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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Gustav Ⅱ Adolf，1549～1632），瑞典国王，“三十年战争”中最著名的将领，率领瑞典军队横扫欧洲，以确保瑞典在欧洲北部的霸权地位；1632年在吕岑（Lützen）战役中与华伦斯坦正面交锋，瑞典军队虽取得大胜，但古斯塔夫·阿道夫却被流弹击中，不幸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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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MA Ⅳ，S. 366. 汉译参见〔德〕弗里德里希·席勒《三十年战争史》，沈国琴、丁建弘译，丁建弘校，商务印书馆，2009，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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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MA Ⅳ，S. 367. 汉译参见《三十年战争史》，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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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MA Ⅳ，S. 372. 汉译参见《三十年战争史》，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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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MA Ⅱ，S. 912. 语出席勒戏剧《墨西拿的新娘》（Die Braut von Messina ，1803）最后一行诗，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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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约翰内斯·封·穆勒（1752～1809），瑞士史学家，于1786年起发表其代表作《瑞士联邦史》（Die Geschichte schweizerischer Eidgenossenschaft ）。席勒在创作《威廉·退尔》（Wilhelm Tell ，1804）时参考了穆勒的著作，参考本书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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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Novalis 1978，Bd. 1，S. 509～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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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判断力批判》是康德继《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之后于1790年发表的第三部“批判”。原书作者并未明确说明这里所说的是《判断力批判》中的哪一段落，但应当是全书最后一节，即第91节“关于通过实践信仰而认为真的方式”（Von der Art des Fürwahrhaltens durch einen praktischen Glauben）。康德在其中认为，无法通过单纯理论（即“自然之路”）证明上帝存在或灵魂不死等命题，而必须通过道德或“自由”这一概念的路径。参见〔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第33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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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恩斯特·海因里希·封·席莫尔曼（1747～1831），丹麦政治家，于1784年出任丹麦财政与外贸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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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Zit. n. Kurscheidt 2002，S.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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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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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病症共生——投身艺术与研读康德的决定——“思维方式的革命”——超越康德——《卡里亚斯》通信——“美是现象中的自由”——自由的审美盛宴——革命恐怖——美因茨共和国——福斯特——胡博深陷其中——诗人的道德——《秀美与尊严》——纠正康德——美的灵魂——歌德对“若干段落”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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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医生，席勒一直观察着自己身体的命运。在1791年上半年连遭重病之后，他心里清楚，自己活不了多少年了，漫长的死亡已经开始，必须精打细算地用好他剩下的时间。从现在开始，他要把注意力集中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这就意味着：他要回归文学，回归他本来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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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历史创作很成功，也让他很愉快；他觉得自己已经成为德国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在这个领域获得了所能获得的一切，也学到了所能学到的一切。他已明白，历史真实并不是一项计划的实现，而是有着纷繁复杂的矛盾，以及无人曾预见到的后果。他已认识到，人们虽可以在阅读历史时加入目的论原则，却无法从历史中读出这一原则；然而，的确存在无法否认的进步，也的确可以谈论哲学头脑所钻研的“普遍历史”。受康德的启发，席勒将哲学精神引入历史，并用历史来探寻人类的可能性；历史丰富的素材为他的诗意想象提供了养料。因此，当席勒在第一次生病后不久，即1791年1月与助理主教卡尔·封·达尔贝格在埃尔福特的一次谈话中首次提到写一部关于华伦斯坦的戏剧的念头，就不是什么偶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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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不能立刻从他作为历史学家的责任中抽身而走。他还得写完《三十年战争史》，但这将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历史著作。疾病总是复发、折磨着他，然而他仍将会在与病痛的艰苦斗争中完成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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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1年5月的重病过后，席勒暂时好转了起来。高烧退了，下腹部的痉挛也更少了。“胸闷的感觉，”他在1791年8月27日记录道，“虽然没有一天缺席，但已经不那么强烈，持续的时间也没有那么长了。”9月6日：“痉挛症状还没有完全消失，还是有些气短。”但他每天已经可以读两三个小时书了。11月19日：“呼吸和下腹部的情况还没有好转。”病情就这样一直持续着。在短暂的缓和与恢复之后，疼痛又卷土重来。“通常情况下……一天的好心情得用五到六天的压抑和疼痛来偿还”，他在1797年12月8日回顾那几年受的苦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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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不得不与病痛共生，最重要的就是习惯病痛。席勒曾在一次对话中说，人们必须把疾病看作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家庭成员，虽然总是硬要彰显自己的存在，但因为人们没法和他一刀两断，还是只能把他接纳进家庭，不过得起码让他少惹事。席勒改变了他的生活节奏与生活方式。他参加社交活动的次数更少了，戒掉了有一阵子曾滥用过的兴奋剂。如果疼痛让他晚上睡不着觉，他就起来工作，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然后在白天补觉。大声说话会导致呼吸困难，于是他中断了讲课，申请休假，获准带薪休养。1793年春天，他再次继续课程，直到一阵剧痛让他晕厥在讲台上。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归课堂。他让洛蒂加入了柏林的遗孀普遍保险，确保她在自己身故后能得到400塔勒的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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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现在过着一种低调却不孤立的生活。他很少拜访别人，但业已成名，接待了许多前来拜访的客人。同时，他还与很多人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人们可以把席勒的信件看作他作品中的重要部分。他虽不在场，却依旧像往常一样在公共领域如此引人注目。全世界都知道他病得有多重，因此更惊讶于他的创造力。连歌德也在90年代初和席勒的交往中，感到他是徘徊在鬼门关的人。“当我第一次认识他时，”歌德日后对爱克曼说，“还以为他活不过四个星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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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得病的最初几年，席勒发展出了一种和自己身体的对抗关系。从现在起，自由对他而言就是那种抵抗身体的进攻、为自己赢得活动空间之力量的代名词。从现在开始应该说：身体才是那害你的刺客！正是因此他才宣布，由自然决定的身体状态根本不属于他的自我，而是必须将之看作“某种外在的陌生之物”。[2] 但他最大的对手、也是之后的朋友歌德，则无法认同这一观点。他称其为席勒的“自由福音”，表示自己“不愿意看见自然的权利遭到克扣”。[3] 这反过来又让席勒看不惯。他认为自然已经足够强大，不用再来什么帮手；人们更应该助受到威胁的精神权利一臂之力，并确保自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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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席勒曾无忧无虑地折腾自己的身体，活得超出了身体的极限。他吸鼻烟、抽烟、喝过量的咖啡，用金鸡纳和鸦片治疗自己经常出现的黏膜炎。曾经的军医很懂得如何下猛药，不仅给别人，也给自己开烈性的方子。1784年冬天，他第一次感觉自己的治疗方法可能有些过头，担心他的方子可能已给自己“造成了一辈子的损害”（致威廉·封·沃尔措根，1784年新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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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他对待自己的身体根本不计后果，可现在却谨慎得如同一名身处敌境的士兵，关注着身体的每一个信号。他还不想败给身体，想要从身体上赢得尽可能多的东西。在那封1794年8月31日致歌德的著名信件中，席勒总结了他的人生，写道：“我恐怕没有时间在自己体内完成一场宏大而普遍的思想革命，但我会做我所能做的一切；当整座大厦最终倒塌时，我或许已经从大火中抢救出了值得保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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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保存的东西”？对席勒而言，这首先就是艺术，就是美。但他知道：“就连美也必须死亡！它征服人与诸神，/却无法打动冥府宙斯铁一般的胸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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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濒死时分，席勒决定将他剩下的时间献给美、献给艺术、献给这短暂的永恒。他想要从现在开始不离那个身处艺术之中的神半步。他在死亡的领域起誓要将有限的生命化作文字，这便是美的宗教：“成为爱人口中的一首挽歌也无限美好，/因为平庸之物只会无声息地坠落阴曹。”[6] 不，他不愿意悄无声息地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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