇书评中将他与修昔底德相提并论。穆勒写道，席勒所描写的历史不是写给女士们，而是写给整个民族，并且将激情与客观结合到一起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穆勒认为，席勒的文风值得赞叹，短时间内不会再出现一个在文学地位上与他旗鼓相当的历史作家。穆勒说对了。单就叙事的文学光芒而言，至今还无人可赶得上史家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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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销路极好，短短几周就卖出了近7000册，葛勋不得不赶忙加印。在重印数版之后，这本书能在每一户受过教育的德国人家中找到。这是席勒第一本成为德国家庭读物的作品。当席勒的父亲从施瓦本给他来信，说斯图加特人都在读《三十年战争史》时，席勒带着心满意足的骄傲回答说：“之所以在历史学科上的名声对我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全是因为公爵。最终也得让他听见，我在国外可没给他丢脸。”（1790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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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就这样怀着高昂的情绪，轻松愉快地在年底前往埃尔福特（Erfurt）拜会卡尔·封·达尔贝格——美因茨的助理主教，也是美因茨选帝侯内定的继承者。他给席勒展示了若干颇具诱惑力的职业前景。席勒被人领着依次介绍给了埃尔福特的上流社会成员，更在一场盛大的会议中作为历史学家被接纳进入了“选帝侯实用知识科学院”（Kurfürstliche Akadamie nützlicher Wissenschaft）。然而随后灾难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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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1月3日，在一场为美因茨选帝侯庆生的奢华音乐会上，席勒忽然开始发高烧，像抽搐似的不住咳嗽。他瘫倒在地，暂时失去了意识，被担架抬回了住处。这是疾病的第一次爆发。当时的人们把这种病称为“伴随着干性胸膜炎的格鲁布肺炎（kruppöse Pneumonie）”。在经受了病痛的长久折磨之后，席勒将会在14年后因此病离世，可1791年1月3日的他就已经快撑不住了。但他康复了，在魏玛的封·施泰因夫人那儿停留了一天，然后回到了耶拿。1月14日，他再次高烧、吐血、咳嗽化脓、呼吸不畅、打冷战、胃痉挛，整整六天无法进食，因而是如此虚弱，只要稍稍一动就会昏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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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快不行了。学生们为他守夜。其中一个就是19岁的诺瓦利斯，他上了席勒关于“摩西的使命”与“十字军东征”的两门课程，发自内心地喜爱他的教授，也热烈地崇敬着他。他在席勒的床边守了几个晚上，为他擦去额头的汗水。席勒是他青年时代的偶像。几个月后，诺瓦利斯将会在给莱因霍尔德的信中提到他：“哎！只要我一说起席勒的名字，就会有一大堆情感在我心中苏醒……而每当我被那折磨人的念头烦扰，想到他，席勒，这个千百万寻常之人都及不上的席勒，竟曾如此接近毁灭……我就不由自主地因为自己还活在世上而震颤，我的双唇间挤出一声叹息，叹息中刻印着对那只提着线的更高的手的所有信仰，以及对人类的全部爱意与同情……即便他从不曾和我说话，从未关心过我，从未注意到我，我对他的心意也依然会是如此；因为我在他身上认出了统御着几个世纪的更高的天才……令他喜欢，为他服务，让他对我产生哪怕是一丁点儿兴趣，就是我白天的创作与思考，也是我的意识在夜里消弭时的最后一个念头。”[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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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之后，直到1月底，高烧终于退去了，席勒终于开始缓慢恢复。1791年2月11日，他向出版商葛勋保证会写完《三十年战争史》。2月22日，他又给科尔纳写了一封长信。他在1月12日的上一封信里还说：“我现在再一次觉得好极了”；六个星期之后，席勒冷静地实事求是，不忌讳令人反胃的细节，像专家一样描述了他的情况。他给自己做了诊断，认为严重的危机已经过去，但病灶还藏在他体内。他将带着病活下去，必须从病症那里夺过他的生命。深呼吸时，他能感觉到刺疼，咳嗽与胸闷又复发了。他在1791年4月10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不能告诉这儿的任何人，我对这种状况是怎么想的；但我觉得自己仿佛得把这些牢骚留在自己心里……我的情绪挺乐观，就算最坏的事降临到我头上，我也不会缺乏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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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席勒和洛蒂在鲁多尔施塔特住了一段时间以恢复体力。他又可以重新享受社交生活，也开始骑马外出。但1791年5月8日，出现了第三次、也是目前为止最严重的一次症状：他每呼吸一口气就觉得肺像是要爆炸了，高热寒战，四肢冰冷，几乎摸不到脉搏。耶拿著名的医生施塔克被请了过来，他给席勒开了鸦片。他的诊断：横膈膜化脓，小腹也有脓液，或许是肺穿孔导致的。两天之后又是一次发作。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写道：“我还以为自己熬不过今天；呼吸时费劲得可怕，我每时每刻都担心自己要因此而死去；我已经失声了，只能颤抖着写下自己还很想说的话……但我的精神还算乐观。”（1791年5月24日）根据当时在场的卡洛琳娜的报告，席勒写下了这句话：“照看好你们的健康，人没了它可过不了好日子。”当他又能发出声音时，他开始和卡洛琳娜讨论起旅行计划。他希望能最终探访北极的遥远国度：“那里的人们为了生存要和一切自然元素斗争。”还有一次，卡洛琳娜按他的愿望，给他朗读了康德《判断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 ）中暗示灵魂不死的一段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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