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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92 到了11月,席勒访问了卡尔高等学校。为了向他表示尊敬,400位学生共同聚集在欢庆的盛宴,用热烈的“万岁”呼声迎接他。席勒感动得几乎落泪,情绪也变得忧伤,因为他也听闻了卡尔·欧根的继承者打算关闭卡尔学校的传闻。而在3个月后的1794年4月16日,传闻最终变成了现实。斯图加特人说,学校大楼差一点就要被改造成马厩,全靠席勒在卡尔学校的同学、也是施瓦本诗人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豪格(Johann Christoph Haug)精彩的讽刺才得以幸免。豪格提议给马厩刻一个特别恰当的铭文:“Olim musis,nunc mulis”——“曾献给缪斯,今服务骡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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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94 1794年3月初,战事逐渐逼近[21] ,威胁符腾堡。一座皇家野战医院被转移到了路德维希堡附近,而在周边的某个地方则暴发了疾病,人们怀疑是野战医院迁来的后果。“一片充斥着瘟疫的军医院阴云正冲着施瓦本而来,”席勒在1794年3月7日给格梅林博士的信中写道,“我得保护自己,别让闪电击中我那间摇摇欲坠的小屋。”他匆匆忙忙地计划在几天之后离开,随后就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悲伤的消息:新公爵正打算把索里图德的育林场也一关了之。这可是父亲一生的心血。“我之后的命运如何,”父亲在给正准备远行的儿子的信中写道,“现在还不好说;但我不会害怕任何事情,因为我在上帝的庇护之下,就像当年费利佩二世听到他的海军上将报告整支无敌舰队[22] 都已被摧毁殆尽之时一样。”本想离开的席勒又犹豫了,尽管父亲也建议他先走为上:“既然我已见到你们,或许是最后一次见到你们,我还能对命运抱怨什么,即便我们现在就要再度分离!”父亲本想在3月9日派辆马车过来,接席勒一家最后一次到访索里图德。但席勒在此期间已经改变了心意。他推迟了返乡之旅,在3月15日搬去了离危险较远的斯图加特,还将在这里住上两个月。他住在一个漂亮的花园洋房,这是一个让人沉醉的春天。席勒的病痛渐渐减轻了,在临近的博蒲瑟森林(Bopserwald)中散步;当年,他就是在这里给他的同学们朗诵《强盗》的。从父亲那里也传来好消息:他先前工作的地方得以保留,自己甚至被提拔为少校。如果阳光灿烂,席勒就会再次拿出《华伦斯坦》的手稿;心情大好时,他还宣布:只要敲定了剧情的计划,他就能在三个星期之内在斯图加特完成这部作品。在斯图加特,老朋友和新朋友们在他身边聚集成一个完整的圈子,其中就有当时的知名诗人弗里德里希·封·马蒂松(Friedrich von Matthisson)[23] ——席勒之后会写一篇关于他的详尽评论;还有雕塑家约翰·海因里希·丹内克(Johann Heinrich Dannecker)[24] :他将会在这最后几周为席勒雕刻那座著名的半身像,其数不胜数的复制品正是19世纪席勒崇拜的组成部分。丹内克于1794年9月22日把第一尊浇铸件寄往耶拿,并附信说:“真是奇妙,当我完成它时不再喜欢它,可现在却像个傻瓜一样深深地爱上了它。但我也得和你说,你的塑像会给人留下不可捉摸的印象:那些曾见过你的人都觉得完全和你一模一样;那些只从你的作品中认识你的人,觉得这一座塑像甚至比他们的理想所能创造的还要多。”席勒现在则开始逐渐习惯被当作经典作家对待,并在给丹内克的回信中说:“我可以在它前面一连站上几个小时,不断地发现作品中全新的美。”这尊“无可比拟的半身像”也给席勒的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几乎想要把它买下来,但最后还是他身体里节俭的施瓦本性格占了上风:“要是它只要两三个路易金币,我肯定很乐意出这笔钱,因为我们由此获得的快乐是无法估量的。”[25] 在席勒去世后,丹内克以半身像为起点,完成了一尊纪念碑:“我想要把他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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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96 在1794年这个明快的春天,席勒与奋发进取的出版商约翰·弗里德里希·科塔(Johann Friedrich Cotta)开始建立起联系;日后,这种联系将会带来丰硕的成果。年轻的科塔学习过法学与数学,身处一个年轻艺术家与时评人圈子的中心,他1787年继承了父亲的图书事业,定下雄心勃勃的目标,要把这家成立于1659年、包括一个印刷厂的家族企业扩张成在德国独领风骚的出版社。席勒的毕业论文就是在这家印刷厂付梓的。有这样坚实的本钱,再加上他企业家的技巧、他的社交才华和他在智识上的好奇心,他用不了几年就实现了自己的雄心。他旗下的作家除了歌德和席勒,还有让·保尔、荷尔德林、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路德维希·蒂克,以及黑格尔、费希特、谢林与洪堡。科塔想要进军报纸杂志市场,计划办一份日报。巧的是,席勒刚好又在考虑编一份新杂志,1792年10月就想为这个新计划争取他的出版商葛勋。“我原先的打算是出版一本有分量的双周刊,请德国最好的30~40位作家为我撰稿;我总是认为这个计划对您是最好的,您将会有一份人生的杰作;您将会也必然会因此成为德国首屈一指、最受人尊敬的出版商。”(1792年10月14日)可是葛勋没有接受这个提议,因为《塔利亚》在经济上失败后,葛勋对席勒的杂志计划始终抱有怀疑。1794年3月,在约翰·克里斯多夫·豪格的介绍下,席勒与科塔第一次见面;当科塔在这次会面中听席勒谈起他的计划时,他对于通过席勒吸引过来的众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创立一个文学—哲学平台之愿景感到非常兴奋。在5月初的第二次见面中,他们一起远足去了下图克海姆(Untertürkheim);途经卡棱山(Kahlenberg)时,葡萄酒与春日的阳光让他们的情绪充满着对未来的喜悦,于是二人立刻敲定了两个项目:一份日报与一份美学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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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798 席勒把这两项计划装进行囊,于1794年5月6日与洛蒂和孩子一起踏上了回耶拿的旅途。与父母的告别令人动容,因为他预感到自己不会再与他们相见,即便父亲在告别时表现出心意已决的样子,要在第二年骑着自家的马去图灵根,探望自己在迈宁根和耶拿的孩子。他打算通过卖自己关于培育树木的书挣足旅费,而席勒已经和科塔约定了出版这部著作。父亲的书的确在第二年出版了,但他的快乐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他病倒了,于1796年10月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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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00 在9天的旅途后,席勒1794年5月14日到达耶拿,健康状况还算不错。他搬入了在下集市街(Am Unterem Markt)上的新家,正好与2月搬来耶拿的威廉·封·洪堡比邻。在莱因霍尔德被聘往基尔(Kiel)后,尚在施瓦本的席勒就开始运作,希望能让费希特被聘来接替莱因霍尔德的教席。费希特上门拜访了还在斯图加特的席勒;他之所以接受耶拿的聘书,也是因为他敬仰席勒,觉得与席勒一起在大学里发挥影响的前景颇具诱惑力。他对洪堡说,席勒“对哲学而言意义重大”,在他身上可以“期待哲学的全新时代”。[26] 不过,费希特也足够自信地把这种“全新时代”与他自己的登场联系起来。而他在耶拿教学生涯的开始也的确像几年前席勒的入职讲座一样,成了当地的一件大事。“费希特现在就是耶拿的灵魂”,荷尔德林在给他的朋友诺伊费尔(Neuffer)[27] 的信中写道(179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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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02 当费希特来到耶拿时,已经是个著名人物了。他哲学生涯的开始就是一声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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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04 约翰·戈特利卜·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生于1762年,是一个手工匠人的儿子。在大学修习神学与法学之后,费希特首先成了一名家庭教师。他的一个学生想请他带领自己一探全世界都在谈论的康德哲学,于是费希特拿过了《纯粹理性批判》。他之前还因为这本书晦涩难懂而在其面前却步,可现在竟为之深深吸引,以至于他立马在1791年夏前往柯尼斯堡拜访那位伟大的哲学家。他遇到的是一位疲倦的老人,对他一副相当无所谓的样子;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已举世闻名的康德早已被崇拜者们包围。甚至近来还有女士们向这位声名远播的老处男寻求在生活窘境中的道德建议。和其他不少先生太太一样,费希特一开始也被打发回家。他在家中闭关35天,带着发了烧般的迫切写出一部作品,想要借此在大师面前自荐。这就是《试论一切天启》(Versuch einer Kritik aller Offenbarung )。这部作品给康德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不仅邀请作者共进午餐,还为他介绍了一个出版商。1792年春,此书出版,却是匿名——这违背了费希特的意愿。因为顾忌审查,出版商做事非常谨慎,同时也有商业上的考虑:在宗教问题上,公众等康德的最终结论已等了很久;而现在这部作品完全是按康德的精神写就的,以至于出版商预计读者会将之视为康德的作品并乐意购买。情况确实如此。在耶拿出版的《文学汇报》报道说:“借助这一系列作品,这位柯尼斯堡的哲学家为人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每个人只要读过这些著作中的一丁点儿,都能立刻认出那本书(《试论一切天启》)崇高的作者。”[28] 康德随后在同一份报纸上感谢其恭维地将此作归在自己名下,同时解释说自己并非那位“崇高的作者”;这份荣耀应归属当时仍籍籍无名的费希特。因为康德的澄清,费希特一夜之间就成了德国最知名的哲学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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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06 席勒也同样立马读了费希特关于宗教的论著,并相信这本书出自康德之手。在给科尔纳的多封信中,他表达了对论著基本思想的同意:并非宗教创立了道德;恰恰相反,是道德创立了宗教。如果一种宗教的天启偏离了上述事实,就不能被视为真正的天启。道德自我的自律(Autonomie)是检测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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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08 初次登场就一炮而红让费希特极为振奋,于是大胆地试图重构迄今为止的整个哲学。他将康德的自由概念推向了极端。他在耶拿第一次讲授了《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 )[29] ;在这部书中,他从康德的名言“‘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30] 推导出了一个全能之“自我”(Ich)的概念;这一“自我”将世界体验为其“本原行动”(Tathandlung)的惰性阻碍或可能质料。费希特作为具有生命力的“自我”之使徒而登场。在耶拿的人们传说费希特曾要求课上的学生盯着对面的墙看。“先生们,请诸位想想那面墙,”费希特说,“然后再将你们自己设想为与之不同之物。”人们嘲讽般地可怜那些好学上进的学生们:他们成群结队地拥进费希特的课堂,却只能毫无头绪地盯着墙看,什么也发现不了,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其自我。但费希特却希望通过这堵墙的实验将寻常的意识从其自我僵化与自我物化中解放出来,正如他常说的,要让人们把自己当成月球上的一块熔岩,比让他们视自己为充满生命力的自我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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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10 但不是所有人都一头雾水地坐在墙的前面。费希特雄辩的口才也让很多人心潮澎湃。人们还从来没听谁这样谈起“自我”这个奇迹。从他艰深的探究中,有一种独特的魔力发散到一个如此陌生又如此近在咫尺的世界。费希特希望能在他的听众中播撒成为“自我”的兴趣。他教导说,康德的出发点是作为给定之物的“我思”,但这样是不行的,人们必须先观察当思考“我思”时,在我们头脑中究竟会发生什么。“自我”乃是我们在思考中方才创造出的,而创造之力乃是我们体内不可追思的自我性(die unvordenkliche Ichheit)。思想的与被思想的自我在我们体内运动,构成行动的闭环,既包含思想又包含被思想之物,因此就不存在我们可依凭的确定存在,而只有这种能让我们思考的不可追思的运动。一切都活着,都在运动之中,我们思考着一切,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自身的生命力中感受着一切。世界从一个行动开始,而我们称之为“自我”的,也同样由一个行动而生。费希特可能会说:我创造了作为我的自己,因此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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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12 费希特从他的原则中得出的结论乍看之下非常吓人。他宣称:“一切实在性的来源都是自我”[31] ,因此“非我的一切实在性都只不过是一种从自我让渡过来的实在性。”[32] 而自我给自我施加的阻力,也就是对象性,恰是自我向外投射的惰性。这种阻力也是“自我”所“设定”的,正如“自我”“设定”自身一样。每一种限制都是隐藏的自我设限。是自我的物化给了外物力量,而倘若“自我”意识到自身,外物也会失去那种力量。如果将这些想法理解成要否定外在世界而坚持一种绝对的唯我论,它们必然会显得可怕。但在费希特那里并非如此。他当然认为存在着一个“外在世界”,只是——他会不厌其烦地指出这一点——这一外在世界始终与一个正在经历它的自我相联系。世界就是一切经验。而一个独立于我的经验的世界又是什么?不过是空洞的文字游戏罢了。这是因为人们若真要思考独立于“我”的世界,就会立刻将之变成“为了我”而存在的世界。因此费希特摒弃了康德的“物自体”。上承戈特洛布·恩斯特·舒尔茨(Gottlob Ernst Schulz)与所罗门·梅蒙(Salomon Maimon)对康德的批评[33] ,费希特发展了自己的论证:当康德在《纯粹理性批评》的第二版中将“物自体”视为现象世界的原因时,他自己被“物自体”的概念蒙蔽了。这是因为正如康德自己所证明的,因果律原则只对现象世界成立,因此当他承认“物自体”这一非现象也具有因果性时,就犯了错误。“物自体”永远不能成为任何事物的原因,因此可被摒弃。为什么要用各种词语建构一个毫无意义的平行宇宙?所以只存在由自我构建的世界。“物自体”的确是不合情理之物。因此只留下了唯心主义的基本定理:世界是我们所设想的样子。自我规定不仅适用于道德,也同样适用于理论认识。不存在任何超越自我之专制主义之外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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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14 与此相连的是第二个令人畏惧之处,即人们会把这种作为每一段经验之前提的自我性与心理学上及日常口语中的“我”相混淆。这样一来也的确容易被人嘲笑。让·保尔说:“哎,如果每个自我都是他自己的父亲和创造者,为什么就不能也成为他自己的索命鬼呢?”[34] 歌德和席勒尽管非常欣赏这位不羁的哲学家,但同样也会开他玩笑。当费希特陷入与学生社团的争执,学生们晚上冲他扔窗玻璃时,歌德在给他的部长同僚福格特的信中写道:“所以您看到了陷入极大窘境的‘绝对自我’,而大晚上很没有礼貌地飞来的窗玻璃,则是本已经‘设定’好的‘非自我’。”[35] 席勒虽将费希特称为康德之后“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思辨头脑”(致霍文,1794年11月21日),可他也同时略带讥讽地给歌德写信说,这个世界对费希特而言“不过是个皮球,‘自我’把它抛出,又在反思时重新接住。他真可以就这样将他的神公之于众,正如我们最近所期待的那样”(1794年10月28日)。费希特因为批评学生过量饮酒、夜晚喧闹和打架斗殴,与学生们发生冲突,当他因此在1795年不得不逃往近旁的奥斯曼施泰特躲一躲风头时,席勒就在给歌德的信中写道:“关于此地的新鲜事,我没有什么可以向您报告的;因为荒唐举止的最丰富的源泉已经随着吾友费希特的离开被封上了。”(179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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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16 人们对费希特的印象是两个极端。他让一部分人心潮澎湃,而另一部分人则对他非常愤慨;两派中都有那种成为“自我”的新兴趣的参与。“对有头脑的年轻人而言,那是一段危险的时期,”一位当年的亲历者在日后回忆说,“生活在各种极端之间摆动……非常激烈而紧张。”[36] 人们因而认为费希特的自我哲学应当对每一种极端负责,将他的自我哲学误解为对鲁莽轻率与自私自利的辩护。费希特虽然试图抵抗这种误解,却无济于事。那么,什么是对他的哲学的正确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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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18 在《致更广泛读者的关于哲学之本质的如白日般清晰的报告》(Sonnenklarer Bericht an das größere Publikum über das eigentlich e Wesen der Philosophie ,1801)——该书有着醒目的副标题《一场强迫读者理解的尝试》(Ein Versuch,die Leser zum Verstehen zu zwingen )——中,费希特几乎绝望地拼命证明,自己绝不是为自私自利说话,而是要以自我主义的方式(egologisch)将“存在”付诸语言。他的论据是:只有当人们把整体当作自我来设想时,才能理解历史与自然生命进程的动力。驱动自然与历史的力量,与我们在自我之能动与自发性中所体验到的力量是同一种。费希特在这里大胆地将卢梭的想法推演到底,即“我”之所以能理解世界的开始与运动,是因为“我”自己在每个瞬间都可开始或运动。自我经历将我们引向作为自发性之宇宙的世界。“我在”是世界的公开秘密。在费希特看来,这一洞见就是那道耀眼的“闪电”,一直照亮到他哲思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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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20 这道“闪电”也来自法国大革命阴云密布的精神气象。费希特同样发表了一份捍卫大革命的宣言(四个公国的政府因此在将他聘到耶拿时曾有过一番犹豫),但他发挥影响靠的并不是只有极少数人能理解的艰深的理论推导,而是掷地有声的词语,从中立刻能打造出通行的硬币,可以在“成为‘自我’”这个新兴趣的流通中使用。他促进了新一代野蛮人的青年崇拜,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中让他们口出狂言(这是他当时就写下的诗句):“一个人过了三十岁,无异于行尸走肉。及时自杀,才是上策。”[37] 自然,这里有卢梭、天才崇拜和“狂飙突进”做的铺垫。人们正是在这种传统下学会了桀骜不驯、反抗社会习俗的自我中心。直到现在,那些划时代句子的号角般的声响听着依然激动人心:“只有我是这样的人。我深知自己的内心,也了解别人。我生来便和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不同。”[38] 这是卢梭《忏悔录》的第一句;还有维特的那句:“我回到我的内心,发现了一个世界。”[39] 人们也想这样,如此唯一而又如此普遍,如此熟悉自己而又能如此掌握自己,并用这种力量点亮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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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22 费希特大张旗鼓地将这个“自我”搬上了哲学的奥林匹斯山,耸立在山巅的“自我”就像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画中的那个人物,世界就在他脚下展开[40] :多么精彩的风景!通过费希特,“自我”一词有了不可思议的分量,只有之后尼采与弗洛伊德给“本我”(Es)所赋予的丰富意义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大众化了的费希特成了主观主义与无限可操作性之精神的最重要的见证人。据说“创造”具有力量,听上去很让人兴奋。于是在18世纪的尾声,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开了一瓶葡萄酒,坐在一起商量出了一种需要人们去“创造”的新神学之轮廓。这种新神学要上哪里去找?自然是在人自己心中。三人很有自信,提出了一个构造社会的全新理念,以此将异化了的社会机制转变为一种共同体式的生活。日后,他们会将这次振奋人心的聚会的记录称作《德意志唯心主义最初的体系纲领》(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在这份被“创造”与“自我”那股塑造世界的精神所驱动的文稿中,有这样一句话:“第一个理念自然是关于我自身的观念,即将我自身设想为纯粹自由的存在。伴随着这个自由且自信的存在,一整个世界同时从虚无中升起,这是出自虚无的唯一真实也唯一可以纪念的创造。”[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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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24 那些如此强烈地确证其自我的人,总是觉得受到世界的威胁与限制,因为这个世界毕竟还是给自我发展的追求造成了相当可观的阻碍。“自我”必须抵御一个极其强悍的“非自我”的实存,甚至偶尔有在悲苦与疼痛中消亡的危险。年轻的荷尔德林在1797年11月2日给他哥哥的信中写道:“当世界的拳头落到人身上的时候,谁还能把他的心限制在这样美好的边界之内?在我们周围的虚无像深渊一样盯着我们,而社会与人类活动的千千万万件事情正无形、无魂且无爱地追逐着我们,让我们分心;我们越是受到这种虚无或千万件事情的纷扰,我们这一侧的抵抗就必须越激情、越激烈、越暴力……外在的困境与贫乏会让心灵的富足成为你的贫乏与困境。”“心灵的富足”要求行动及其力量的喷涌;阻碍与自控是致命的。在种种将他的自我带到世上的尝试的最后,是图宾根的塔楼;作为“高贵的装病者”也好,作为真正的病人也好,荷尔德林就是在这里隐姓埋名地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十年。这个“自我”已经放弃,不再想要征服世界并将之作为它“本原行动”的舞台。而年轻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正寻求接近费希特和席勒;与荷尔德林一样,在他身上的“自我”之感也同样从黑暗中涌现。他在给同在第一时间就成为费希特信徒的好友诺瓦利斯的信中写道:“我这个流落的人没有家,被赶入了无穷(我就是宇宙的该隐),必须得从自己的心灵与头脑中造出一栋屋子。”[42]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也感受到了“心灵的富足”,为它洗礼并命名为费希特式的“自我”;但与荷尔德林不同,他下定决心,不能让这种“心灵的富足”毁在否定他的现实世界手里。他将否定的力量拉到自己这边,自信地否定那否定他的一切。没有时间悲哀,荷尔德林献给逝去之物的哀歌不适合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关于诗歌的对话》(Gespräch über die Poesie )中,施莱格尔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乐意用他革命的哲学将毁灭扩大”的人。[43] 当他写下这句话时,这种“革命的哲学”对他而言就是费希特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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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26 费希特从1794年起入职耶拿,一直任教至1799年。有一段很短的时间,耶拿曾聚集着所有想要借助其“自我”一飞冲天的人。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在耶拿讲授文学,并为席勒的《季节女神》杂志撰稿。他的家会成为那场后世称为“耶拿浪漫派”(Jenaer Romantik)的青年运动的中心。路德维希·蒂克在耶拿;而已经成为魏森菲尔斯(Weißenfels)盐矿助理的诺瓦利斯也常来耶拿。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44] 在这里学习医学,同时与善感而美丽的索菲·梅罗(Sophie Mereau)[45] 套近乎;席勒视梅罗为她这一代最有天赋的女作家。荷尔德林也来了,为了离席勒更近,也为了聆听费希特讲课。谢林凭借那句名言“自我就是绝对不可物化的东西”自荐为费希特的信徒,从图宾根来到耶拿,并在90年代末拿到了教职。也不能忘了身居幕后的聪明女人们:多萝蒂亚·菲特(Dorothea Veit)[46] ,摩西·门德尔松之女、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伴侣;以及卡洛琳娜·施莱格尔(Caroline Schlegel)[47] ,她正是在这几年中改嫁给了谢林。后来成为自然哲学家的亨里克·施特芬斯(Henrik Steffens)[48] 也属于这个圈子,他在回顾往事时说:“他们结成了亲密的联盟,事实上也的确属于彼此。作为外在自然事件的革命,以及作为内在绝对行动的费希特哲学所创造的一切,这个联盟都希望将之作为恣意游戏的纯粹想象继续发展。”[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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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28 耶拿浪漫派倾向于使用“创造性的想象力”(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这个概念,以便明确他们所在意的是其“本原行动”的美学而非道德层面。这种“创造性的想象力”在康德那里让“统觉”(Apperzeption)的齿轮组能够持续运转,在费希特那里则完成了协助道德世界诞生的助产士工作,而在浪漫派那里则将成为“神圣想象力的原则”。但通晓艺术游戏的席勒却认为,这一切都实在太过头了。“幻想家背离自然天性仅仅是出于任性,”他写道,“为的是能因此更加无拘无束地顺从顽固执拗的欲求和变化无常的想象力……但是,正因为幻想放纵的不是自然而是自由,因而也就是说,正因为它源于一种就其本身而言值得尊敬的、能完美导向无限的禀赋,因而它也会走向无止境的境地,坠入无底深渊,最后只能以毁灭而告终。”[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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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30 但浪漫派觉得自己无需这种提醒。他们一直希望凭借其智识上的高超技艺超越自身,而也正是这种高超的智识把他们振翅高飞的风险呈现在他们眼前。路德维希·蒂克、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克莱门斯·布伦塔诺——他们都对自己奋斗方向里的深渊有着敏锐的嗅觉,更从“虚无主义”(这个词就是在那个时代出现的)的危险中获得一种独特的享受。蒂克让他小说中的人物威廉·洛维尔高声呼喊:“与我一起飞翔吧,伊卡洛斯,飞翔着穿越云层,我们要像兄弟一般欢呼着冲向毁灭。”[51] 如果有人批评他们太过“任性”,他们便会回答说:否则呢?任性是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但让·保尔为了不至于身陷那群魔术师的学徒[52] 之中,站到了席勒这一边;他在《美学预科》中写道:“现今的时代精神只是为了在虚无里的自由游戏空间中放空自我,就宁愿自私地毁灭世界和宇宙;从这种时代精神无法无天的任性中,可以推论,……它必然会轻蔑地谈论对自然的模仿与学习。”[53] 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本人也乐于在诗意的自我提振与征服世界中沉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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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32 在费希特的小圈子里,人们不光是轻蔑地谈论学习自然。根据费希特的推导,“自我”作为有目的之变化的力量,向下深入,直抵存在之基;有了这一理论的武装,人们也想要一窥自然的内部。谢林靠他的自然哲学用体系的方法尝试,而矿山工程师诺瓦利斯则信任他天才的直觉。“这条神秘的路通往内心”[54] ,他写道,又如:“外在不过是升入神秘状态的内在”[55] ;又如:“我们在世界中寻找草图,而这张草图却是我们自己。”[56] 诺瓦利斯将审视自然“外在眼光”与“内在眼光”相对立:前者,如康德所教导的,必然会处处发现因果律;而后者则能领悟种种“类比”。这一“内在的”思维方式让我们“将自然或外在世界预想为一种人类的存在,它显示出,我们只能也应当像理解自己与我们的爱人,理解我们与你们一样,理解世界的一切”。[57] 在这一类比方法的支撑下,诺瓦利斯勾勒了许多绝美的图像,例如他的那句:自然或许只是在看见人类时才石化成了山岩。诺瓦利斯所辩护的并非对自然事件的冷冰冰的分析,而是与自然交游的情欲。费希特那个也应作为自然之基础的“绝对自我”,在诺瓦利斯那里却成了一个“你”。而就像在爱人之间一切皆有可能一样,这里也是如此:“我所要的,定能做到——在人类那里没有不可能的事。”[58] 由于我们的身体是我们身边最接近自然之物,在诺瓦利斯的畅想中,我们爱的力量也应当扩展到身体之上。他在席勒病榻边度过的那许多个小时给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看着这位备受自己尊敬的人与死神搏斗,最终战胜死神,他写道,这种爱着自身自然的力量,也包括每个人都能成为“他自己的医生”,甚至或许能够“修复失去的肢体、仅凭意志自杀,由此才得到关于身体、灵魂、世界、生命、死亡与精神世界的真正解答。在此以后,是否赋予死者以灵魂,或许就全取决于他。他将强制自己的感官,创造他所要求的形象,并能够在最本原的意义上活在他的世界中”。[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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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34 谁像诺瓦利斯一样,把他的自我如此之深地沉入自然的非自我,就会在最后有一种奇特的体验:自然在他眼中不再像自我,他的自我反而像自然。他与他眼中的自我一起进入了“自然幽暗而诱惑的怀抱”,“可怜的个性在情欲一浪高过一浪的波涛中消解”[60] :这是出自《赛伊斯的学徒们》(Die Lehrlingen zu Säis )中的文字,而此文是在席勒《赛伊斯的蒙面像》一诗的启发下写成的。想要在各处重新找到、重新看见自身的“自我”,蓦然立于黑暗,陷入了自然深夜的那一面。一个阴影的国度在它心中升起。那块“无意识”的未知大陆,其轮廓开始清晰可见,它将成为一种新式好奇的漫游目的地。也不会有其他情况:谁想要如此强烈地感受并理解自身,就会很快发现不可定义与含混不清之物。但我们不清楚,究竟是黑夜在吸引那内心激动着的人,还是说是抒情方才呼唤出了黑夜;黑夜究竟是来自那不可言说之物,还是作为阴影伴随着语言的迷狂。无论如何,艾兴多夫在日后谈及并歌唱的那种内在“朦胧”,起源于“自我”的地下世界。乐观的18世纪一般总乐意揣测,在意识的地下室中有着所谓的“共通感”;但好奇者在“自我”的地下世界所发现的,却要多过可在“共通感”中流通的硬币。当科考探险正探查太平洋彼岸的荒野时,另外一批人则在研究我们体内的荒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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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36 成为“自我”的兴致让某些人在自己的荒野里陷得尤其深;他们中的一些人到头来会自己紧张过度。就仿佛是维特那声欢快呼喊——“我回到我的内心,发现了一个世界”——的忧郁回声似的,克莱门斯·布伦塔诺在1802年写道:“谁让我回到自我,就是在要我的命。”[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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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38 那些过度紧张的“自我”们总在寻找某种坚实之物。即便是“自我”的彗星波拿巴,最终也还是将自己固定在僵硬的皇帝头衔上。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在丰腴而多金的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äel)[62] 裙下栖身;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正准备改宗,投入天主教的怀抱;布伦塔诺也皈依了天主教。传统又热门了起来,人们开始收集民歌和童话,“春夜里来落了霜”[63] ,感谢上帝,人们不用什么事都亲力亲为,可以随波逐流,在来自远方的浪潮中游泳。人们只是寻求稳定的职位与稳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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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7840 热衷于“自我”的欢闹人群将会散去,就连费希特也会离开浪漫派的犯罪现场耶拿。但他还是那副老样子,他的号角还是在预告道德自我的末日审判。将来,他会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中再度大谈自我的重生,对整个民族呼喊:别再长久地忍受只当一个非自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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