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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歌德也无法完全免于政治化的时代精神的影响——他毕竟还是给儿子奥古斯特买了一个玩具断头台——但他却下定决心，在他对自然研究的平和观察中寻找逃避纷扰之处。1791年6月1日，他写信给雅各比说，他对光学和颜色学的依赖每天都更加紧密，也“意识到自己将来可能完全只研究这两门学科”。不过事情倒也并非如此。他不愿与艺术和文学一刀两断：在自然研究之外，它们是歌德抵御群情激愤的时代精神的第二道防线。“美学的快乐让我们挺直腰杆，”他带着挑衅的讽刺在给抱有雅各宾派思想的作曲家兼杂志主编莱夏尔德[80] 的信中写道，“而几乎整个世界都屈服于政治。”[81] 他还有另一位熟人住在离法国不远、同样躁动不安的特里尔（Trier）；歌德告诉他：“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那种只能从缪斯那里获得的精神的克制与平和。”[82] 当他重新开始创作先前搁笔的小说《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时，他在1793年12月7日写信给克尼贝尔：“我现在正在思考并决定自己来年要从什么工作开始，人必须把自己强行钉在什么事上。我想，这会是我原来那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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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依旧保持着和席勒的距离。上文已经提到，他对席勒的《论秀美与尊严》并不感冒。不过，他倒是在此期间与1794年2月为了席勒迁来魏玛的威廉·封·洪堡结下了友谊。洪堡尝试了各种方式以让歌德对尚在施瓦本逗留的席勒有些好感。然后还有费希特，他在席勒之前现身魏玛，说了许多称颂席勒的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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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对歌德产生了影响，因为他毕竟对赞美席勒的费希特很有好感，几乎是充满爱意地把他称为“一个奇妙的怪人”。当费希特头一回造访圣母广场边的歌德家时，根本不等把帽子和手杖放下，而是把外套往最近的桌上一丢，就立马与歌德深入地攀谈起来。歌德感到不知所措，但也同时对这种严肃而振奋人心、毫不在意任何规矩的激情印象深刻。他让印厂给自己送来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的头一张全开书页，立马读了起来，并给费希特写信说：“这其中没有任何我不懂的东西，或者至少我认为自己都能读懂；也没有任何东西不与我习惯的思考方式相联结。”（1794年6月24日）费希特不必把这当成客套的表扬，因为在和歌德的一番长谈之后，他向妻子汇报说：“最近……他如此简要而清晰地为我阐明了我的体系，我自己也不能说得更加清楚。”[83] 他们免不了对第三人有些小小嘲弄，但也还都处于友好的界限之内。歌德把费希特的作品寄给雅各比，并附言：“亲爱的非自我，希望你偶尔能向我的自我透露一些你的想法。祝好，问候你身边所有可爱乖巧的非自我们。”（1794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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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最先提及的竟是费希特的哲学，这已经让人很惊讶了。他在给费希特的信中写道，他明白自己要感谢他：“正是您，使我终于能和那些我无法割舍却又永远无法与之合一的哲学家们和解。”（1794年6月24日）费希特的哲学中，让他喜欢的是对行动、追求与塑造的热烈强调。他宁愿接受极端的主观主义，并为了自己的目的将之温和化。在他的颜色学中，便流露出了第一批痕迹。他更重视颜色感知的生理学，正如他开始赋予主观性更多空间。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将以下原则收入了他的《格言与反思》（Maximen und Reflexionen ）：人们必须始终扪心自问：“在这里是谁在说话？——是你所观察的对象，还是你自己？”[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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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与哲学的接近，也使得他自我感觉缩短了与席勒的距离。这一点，再加上他想要将反抗政治胡闹的美学圈子锁得更紧的愿望，就创造了有利条件，让歌德于1794年6月中旬收到的那封信得以产生积极的效果。那是席勒的邀请信，邀请歌德加入新创刊的杂志《季节女神》的编委会。“阁下决心参加进来以支持这一事业，这必将对杂志取得圆满成功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们欣然接受您答应我们参加合作的附带条件。”（1794年6月13日）[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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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与科塔在春天敲定的两项计划，只有《季节女神》杂志这一个项目保留了下来。席勒一开始在编辑出版一份日报这一科塔最爱的计划前打了退堂鼓。这计划在经济上可能很诱人，但席勒担心它会让自己完全无暇顾及美的文学。此外，他还与一份名为《欧洲诸国汇报》（Allgemine Europäische Staatenzeitung ）的刊物保持距离。席勒在6月14日给出版人的信中告知对方，他对编辑一份政治刊物感到力不从心；他会在错误的地方毁掉所剩无几的健康，而更好的办法是把他余下的力量集中到一份美学期刊上来。这是他熟悉的领域，席勒写道，他会“怀着兴趣与内在使命感”创造出前无古人的成就，也就是聚集起“全国上下第一流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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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作为对革命法国的“政治民族”之回应的“文化民族”理念，正是在此初现雏形。在公开的邀请函中——席勒将之作为给歌德的信的附件——这一理念得到了更加清晰的表达：“德国人的文化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那些最优秀人物所喜爱的书籍能在每个人手中找到。如果现在全民族最顶尖的作家都共同加入一个文学协会，他们就能由此统一先前四散于各处的读者，而所有人都出了一份力的作品，也将吸引整个读书界都成为它的读者。”[86] 席勒所设想的是一场高水平的精神会集运动，而事实上，邀请信也发给了所有那些有地位和名望的作家、政论家和哲学家。大多数人都给予了肯定的答复，甚至远在柯尼斯堡的年迈的康德也说可能会在将来投稿。而为了这一计划必须把歌德争取过来，则是不言自明的事。以席勒为核心的编委会团体包括威廉·封·洪堡、费希特和最近被聘到耶拿的历史教授沃尔特曼[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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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严肃地提出了一个“文学公共领域”的理念，因为邀请函中纲领性的承诺也要求了一种文学风格。杂志将“详细探讨一切可以用审美和哲学精神论述的问题”。[88] 席勒希望让他秀美与尊严的理想在杂志上起效，因此文学上的消遣应当有品位，而学术内容应有思想；无论是单纯的娱乐还是僵化的掉书袋都应被拒之门外。令歌德特别有好感的，可能是像他一样厌烦政治的席勒决定《季节女神》应对所有其他领域开放，唯独政治除外：“而尤其是涉及国家宗教和政治状态方面的内容，本刊概不采纳。”[89] 虽然歌德本人在他给《季节女神》的稿件中并没有遵守这一原则，而席勒最初发表在杂志上的《审美教育书简》也同样指向政治，但二人眼下都感到某种政治节制将会对精神生活有很大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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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在几天之后才给了答复。虽然他立刻就意识到这是个大好计划，不光可以在整体上给文学生活，同样也可以给自己的创作以新的刺激；而席勒与他接近也让他高兴——他对夏洛蒂·封·卡尔普说，席勒“对我们魏玛人越来越友好、越来越信任”——；可他还在犹豫，因为他预感到（按他两个月之后的说法）这是他生命中全新“时代”的开始。他谨慎地起草了他的回复——有多份书信草稿得以保留——融合了外交辞令与坦然自白：“我将欣然地、全心全意地加入这个团体。如果在我还未付印的文稿中有什么适宜于在这样一本刊物上发表的东西，我将乐意告知您；而与这项事业的创办者那样正直勇敢的人物有进一步的结合，必定会使我某些已经停滞的工作得以充满生机地重新开展。”（1794年6月24日）[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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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歌德写给席勒的第一封信。席勒为自己的计划赢得了一位如此大名鼎鼎的合作者而欣喜不已。但他不知道的是，自己也即将因此赢得一位无与伦比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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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席勒作于1793年春的文论《关于崇高》，最初发表于1793年的《新塔利亚》（Neue Thalia ）杂志上。在1801年修订时，席勒删去了文中关于“崇高”的第一部分，只留下第二部分并将之重新命名为《论激情》（Über das Pathetische ），收入《短小散文著述》第三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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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 Ⅴ，S. 516. 语出席勒的《论激情》，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六卷），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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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溶解性的美”和“振奋性的美”这一对概念，席勒曾在《审美教育书简》第十六封信中做过区分，参见MA，第620页，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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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哲学家、政治家。著名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790）使之被后世视为保守主义鼻祖。而他早年的美学论著《对我们关于崇高与美的理念之渊源的哲学探究》（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1757）则将“崇高”（The Sublime）作为重要的美学范畴，开启了相应的美学与诗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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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Kant，Bd. 7，S. 300. 语出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部分（KpⅤ186），汉译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3，第200页。当然，康德关于“崇高”的论述更应参阅其《判断力批判》中《崇高的分析论》这一章，参见〔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第82页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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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A Ⅴ，S. 502. 语出席勒《关于崇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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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MA Ⅰ，S. 201. 语出席勒的名诗《理想与生活》，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一卷），第59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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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艾伯哈德·格梅林（Eberhard Gmelin，1751～1809），德国海尔布隆市的医生，研究动物磁场基础上的催眠术与治疗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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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重要作家，既非古典主义亦非浪漫派，而是具有很强的个人风格，尤擅中短篇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Michael Kohlhass ，1808）、《O侯爵夫人》（Die Marquise von O… ，1808）均已成为文学经典。此处指的是克莱斯特著名骑士剧（Ritterschauspiel）《海尔布隆的小凯蒂，或火之试炼》（Das Kätchen von Heilbronn oder die Feuerprobe ，1810），这也是他少有的获得舞台成功的戏剧作品之一。文学创作上的失意、哲学上的困惑与危机，以及祖国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中的战败，使得克莱斯特罹患抑郁症，于1811年11月自沉于柏林的万湖（Wann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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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卡尔·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席勒（Karl Friedrich Ludwig Schiller，1793～1857），席勒长子，后担任符腾堡护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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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Zit. n. Borcherdt 1948，S.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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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布鲁图斯与恺撒》是席勒《强盗》一剧第四幕第五场中主人公卡尔·莫尔所唱的歌谣，参见MA Ⅰ，第 589f页，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二卷），第159～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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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Zit. n. Borcherdt 1948，S.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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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命运》（Das Schicksal ）是荷尔德林作于1793年的诗歌。在1791年患重病后，席勒暂时放下了《塔利亚》杂志的编辑工作，直到1793年才在葛勋的建议下重新着手编辑，并将杂志改名为《新塔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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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Novalis Bd. 1，S.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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