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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42 [43] MA Ⅴ,S. 477.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175~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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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44 [44] 人的“狼性”典出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中“人皆为他人之豺狼”(Homo homini lupus)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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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46 [45] 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德国哲学家、神学家,与浪漫派作家过从甚密,著有名篇《论宗教》(Über die Religion ,1799),认为宗教性与理性一样,同属人的天性;而他的遗稿《阐释与批判》(Hermeneutik und Kritik ,1838)则是近代阐释学的奠基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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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48 [46] Goethe MA 12,S. 87. 歌德在作于1817年5月22日的《幸运的事》一文中,回顾了他在1794年夏初次与席勒相识时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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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50 [47] 参见歌德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第六部《一个美的灵魂的自白》(Bekenntnis einer schönen Seele ),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二卷),第333页及以下,译名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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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52 [48] Goethe MA 12,S.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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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54 [49] MA Ⅴ,S.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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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59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1705563476]
1705567760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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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62 崇高与病症——回施瓦本的旅行——荷尔德林首次来访——老希律王之死——丹内克的半身像——与科塔的计划——回到耶拿——费希特的革命——做自我的新兴致——自我的命运——耶拿浪漫派——歌德与席勒相互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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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64 1793年初,席勒创作了《卡里亚斯》通信;由于病情加重,他在2月底暂时搁笔,直到5月初才重新拾起思想的红线,很快在六个星期之内便写完了《论秀美与尊严》,即便他的健康状况依旧不容乐观。“先前的不适,”他在1793年5月27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在这种多变的天气下复发得那么频繁,通常又持续得那么顽固,导致我三天里肯定要失去两天的时间;所以我必须在感觉不错的间歇中抓紧时间,才能完成我的工作中必要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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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66 席勒不得不在与病痛的搏斗中思考的事实,也反映在他于此时开始创作一篇关于激情的论文这件事上。他之后会将这篇文章分为两部分,其一讨论的是“崇高”(Das Erhabene),其二则是“激情”(Das Pathetische)。[1] 在这两篇论文中,对过分敏感之毁灭性后果的清算占了很大篇幅。“溶解性的美”(Die schmelzende Schönheit)不讨他喜欢,他嘲笑那种只是为了“挤干人们的泪囊”[2] 的文体。他现在所处的境地迫使他与身体病痛做斗争,而那种娇弱的美学完全不符合他在这一处境中的情绪。他很紧张,不愿失败,因此思考的更多的是“振奋性的美”(Die energische Schönheit)。[3] 他用康德所发展的“崇高”概念来解释这种“振奋性的美”,而康德本人则继承了思辨“崇高”的传统。自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论崇高与美》(1773年被译为德语)[4] 以降,这一思想史传统在18世纪末推动着众多哲学、神学与文学头脑继续思考。在“崇高”这一概念下,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上帝的伟大,祂突破了一切维度的现实,人们不能爱祂,只能敬畏祂。随后,“崇高”从上帝过渡到自然的若干方面,过渡到宇宙、沙漠、高山与海洋令人害怕的美——人在这种自然面前必定觉得自己渺小而迷失。而正是康德开启了“崇高”从客体到主体的过渡。现在,“崇高”意味着主体在庞然大物面前的自我提振。“有两样东西,”康德说,“使内心充满……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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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68 席勒继承了“崇高”的主体化。他也同样认为:崇高的并非对象,而是我们自身,尤其是当我们在一种看上去过于庞大的强力面前不轻易投降,而是在我们心中发现某种不可战胜之物,发现一种力量,能够抵御那些让我们变得渺小甚至将我们消灭的强力。根据他的生存处境,席勒把这一从康德那里接受而来的“崇高”的主体化用到了自己的身体上。抵御身体的命运、在病痛的物质面前捍卫精神的自由,就成了他的任务,而完成这项任务则会赋予他崇高的尊严。他必须证明:“我们的生理状态可以被自然所决定,但我们却并不将之算作自我,而是视之为某种外在的陌生之物,对我们的道德人格不产生影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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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70 康德把这种胜利的独立性限定在道德人格上,但席勒却认为它也适用于审美状态。如果一种美的感受能无视身体的煎熬打动人心,如果能成功写出一句话、一行诗、一个音符,如果人能说出他所忍受的是怎样的痛苦,如果人甚至能用美的方式说出——那么精神的自由就能在感官的领域实现,而不仅仅是像康德所以为的那样,只能在与感官的对立中实现。道德的主权表现得严肃而冷峻,但审美的主权却在游戏,哪怕是在紧要关头。这虽然不会带来永生,却能防止人们在死亡之前就已经死去。“美”让人活下去;它没有终点,因为它还能美化每个终点,也就是美化死亡。不是某个虔诚的人(席勒并不是这样的人),也不是道德家,而首先是美学家席勒在要求“摆脱尘世的恐惧”。[7] 席勒将他关于“崇高”的论文分成两部分,并将后一部分以《论激情》(Über das Pathetische )为题发表;他在其中描写了剧作家如何与“可怕之物”和痛苦“游戏”。只要人仅仅是一场舞台表演的观众,这一美学胜利就对他没有太多要求。但谁若能以观众的态度面对自己的生命,甚至在其被可怖的暴力所威胁之际依然如此,就在自己身上证明了美的力量,因为他是在与自己所陷入的极端情况游戏。对席勒而言,这种美的力量具有某种崇高之处,他也因此觉得康德对崇高的道德化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席勒认为,自由在哪里胜过自然与命运的强制,哪里就有崇高的参与;而自由既可以在道德的自我坚守中又可以在审美游戏中赢得胜利。在前一种情形中,人的精神自然展现出的是尊严,在后一种情形中则显现出秀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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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72 当席勒完成了《论秀美与尊严》《关于崇高》(Vom Erhaben en)及《论激情》三篇论文后,他终于得以在1793年7月1日给朋友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我个人觉得自己现在比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要好多了。”在同一封信中,他宣布了自己下一个宏大计划;要回到施瓦本的故乡。父亲马上就要70岁了,他担心父亲时日无多,而母亲也抱有小恙。洛蒂怀孕了,席勒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能在祖辈的故土上来到这个世界。他在经济上能负担这场旅行,因为丹麦方面的第一笔1000塔勒的年金在7月寄到了。在动身前不久的1793年7月13日,他给奥古斯腾堡公爵寄去了关于“美的哲学”的第一封信。他计划写一系列信件,在其中对自己关于艺术的思考做个总结。他计划将这一系列书信出版,并作为感谢公爵大方赠予的年金的谢礼。公爵给了他生活保障,而席勒则想要公开地(coram publico)告诉公爵,自己是如何好好利用了这段生命。然而在1794年2月26日哥本哈根的克里斯蒂安堡宫(Schloss Christiansborg)大火中,席勒先前寄来的信被尽数焚毁。幸好,席勒让人做了抄本备份,也因此才能在1794年夏、在他与歌德友谊拉开序幕的激发下,重新拾起创作这一系列书信的工作,并最终以《审美教育书简》为题编辑出版。整个古典主义时代正是通过这一部作品实现了其真正的自我意识,而歌德之后也将给予这部著作最高的赞美:他还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发现那些“部分是我所经历的、部分是我所期望经历的东西,竟以这样一种前后连贯且高雅的方式被表达出来”(致席勒,1794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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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74 1793年8月1日,席勒踏上了前往施瓦本的回乡路,8月8日抵达海尔布隆(Heilbronn)。这个帝国自由市为他提供了庇护。席勒必须先探一探情况,看他自己是否能没有风险地回到卡尔·欧根统治的地区,所以暂时还是需要家人先来海尔布隆。席勒的父亲和妹妹路易丝前来探望他。洛蒂就要临盆了,于是路易丝留了下来,好帮着做些家务,也可以在洛蒂生产时给她帮助。在海尔布隆,席勒与医生格梅林博士(Dr. Gmelin)[8] 有些交往。他是动物磁性催眠学说的重要权威,二人详尽地探讨了梦游与相关现象。或许席勒正是在这里产生了创作一部关于奥尔良圣女贞德(Jeanne D’Arc)的戏剧的念头,因为贞德可是一位形而上学的催眠师。无论如何,他将会在之后创作《奥尔良的童贞女》(Die Jungfrau von Orleans )时想起当年的对话。正是通过格梅林,海尔布隆才作为奇异事件的秘密中心而举世闻名;因此,克莱斯特让他笔下那位梦游的姑娘小凯蒂在海尔布隆开始她的故事[9] ,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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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76 8月末,席勒正式请求卡尔·欧根公爵准许他踏上符腾堡的土地。公爵当时正在莱茵地区逗留,并没有给他回复;但从宫中传来消息,席勒即便进入符腾堡地界,人们也会无视他。于是席勒冒险在9月8日搬到了路德维希堡,在求学时期的好友霍文家附近找了一个住处。他们两人重新开启了友谊,几乎每天都见面。现在已经是知名医生的霍文在9月14日帮着洛蒂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Karl Friedrich Ludwig)[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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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78 夏洛蒂·封·卡尔普曾请席勒帮忙为她的儿子找一位家庭教师。9月末,席勒接待了一位施陶德林大力推荐的年轻神学硕士,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他对这个腼腆地站在屋里,甚至不敢落座的英俊的年轻人并不是一无所知。席勒曾在《施瓦本缪斯年鉴》(Schwäbischer Musenalmanach )上读到过他的几首诗歌。这位年轻的硕士“并非没有诗歌才华”,席勒给夏洛蒂·封·卡尔普写道,“我相信……您一定会喜欢他的外表。另外,他也展现出许多教养和礼貌。人们对他的品行评价不错;但在我看来,他还没有定型,我也不期待他的知识与行为能有多么细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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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80 在第一次见面中,荷尔德林很紧张也很兴奋,因为席勒就是他青年时代的神。16岁那年,他为《强盗》而激动,在钢琴上练习《布鲁图斯与恺撒》(Brutus und Caesar )的曲子[12] ,想象自己就是布鲁图斯那个角色。年轻的荷尔德林觉得,《强盗》里的阿玛莉亚和《阴谋与爱情》里的路易丝就是他女性理想的化身,更将这种理想转移到年轻时的爱人路易丝·纳斯特(Luise Nast)身上。还是个孩子时,荷尔德林就活在席勒的人生里;当他有一次到了奥格斯海姆时,就去了席勒在逃亡斯图加特路上曾住过的那间客栈。“这里对我来说是如此神圣,”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泪水因为对这位伟大的天才诗人的崇敬涌上我的眼睛,而我要花很大力气才能藏住眼中的那一滴泪。”(1788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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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82 对荷尔德林而言,在与席勒本人初次见面的那个瞬间里,“伟大人物就在附近,这让他变得无比严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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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84 在席勒的推荐下,夏洛蒂·封·卡尔普聘用了年轻的荷尔德林。于是荷尔德林出发前往瓦尔特斯豪森(Waltershausen),期待当他所敬仰的席勒回到耶拿时,自己能离他近一些。荷尔德林相信,作为诗人的自己能受到席勒的提点,但在二人初次见面时,他还不敢说出自己的愿望。半年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在一封长信中详尽地总结了自己在教育上的种种努力,并在信后附上了他的诗歌《命运》(Das Schicksal ),请席勒批评并发表在《新塔利亚》(Neue Thalia )[14] 杂志上。这封信很务实,语调也是汇报性的;然而在某一处,荷尔德林终于发出了内心的呼喊:“为什么我必须如此贫穷,却对精神的财富有如此多的兴趣?我永远得不到幸福。但是,我必须有所追求,我也会有追求。我要成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请您时不时地赏赐我认真的一瞥吧!”(1794年4月)同龄人诺瓦利斯也同样狂热地崇拜着席勒,他的信又怎么会有任何不同:“我当然能更轻松地忍受一切,只要我知道您对我有分毫的好感,知道当我再度见到您时,还能在您的心中找到我原来的位置。”[15] 尽管是诺瓦利斯在追求席勒的赏识,但他的言语却带着对待同辈时的自信亲切;而荷尔德林则在对席勒的崇敬中丢失了自信,觉得自己缩了水,变得羞怯,又为自己的羞怯而感到愧疚。因此与诺瓦利斯不同,荷尔德林永远不会在他尊敬与爱戴的席勒面前找到他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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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86 在席勒动身前往符腾堡之前,胸部和下腹部的痉挛消退了;但才过了几周,恰逢荷尔德林来访时,病症不仅复发,而且更加猛烈。在感觉尚好的那个把小时,席勒为他计划创作的《华伦斯坦》做了若干笔记;而当他感觉更糟糕的时候,他就写美学书简。他不让人看出自己正忍受着痛苦。他给荷尔德林留下的印象,是自己果断、专注同时又好客而友善的精神。但在某些瞬间,他还是觉得病痛很快就会让自己无法坚持了。1793年12月10日,他给科尔纳写了一封绝望的信:“我身上这种顽固的病症……最终也会征服比我更强大的勇者。我用全部的抽象天赋、用我所有丰富的想象力与之对抗,但还是守不住阵地……我的健康这样脆弱,只能自己心中找出一切能让我苏醒的方法……老天保佑我不要失去耐心,保佑一段时常被真正的死亡打断的生命,还能保留些许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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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88 在这封哀诉的信中,还有一段简短的评论:“老希律王(Herodes)[16] 之死除了让所有曾经要直接与这位贵人打交道的人——例如我的父亲——感觉好极了之外,对我和我的家庭都没有任何影响。”被席勒称为“希律王”的卡尔·欧根公爵于10月24日去世。席勒不曾忘记公爵曾是自己年轻时的暴君;在他的信中没有丝毫宽恕之感的痕迹。但霍文在他的回忆录中却有不同的描述:公爵之死让席勒的心中充满悲伤,“就好像收到了一位朋友的死讯”。[17] 而姐姐克里斯多芬娜则说:“当公爵的遗体从斯图加特被运往路德维希堡的王室墓地时,我弟弟从他的住处望着出殡的队伍驶过,饱含着真挚的触动——他的眼中噙着泪水,对在场的人说:‘上帝啊,现在他也走了——我真的有许多地方要感谢他。’”[18] 但人们不能太相信这两份记载。当克里斯多芬娜于1826年把这则逸事告诉施特莱歇尔时,她不得不考虑到席勒的大儿子正作为护林官领着符腾堡公国的俸禄,而霍文的说法则是在30年后从一个性情温和、易于宽恕的老人的视角出发写下的。但对席勒而言,年轻时受的压迫在1793年秋还没有淡去。回到家乡,当年令人压抑的记忆便重新涌上心头,以至于据说他曾对在路德维希堡重逢的年轻时的好友艾尔维特(Elwert)说过:“我恨斯图加特。斯图加特不会在白天见到我。”[19] 的确,他第一次回斯图加特就是在夜里,没待几个小时就又离开。但席勒却不再公开地表达他的愤慨与受伤,而是坚守着当年(1784年)在《莱茵塔利亚》杂志发刊词上立下的原则:“我对剩下的都保持沉默,因为我认为,与在此之前一直待我如父的那个人作对,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礼貌的……我与他的一切联系现在都一笔勾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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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90 从路德维希堡出发,席勒前往图宾根拜访了他的老师阿贝尔;此时的阿贝尔已被聘往图宾根任教授。对二人而言,这是一场触动心灵的重逢。阿贝尔为他闻名遐迩的学生感到骄傲,在席勒于图宾根逗留的几天中根本不愿离开他身边,甚至晚上也不行。当时也在场的霍文描述说,阿贝尔手中举着蜡烛去到席勒的卧室,一连对他说了好几个小时的话,根本没有注意到席勒早已沉沉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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