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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席勒看来，康德走得还不够远。他认为康德在艺术享受，也就是在接受者那里就停步不前，并没有深入美的对象即艺术作品。对席勒而言，康德尚未发展出客观美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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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读康德几周之后，席勒带着胜利者的语气给科尔纳写信说，他现在已在哲学上发现了从主观美到客观美的道路。“关于‘美’的本质，我已经弄明白了很多，相信可以用我的理论把你争取过来。‘美’的客观概念自然也足以成为审美（Geschmack）的客观基础，康德曾为此绝望，但我坚信已经找到。我会整理一下我的想法，编成一部对话，就叫《卡里亚斯，或论美》（Kallias，oder über die Schönheit ），在下个复活节出版。”（1792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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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并没有真的去写这部计划好的“对话”，但在1793年1月25日到2月28日之间，他给科尔纳写了一系列书信，在其中阐发了他的想法，并按照最初所构想的《卡里亚斯》对话的顺序将之整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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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问，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对象足以成为“美”的经验？对象必须具有什么特质，才能产生“美”的效果？席勒在这里所暗示、之后又详细说明的答案，乃是：美是“现象中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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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只属于人类而不在自然之中。但自然里却有某种“类自由”（Freiheitsähnlichkeit），当它触动我们的时候，就被感知为“美”。“自我规定”的伟大理念从某些自然现象中反射到我们身上，而我们则将这些现象称为“美”[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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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有了自然美。席勒举了一匹按照自己天性无拘无束地自由活动的纯血骏马作为例子；而其反面则是拉车的驽马，负重、工作和强迫已经刻进了它的身体。这是两种自然物的差异，席勒写道，“其中之一是完全的形式，表现出生命力对质料的完全统治，而另一种却要受它的质料的奴役”。[22] 哪种生物能够发挥其自然天性，没有扭曲、不受压抑、未曾走样，哪种生物能自发地在它具有生命力的形式之兴盛中实现自我发展——这就是“类自由”，因此也就是自然中的美。嫩芽开出花朵，就是一种自我规定；其内在天性的发展、将自身定型，虽不是美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那被强迫的、被阻挠的、被压抑的，席勒说，绝不可能成为美的。有机形式正因为其中的“类自由”才能被感知为美。而在艺术对象中，即用没有生命的材料所创造的对象中，我们更加期待这种“类自由”。“一个器皿，”席勒写道，“倘若它不违背它的概念，看起来又像其本性的自由在游戏似的，它就是美的。一件器皿上的把手仅仅因为它有用才加上去的，因而它是因为一个概念而存在的；不过，倘若这件器皿应当是美的，这个把手就必须无拘无束地、自由自在地从器皿中凸显出来，以至人们忘记了它的规定性。但是，如若这个把手以直角弯曲、宽大的腹部突然紧缩成狭窄的颈部，或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这种方向的突变就摧毁了所有自觉自愿的外表，现象的自律也随之消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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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质料的游戏决定了自然之美。如果形式能不受阻挠地清晰显露自身，而质料也不碍眼，我们就能感受到美。但如果质料太过沉重而成了畸形，导致形式在其中迷失，如果表达的姿势与运用被阻碍、走了样，只能扭曲地表现自己，我们就会带着不悦乃至厌恶回应。沉重的质料不能让人觉得它遭到“强迫”，而是必须自发地、“自愿地”（freiwillig）服从于形式意志，至少看起来应当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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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自愿性”用在非人类的自然上时只是一种类比，但它却为“美”的判断提供了视角，对人与物之间美的互动具有规范性。席勒以“衣着”为例做了形象的说明。“人什么时候会说这个人穿得美？在这样的时候：衣服的自由没有由于身体受到损害，同时身体的自由也没有由于衣服而受到损害。”[24] 如果衣物太紧，就会凸显身体而有损于衣物；反之，如果衣物太宽松，就会凸显衣物而有损于身体，并将人降格为纯粹的衣架。席勒有足够的胆量，居然用这个可以说是无关紧要的例子来展示他的审美社会化模型：“在这个完全不同于最完美的柏拉图式的理想国的审美世界中，就连穿在身上的外套也要求尊重它的自由，它像一个害羞的仆人一样，要求我不要让任何人觉察出它在为我服务。不过，为此它也要做出回报，答应我可以适度地使用它的自由，以便我的自由也不至于受到损害。如果双方都遵守了诺言，全世界都会说，我穿得很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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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基本观点是：美同物质——事物、材料、理念、语言——进行着游戏，让它们各自的本意与本来价值得以表达，使它们保持自由却又服从一个整体。在“审美世界”中，席勒写道，每一种元素都有“同等的权利”，为了整体的利益不能“受到强制”，而是必须与一切“保持一致”。审美世界是构建这世界的一切元素间充满张力的共识。“现象中的自由”意味着如此呈现组合在一起的元素，使它们的自由或“类自由”得以显露出来。审美之作是一种天才的尝试，它赋予自由精神以感染力，并让其传播到整个现象世界甚至包括无生命的自然中。世界的美学关联也同时建立了万物的众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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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想法会对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创作产生后果：艺术家不能听凭他的理念统治质料——“矫饰”（Manier）就是这样产生的：艺术家把自己看得太重，想要凸显自身，极力追求独创性，要在艺术的名利场站稳脚跟。但艺术家只有在把他的意图与质料的本意结合到一起，让某种不会混淆的独特之物从中产生时，才能拥有“风格”（Stil）：它既不能被约略为艺术家，也不能被缩减成质料，而是从此二者的结合中诞生的第三种东西。艺术家必须这样创作，让他的理想看上去像源自质料本身一样。例如，剧作家必须尊重笔下角色的个性，不能按他的意图随意改变角色。舞台上的情节不能生搬硬造，而必须发展出其自身的活力。确实，是艺术家塑造了这一切；但属于“美”之概念的还有这样一种表象，即仿佛是被塑造之物本身迫不及待地要展现自己。情况就和米开朗琪罗[26] 曾暗示过的一样：他说，是雕像把自己藏在石块中，人只需要将多余的石料敲掉，让形象展露出来便是。艺术家不过是那迫切想要进入现象世界之物的助产士。席勒甚至将这一思想运用到哲学上：“有一种教学方式，是由已知达到未知，这种教学方式是好的；如果教学方式是苏格拉底式的，也就是同样的真理是通过提问从听众的头脑和心灵中产生出来的，它就是美的。第一种方式，听众的信服是从知性那里索取来的；第二种方式，听众的信服是从知性那里诱导出来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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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那些不是强加给存在或从存在处强求来的，而是“诱导”出来的意义，审美世界就是它们全体的代名词，它也因此才会如此诱人。整个世界将开始歌唱，只要人们说出那个神奇的语词。[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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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在审美世界中欢庆着它的节日。一切都出现了，回归自身，展示自己本来的样子，加入一场游戏，在其中每个玩家都被鼓励玩出他力所能及的最佳状态。这场游戏不必很和谐，完全可以以悲剧收场，但它却是富有生命力的万物在其鼎盛状态下的合奏。生活就是如此：形象丰富，危险却美丽。当万物与众人都回归自身，在其可能性与生命力最完善的姿态下上演一出生命的戏剧，当精神在活着的一切甚至是最底层的、缄默的、石化的自然中显露自身——这就是席勒的理想主义。在那里也能找到美，只要人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当人在塑造自己生命的力量中体验过美以后，就会发现美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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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的共和国里，“任何一种自然之物都是自由公民，它与最高贵者拥有同等的权利；而且即使是为了整体的利益它也不可以受到强制，而只能是必须与一切保持一致”。[29] 当席勒写下这几句高昂的话时，法国大革命正强烈地吸引着他的关注，比他所愿意的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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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8月26日，巴黎的国民公会在一场盛大的庆典中将“法兰西公民”的头衔授予席勒。这让席勒倍感喜悦，但他却没能收到官方文件，因为公函是寄给“德国政论家谢勒先生”[30] 的。法国人的无知用半吊子的德语音标给他起了这个新名字，但人们在德国可找不到一位叫“谢勒”的作家，更不知道该把证书寄给谁。因此证书就在斯特拉斯堡静静躺了几年，直到1798年3月1日才转交到席勒手中。证书上有丹东等人的签名，可他们都早已上了断头台。歌德的贺词值得人深思：“关于从死者的国度给您送来的荣誉公民证书，我只能祝贺您收到它时尚在人世。”（致席勒，1798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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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在1792年秋听说自己被授予荣誉公民后，至少还很严肃地当回事，想要插手法国大革命中令他义愤填膺的事件。这其中就包括“九月大屠杀”[31] ，接近2000人惨死于巴黎暴民之手。在死者中有不少教士，他们被杀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拒绝向新国家宣誓效忠。此外还有发生在群情激奋的外省中数不尽的暴行。四处弥漫着恐惧，而恐慌则引发了过激反应。这个秋天发生的一切，在德国报纸上被描述得比可能的情况还要更加血腥。一年之后，当席勒在给奥古斯腾堡公爵的信中写下那著名的几句话时，眼前浮现的就是当年的情景：“人是用自己的事业为自己画像的——可是在现时代的镜子中呈现的是我们怎样的一幅景象？……在下层阶级中，我们看到的是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在市民秩序的约束解除之后这些冲动摆脱了羁绊，以无法控制的狂暴急于得到兽性的满足……因此国家并非压迫着自由的人，而只是将野兽拴在有益健康的铁链上。”（1793年7月13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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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惨案就发生在普奥领头发起针对革命法兰西的第一次反法联盟的那个动荡年代。反法联盟在最初几场战役中的胜利，引发了法国普遍的歇斯底里，而九月惨案也打上了这种极端情绪的烙印。在这一系列引起席勒厌恶的事件之后，新选出的国民公会决定废除君主制，而对路易十六的审判则于1792年10月开始。国民公会为了“公共安全”（salut public）放弃了法制思想，否定了只有当法庭3/4多数同意才能判处死刑的现行法律，宣布简单多数就足够了。当法国军队在初期的失败后取得一场又一场胜利，向着莱茵河边境挺进时——歌德曾亲历的瓦尔密炮战在9月末带来了战争的转折点——国民公会正在审判国王，指控他犯有叛国罪。就在这个历史性的瞬间，席勒认为该自己出手了。他在1792年12月21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几乎无法抵挡那种诱惑，想要插手关于国王的争辩……要是有个德国作家自由而雄辩地宣告自己关于这场争论的立场，或许能给这些随波逐流的脑子留下点印象……一个公开为国王辩护的作家，在这件事上大概比别人能多说几句重要的实话……你或许会建议我沉默，但我相信，人在这些场合不能冷漠地袖手旁观。倘若每个思想自由的头脑都沉默了，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向着自我完善迈出一步。有些时候人就得公开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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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甚至准备亲自前往法国，在那里公开发表他的意见。他很严肃地权衡着利弊，尽管出于健康原因，他本不该强加给自己这样一次长途旅行。然而，席勒对巴黎所发生的一切出离愤怒，以至于把其他所有顾虑都抛在了脑后。他向科尔纳打听有没有法语翻译，又向到过巴黎的熟人询问旅行路线与住处。他是认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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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向法兰西民族说些什么？他计划撰写的檄文并没有保存下草稿，我们只能全凭揣测。席勒是个共和主义者，他的剧作便是明证。但他却是孟德斯鸠意义上的共和主义者，也就是说：实行统治应通过建立在人权基础之上的法律，而非个人的独断专行。这种法治在一个立宪君主政体中也是可行的，他或许会为这一派辩护而反对披着民主外衣的专横与暴民统治。席勒虽对国王无甚好感，但在他看来，国民公会针对国王的行动正是多数之暴政的恶性案例。因此，席勒虽可能在他的檄文中为自由发声，却要求将自由严格地束缚在权利与法律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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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还在写他的檄文和关于“美的共和国”的书信时，路易十六在巴黎被判处了死刑。他在1793年1月21日被送上了断头台。而在此之前，德国也发生了一次革命的间奏，这必然会引起席勒的关注。1792年10月21日，法国的革命军队占领了美因茨，驱逐了美因茨选帝侯；这对席勒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美因茨的助理主教卡尔·封·达尔贝格曾给过他在美因茨挂个闲职的希望。选帝侯遭驱逐暂时毁了与之相关的一切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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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秋天，美因茨不但经历了占领，更经历了一场革命。在法国的支持下，“自由与平等之友协会”（Gesellschaft der Freunde der Freiheit und Gleichheit）成功推翻了政府，成立了历时半年的共和国，并开始以法国为榜样重塑社会，直到反法同盟于1793年7月23日重新夺回这座城市。这次革命尝试的首领是格奥尔格·福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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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福斯特作为散文家、自然研究者、环球旅行家和启蒙主义者，一直受到席勒的崇敬。1765年，11岁的福斯特陪着父亲前往俄罗斯，随后在英国生活了几年，17岁便得以参加库克船长前往南太平洋的远洋科考之旅。格奥尔格·福斯特现在几乎成了传奇。他和朋友利希腾贝格[33] 共同编辑出版了《哥廷根科学与文学杂志》（Göttingisches Magazin der Wissenschaft und Literatur ），在其中发表了关于不同主题的论文——自然、艺术、宗教、国家政治，都被广为传阅。他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坚持自己的经验主义立场：理念，他写道，只有在经过实践的检验之后才有效力。歌德很欣赏他，但与歌德正相反，福斯特是从自然科学进入政治，而歌德则是从政治退回自然科学。随着革命的法国军队逼近美因茨，福斯特觉得已经到了在实践中检验他关于人之权利、农民解放和共和政体等理念的时候了。他坚持一种雅各宾式的极端启蒙的纲领，不会自视甚高，更不排斥实际任务，例如着手重组市政管理与学校，以及组织一支市民武装——对法国大革命的热情给了他鼓舞。“后世不会忘记，”他在1793年新年对美因茨雅各宾俱乐部的致辞中宣告，“是我们的弟兄第一次推倒了一个野蛮世纪里的暴政的纪念碑，第一次让我们深受屈辱的人民习惯于把头颅高高昂起，感受到自己是获得自由之人。”[34] 利希腾贝格虽然在原则上也是大革命的追随者，但他却警告自己的朋友福斯特，不要过于信任法国人的占领政策。之后，当他的怀疑得到证实时，利希腾贝格讽刺地写道：“法国人在他们收养的国家中承诺兄弟之爱；到头来，他们只把自己限定在姐妹之爱。”[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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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也同样不认为美因茨的革命企图有任何机会。他在1792年12月21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对美因茨人完全没有兴趣，因为他们的所有举动证明的更多是那种想要凸显自身的可笑嗜好，而不是健康的原则。”福斯特参与其中，让席勒感到失望，并开始怀疑其政治判断力。他在同一封信中接着写道：“福斯特的举动肯定会为每一个人所不齿；可以想见，他最后肯定是带着耻辱与后悔从此事中抽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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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席勒仍不知道，他的朋友胡博在这件事情中陷得有多深。1793年2月26日，他才从科尔纳那里得知，胡博在美因茨有一份萨克森教会使团秘书的职务，同时与当地的雅各宾派保持联系。他大约正是因此才放弃了工作，决心要作为自由作家大展一番拳脚。他和格奥尔格·福斯特的夫人特蕾莎有一段私情，却对科尔纳的妻姐、和他订婚多年的朵拉·施托克只字未提。人们私拆了特蕾莎给胡博的信，科尔纳听到消息，这才知道特蕾莎已怀上了胡博的骨肉。格奥尔格·福斯特也被蒙在鼓里，当他了解到这段私情后是如此绝望，让人在3月把他任命成代表派往巴黎，在国民公会上要求将美因茨共和国并入革命的法国。他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不久之后反法联盟就重新夺回了这座城市。福斯特亲历了公安委员会（Comité de salut public）的恐怖统治，他的幻想破灭，流亡巴黎，于1794年1月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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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夫的不忠给了朵拉·施托克沉重的打击，她觉得自己最好的年华因为胡博而被白白浪费了。科尔纳在1793年2月26日的信中把一切都告诉了席勒，同时向朋友暗示，他自己因为和胡博的关系而在政治上遭人怀疑。胡博两面三刀的做法叫席勒出离愤怒，他站在心灰意冷的朵拉这一边，相信那些将特蕾莎抹黑成“泼妇”和“红颜祸水”的中伤，把胡博看成女人阴谋的软弱牺牲品。“福斯特那个女人什么也没有，胡博自己已经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她还想着让胡博养她和她那几个孩子。我可实在搞不明白他到底想要做什么。”（致科尔纳，1793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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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几个月前，席勒就批判了一心想要解除和朵拉·施托克婚约的胡博。“胡博的一举一动，”他在1792年9月21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就像我们预料的一样毫无性格、毫无大丈夫气……他始终是那副样子，一个只会动脑的白面小生，一个好脾气的自私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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