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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MA Ⅴ，S. 468.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162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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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A Ⅴ，S. 465.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15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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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Zit. n. Gulyga 1985，S. 186. 语出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基础》（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 ，1785）第一章《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汉译参见〔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苗力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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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A Ⅰ，S. 29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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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MA Ⅴ，S. 477.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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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人的“狼性”典出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中“人皆为他人之豺狼”（Homo homini lupus）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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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德国哲学家、神学家，与浪漫派作家过从甚密，著有名篇《论宗教》（Über die Religion ，1799），认为宗教性与理性一样，同属人的天性；而他的遗稿《阐释与批判》（Hermeneutik und Kritik ，1838）则是近代阐释学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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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Goethe MA 12，S. 87. 歌德在作于1817年5月22日的《幸运的事》一文中，回顾了他在1794年夏初次与席勒相识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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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参见歌德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第六部《一个美的灵魂的自白》（Bekenntnis einer schönen Seele ），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二卷），第333页及以下，译名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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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Goethe MA 12，S.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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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MA Ⅴ，S.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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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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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高与病症——回施瓦本的旅行——荷尔德林首次来访——老希律王之死——丹内克的半身像——与科塔的计划——回到耶拿——费希特的革命——做自我的新兴致——自我的命运——耶拿浪漫派——歌德与席勒相互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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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初，席勒创作了《卡里亚斯》通信；由于病情加重，他在2月底暂时搁笔，直到5月初才重新拾起思想的红线，很快在六个星期之内便写完了《论秀美与尊严》，即便他的健康状况依旧不容乐观。“先前的不适，”他在1793年5月2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多变的天气下复发得那么频繁，通常又持续得那么顽固，导致我三天里肯定要失去两天的时间；所以我必须在感觉不错的间歇中抓紧时间，才能完成我的工作中必要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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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不得不在与病痛的搏斗中思考的事实，也反映在他于此时开始创作一篇关于激情的论文这件事上。他之后会将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其一讨论的是“崇高”（Das Erhabene），其二则是“激情”（Das Pathetische）。[1] 在这两篇论文中，对过分敏感之毁灭性后果的清算占了很大篇幅。“溶解性的美”（Die schmelzende Schönheit）不讨他喜欢，他嘲笑那种只是为了“挤干人们的泪囊”[2] 的文体。他现在所处的境地迫使他与身体病痛做斗争，而那种娇弱的美学完全不符合他在这一处境中的情绪。他很紧张，不愿失败，因此思考的更多的是“振奋性的美”（Die energische Schönheit）。[3] 他用康德所发展的“崇高”概念来解释这种“振奋性的美”，而康德本人则继承了思辨“崇高”的传统。自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论崇高与美》（1773年被译为德语）[4] 以降，这一思想史传统在18世纪末推动着众多哲学、神学与文学头脑继续思考。在“崇高”这一概念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上帝的伟大，祂突破了一切维度的现实，人们不能爱祂，只能敬畏祂。随后，“崇高”从上帝过渡到自然的若干方面，过渡到宇宙、沙漠、高山与海洋令人害怕的美——人在这种自然面前必定觉得自己渺小而迷失。而正是康德开启了“崇高”从客体到主体的过渡。现在，“崇高”意味着主体在庞然大物面前的自我提振。“有两样东西，”康德说，“使内心充满……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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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继承了“崇高”的主体化。他也同样认为：崇高的并非对象，而是我们自身，尤其是当我们在一种看上去过于庞大的强力面前不轻易投降，而是在我们心中发现某种不可战胜之物，发现一种力量，能够抵御那些让我们变得渺小甚至将我们消灭的强力。根据他的生存处境，席勒把这一从康德那里接受而来的“崇高”的主体化用到了自己的身体上。抵御身体的命运、在病痛的物质面前捍卫精神的自由，就成了他的任务，而完成这项任务则会赋予他崇高的尊严。他必须证明：“我们的生理状态可以被自然所决定，但我们却并不将之算作自我，而是视之为某种外在的陌生之物，对我们的道德人格不产生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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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把这种胜利的独立性限定在道德人格上，但席勒却认为它也适用于审美状态。如果一种美的感受能无视身体的煎熬打动人心，如果能成功写出一句话、一行诗、一个音符，如果人能说出他所忍受的是怎样的痛苦，如果人甚至能用美的方式说出——那么精神的自由就能在感官的领域实现，而不仅仅是像康德所以为的那样，只能在与感官的对立中实现。道德的主权表现得严肃而冷峻，但审美的主权却在游戏，哪怕是在紧要关头。这虽然不会带来永生，却能防止人们在死亡之前就已经死去。“美”让人活下去；它没有终点，因为它还能美化每个终点，也就是美化死亡。不是某个虔诚的人（席勒并不是这样的人），也不是道德家，而首先是美学家席勒在要求“摆脱尘世的恐惧”。[7] 席勒将他关于“崇高”的论文分成两部分，并将后一部分以《论激情》（Über das Pathetische ）为题发表；他在其中描写了剧作家如何与“可怕之物”和痛苦“游戏”。只要人仅仅是一场舞台表演的观众，这一美学胜利就对他没有太多要求。但谁若能以观众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生命，甚至在其被可怖的暴力所威胁之际依然如此，就在自己身上证明了美的力量，因为他是在与自己所陷入的极端情况游戏。对席勒而言，这种美的力量具有某种崇高之处，他也因此觉得康德对崇高的道德化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席勒认为，自由在哪里胜过自然与命运的强制，哪里就有崇高的参与；而自由既可以在道德的自我坚守中又可以在审美游戏中赢得胜利。在前一种情形中，人的精神自然展现出的是尊严，在后一种情形中则显现出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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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完成了《论秀美与尊严》《关于崇高》（Vom Erhaben en）及《论激情》三篇论文后，他终于得以在1793年7月1日给朋友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个人觉得自己现在比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要好多了。”在同一封信中，他宣布了自己下一个宏大计划；要回到施瓦本的故乡。父亲马上就要70岁了，他担心父亲时日无多，而母亲也抱有小恙。洛蒂怀孕了，席勒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能在祖辈的故土上来到这个世界。他在经济上能负担这场旅行，因为丹麦方面的第一笔1000塔勒的年金在7月寄到了。在动身前不久的1793年7月13日，他给奥古斯腾堡公爵寄去了关于“美的哲学”的第一封信。他计划写一系列信件，在其中对自己关于艺术的思考做个总结。他计划将这一系列书信出版，并作为感谢公爵大方赠予的年金的谢礼。公爵给了他生活保障，而席勒则想要公开地（coram publico）告诉公爵，自己是如何好好利用了这段生命。然而在1794年2月26日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宫（Schloss Christiansborg）大火中，席勒先前寄来的信被尽数焚毁。幸好，席勒让人做了抄本备份，也因此才能在1794年夏、在他与歌德友谊拉开序幕的激发下，重新拾起创作这一系列书信的工作，并最终以《审美教育书简》为题编辑出版。整个古典主义时代正是通过这一部作品实现了其真正的自我意识，而歌德之后也将给予这部著作最高的赞美：他还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那些“部分是我所经历的、部分是我所期望经历的东西，竟以这样一种前后连贯且高雅的方式被表达出来”（致席勒，1794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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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8月1日，席勒踏上了前往施瓦本的回乡路，8月8日抵达海尔布隆（Heilbronn）。这个帝国自由市为他提供了庇护。席勒必须先探一探情况，看他自己是否能没有风险地回到卡尔·欧根统治的地区，所以暂时还是需要家人先来海尔布隆。席勒的父亲和妹妹路易丝前来探望他。洛蒂就要临盆了，于是路易丝留了下来，好帮着做些家务，也可以在洛蒂生产时给她帮助。在海尔布隆，席勒与医生格梅林博士（Dr. Gmelin）[8] 有些交往。他是动物磁性催眠学说的重要权威，二人详尽地探讨了梦游与相关现象。或许席勒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创作一部关于奥尔良圣女贞德（Jeanne D’Arc）的戏剧的念头，因为贞德可是一位形而上学的催眠师。无论如何，他将会在之后创作《奥尔良的童贞女》（Die Jungfrau von Orleans ）时想起当年的对话。正是通过格梅林，海尔布隆才作为奇异事件的秘密中心而举世闻名；因此，克莱斯特让他笔下那位梦游的姑娘小凯蒂在海尔布隆开始她的故事[9] ，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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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末，席勒正式请求卡尔·欧根公爵准许他踏上符腾堡的土地。公爵当时正在莱茵地区逗留，并没有给他回复；但从宫中传来消息，席勒即便进入符腾堡地界，人们也会无视他。于是席勒冒险在9月8日搬到了路德维希堡，在求学时期的好友霍文家附近找了一个住处。他们两人重新开启了友谊，几乎每天都见面。现在已经是知名医生的霍文在9月14日帮着洛蒂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Karl Friedrich Ludwig）[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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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洛蒂·封·卡尔普曾请席勒帮忙为她的儿子找一位家庭教师。9月末，席勒接待了一位施陶德林大力推荐的年轻神学硕士，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他对这个腼腆地站在屋里，甚至不敢落座的英俊的年轻人并不是一无所知。席勒曾在《施瓦本缪斯年鉴》（Schwäbischer Musenalmanach ）上读到过他的几首诗歌。这位年轻的硕士“并非没有诗歌才华”，席勒给夏洛蒂·封·卡尔普写道，“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他的外表。另外，他也展现出许多教养和礼貌。人们对他的品行评价不错；但在我看来，他还没有定型，我也不期待他的知识与行为能有多么细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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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见面中，荷尔德林很紧张也很兴奋，因为席勒就是他青年时代的神。16岁那年，他为《强盗》而激动，在钢琴上练习《布鲁图斯与恺撒》（Brutus und Caesar ）的曲子[12] ，想象自己就是布鲁图斯那个角色。年轻的荷尔德林觉得，《强盗》里的阿玛莉亚和《阴谋与爱情》里的路易丝就是他女性理想的化身，更将这种理想转移到年轻时的爱人路易丝·纳斯特（Luise Nast）身上。还是个孩子时，荷尔德林就活在席勒的人生里；当他有一次到了奥格斯海姆时，就去了席勒在逃亡斯图加特路上曾住过的那间客栈。“这里对我来说是如此神圣，”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泪水因为对这位伟大的天才诗人的崇敬涌上我的眼睛，而我要花很大力气才能藏住眼中的那一滴泪。”（1788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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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荷尔德林而言，在与席勒本人初次见面的那个瞬间里，“伟大人物就在附近，这让他变得无比严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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