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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Zit. n. Boyle 1999，Bd. 2，S.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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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Zit. n. Boyle 1999，Bd. 2，S.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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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Goethe MA 17，S. 827. 准确地说，《格言与反思》是爱克曼在歌德去世后，将歌德于多部作品中写下的格言搜集成册并于1833年发表的箴言集。这里所引用的格言出自《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第二部尾声的格言集《漫游者的观感》（Betrachtungen im Sinne der Wanderer ），汉译参见《歌德文集》（第三卷），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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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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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MA V，S. 868.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2～3页，有较大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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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卡尔·路德维希·沃尔特曼（Karl Ludwig Woltmann，1770～1817），德国历史学家，1794年出任耶拿大学编外教授，除了为《季节女神》供稿外，还与席勒一同编辑《历史回忆录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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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MA Ⅴ，S. 867.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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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MA Ⅴ，S. 867.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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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4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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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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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与席勒：幸运的事——溶解性的美与振奋性的美——《审美教育书简》——岌岌可危的是什么——歌德与席勒，质朴与多情——半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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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席勒的争取下，歌德于1794年夏同意参加《季节女神》的编辑工作。7月20日星期天，歌德造访耶拿，他下午要在自己不久前参与创建的“自然研究会”（Naturforschende Gesellschaft）上听一场关于植物学的报告。席勒虽对这个主题并不太熟悉，但也出现在了现场。外头很炎热，而举办活动的老城堡里却很凉爽舒适。在讲座之后是短暂的座谈，然后挪椅子，闲聊的人三五成群，继而起身离开，此时外面夜幕已经落下，因为演讲人的报告又冗长又无聊。回顾往事，歌德于1817年在题为《幸运的事》一文中描述了与席勒的相遇以及二人的第一次长谈：“机缘巧合，我们两人同时从里头走出，于是便攀谈起来；他看上去对演讲的内容很感兴趣，但非常理智而敏锐地评论道，这样一种支离破碎的探讨自然的方式，绝不能强加给热衷于加入讨论的外行人。我深以为然，回答说：……毕竟还有另一种方式，不是孤立而单独地研究自然，而是呈现一个活动着的、有生命力的、力求从整体进入局部的自然。他希望在此问题上能得到启发，却毫不掩饰他的怀疑，无法承认可从经验中得出我所声称的情况。我们走到了他家，谈话吸引我踏进了门；于是我生动地讲述了植物变形学，用勾勒出特征的几笔，在他眼前画出了一株象征植物。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深刻的理解力端详着这一切；但当我完成后，他摇摇头说：这不是经验，这是个理念。我一时语塞，甚至有些不快：因为这一句话就严格地标明了我们两人的分歧。我又想起《论秀美与尊严》中的论断，旧怨几乎又要泛起，但我控制住自己，回答说：不知不觉就有了理念甚至亲眼见到了理念，这倒让我很高兴。席勒比我更世故也更懂礼数，又因为《季节女神》……宁可拉拢而不是排斥我，于是像个受过教育的康德信徒作了回应。而当我固执的现实主义又产生不少引发热烈反对的契机时，我们就相互争论，直到最终鸣金收兵……第一步已经迈出，席勒有极大的吸引力，他把一切靠近他的人都牢牢地留在自己身边……；他的夫人，我从她小时候起就一直喜欢她、欣赏她，而她也为我们长存的理解做出了她的一份贡献；双方的朋友都为我们开心。于是我们就这样通过一场主体与客体间或许永远无法调停的大战订立同盟，这同盟不断延续，对我们和他人都有过良好的影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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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歌德而言，这是一场关于自然的对话；而对席勒而言则是关于艺术的。“我们六周之前曾就艺术与艺术理论有过一场长时间而广泛的对话，互相交流了我们以不同途径所取得的主要观念。在这些观念间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共鸣，又因为它确实是从视角的极大相异中得出的而显得更为有趣。一个人可以给另一个人他所缺乏的，也会因此有所收获。自打这段时间以来，这些播撒出去的理念就在歌德那里生根发芽，他现在感到有同我结交的需求，与我一起继续他之前无人鼓舞、只能独自前行的道路。”（致科尔纳，1794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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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席勒直到数周之后才和他的朋友科尔纳讲述了他和歌德的这次见面。为什么没有立马告诉他？是因为席勒想要故作冷静，不给人留下他已得偿所愿的印象？再让我们回想一下席勒在1789年2月定下的计划。当时的他曾给卡洛琳娜写信说：“如果每个人都能用上他全部的力量，就不会被他人忽视。这就是我的计划。如果有一天我的处境能够让我全部的力量发挥作用，他和其他人就会认识我，正如我现在认识他的精神一样。”（1789年2月25日）显然，这个“处境”就是现在了。在席勒的感受中，是歌德向他靠拢。他对此的心满意足释放了压抑。增强的自信使他能够让自己的所有力量都发挥作用，以至于现在连歌德都敬佩地谈起了席勒“极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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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面两天之后，威廉·封·洪堡请歌德和席勒一同来吃晚餐。在餐桌上，他们讨论了《季节女神》的计划，而席勒还阐发了他在《卡里亚斯》通信中的观点。头两次见面的友好气氛，鼓动席勒在8月23日写下了那封著名的信；歌德用深受触动的语言给他回信说：自己从来没有收到过比这封信更令人愉悦的生日礼物，“您在来信中用友好的笔触总结了我走过的人生道路，并热情洋溢地鼓励我不懈努力、勤勉耕耘”（1794年8月27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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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封信中，席勒用大胆的笔调为歌德勾画了一幅精神肖像，同时准确地描述了二人的不同。歌德，席勒写道，信任感官印象与直觉。他观察的目光“那样平静、纯洁地落在事物之上”，永远不会有误入抽象之歧途的危险。想象力在运转，但依附在客体之上，因此不会迷失，而是发现现象世界的富足。歌德走的是从特殊到普遍的道路，而席勒则恰好相反，是要用抽象的理念把握普遍，然后在直观的素材中重新发现它，因此是从普遍降入特殊。当然，思想可能会与经验相左，反之，知觉与观察的进路偶尔也无法达到思想上必要的澄明。如果如此相异的精神能够互相倾听、互相帮助，就可能实现互补的幸运瞬间。“如果前者用纯洁而忠实的感官寻找经验，后者用自主而自由的思想之力寻找法则，那么二者绝不可能不在中途会师。”[3] 但人们不能低估实现会师的前提。二者都必须“天才地”开展他们的事业；这样一来，一个人直觉般地在个体内创造出属于种属的内容，而另一个则在种属中遇见个体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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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写歌德时，总是同时在谈自己。他通过把自己塑造成与歌德相辅相成的形象，显出已有足够自信声称自己也具有天才的特质。二人交会处是个中点，但人们需在顶峰寻找。可他们要如何互相把对方带上高处？很简单，席勒会帮助歌德“用法则纠正情感”[4] ；而歌德则会保护席勒免于抽象的危险，激发他的知觉并使他对具体事物的感知更加敏锐。歌德会把席勒当作意识的镜子，而席勒则会从歌德身上学会对无意识的信赖。两个半圆便合成一个圆圈。至少歌德是这样理解他们的相互关系的。他的遗稿中有一份关于他与席勒友谊的笔记，其中写道：“但罕见的是，人们就像是对方的另一半，不是互相排斥，而是互相结合、相互补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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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肯定了席勒为他勾勒的肖像；席勒在他身上看到了直觉的天才，让他做了如下略带反讽的评论：“您的关注对我的益处会有多大，这一点您不久自己就会看出来。进一步认识以后，您会发现，我身上有一种晦暗不清和踌躇不决的特性。”（1794年8月27日）[6] 歌德懂得利用席勒的明晰，但还是要自己决定要保留多少“晦暗”。太过一目了然也可能是坏事；存在着一种多产的对自己与他人保持神秘的方式。在创作《威廉·麦斯特》时，歌德将会让席勒看到自己手中的牌，他会一边写作，一边与席勒探讨这部作品，并详尽地研读席勒关于《麦斯特》的来信；但他会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写完《赫尔曼与窦绿苔》，然后将之作为一部大功告成的作品展现在惊讶得不能自已的席勒面前。前一回他想从席勒的澄明中获益，而后一次则要保护他自己的“晦暗”；至于“踌躇”，他虽然会收到席勒时而相当烦人的催促，却不以为意。他只在意自己生活与创作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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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对那封伟大的“生日来信”的回复中，觉得如此被人理解的歌德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自己也能更好地理解席勒。双方关系的对称其实要求歌德也尝试画一幅席勒的肖像，但他写道：“如今我可以提出要求，我要通过您本人来了解您的精神历程。”（1794年8月27日）[7] 席勒肯定更希望从歌德的评判中看到镜中的自己，然而现在却被要求做自我阐释。他倒也欣然应允。他即刻提笔回信，不过他在8月31日给歌德的回信中所描述的与其说是他精神的“历程”，不如说是精神的解剖结构。席勒的句子是史无前例的精准，就仿佛他要以此证明，没有批评家能比得上他自我批判的那种清晰洞见。“因为我的思想圈子较小，所以我能更快也更频繁地跑完这个圈子，因此也就可以更好地利用我手头不多的本钱，用形式创造出内容所欠缺的多样性。您要致力于简化您那宏大的理念世界，而我则要为我小小的财富寻找多样化。您得统治一个王国，而我只掌管一个成员稍多的概念家族，发自内心地想将之扩展为一个小小的世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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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发现：席勒虽应歌德的请求描述自己，却不能不始终把自己与歌德相比较。他认为，歌德取得了“最高”的成就：广阔的经验范畴、为数众多的概念，最主要的是“把他的直观普遍化并使他的情感成为立法者”[9] 的那种自信。但席勒却做不到。他所擅长的是另一门艺术。他可以凭思想统御甚至创造感觉。一个典例就是席勒的热情，那种情感强烈的兴奋主要并不源自感觉，而是源自思想。在席勒看来，热情是某种让情感一同振奋的思想之物。但自发地为生命立法的情感，其魔力对席勒而言却是陌生的。可它真的是他无法企及的“最高”成就吗？在他的美学理论中，席勒将成为“立法者”的情感描述为“溶解性的美”；但在那里，这种“溶解性的美”却显然不是最高的东西。这一最高的地位属于“振奋性的美”[10] ；在这种美中，是精神为情感立法。席勒正是以“振奋性的美”比照自身，向之努力，并相信自己比歌德更与之接近。因此，所谓歌德更懂得“把他的情感变成立法者”的说法，实际上隐藏着没有明说的两面性。席勒承认歌德所达到的“最高”成就，虽然在他看来并非最高，但到底值得因此而羡慕歌德：即没有目的，也不必费劲地折腾概念，就能施展一个人随性的、卡里斯玛式的力量；这样的一个人平静地活在他的直观与感觉之中，遵循着他的直觉，在他身上，力量不用刻意争取。然而席勒，他的一切必须全靠自己创造，包括他的力量。歌德的存在之轻在席勒看来有不可承受之重。在这段友谊的最初几封信中，远远还能听见早年旧怨的回响。“这个人哪，”席勒在3月9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这个歌德曾挡过我一次道，一而再再而三地使我想到命运让我有多么艰难。他的天才是多么轻盈地被他的命运托举，而我又得如何战斗到这一分钟！”现在，席勒已把这场“战斗”神化为“振奋性的美”，并以此与歌德“溶解性的美”相对而立。或者说是——相向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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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足够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知道他的能量有时还缺乏秀美，因此才提出那句名言：他还“飘摇”在“技术思维和天才之间”。技术是从思想中推导出的艺术技巧：精心设计的规则；而天才则是自定规则的自然。席勒清楚他还需要学习什么：振奋性的精神必须更好地倾听情感，不是为了让自己被拉去情感那一边，而是为了不用强力便将情感运用于自身的目的。二者的平衡已在理论上找到，却尚未在实践中实现。“因为通常，”席勒写道，“在我理应哲思之际，诗人的我便仓促上阵；而在我理应创作之时，哲学思维便又捷足先登。”富于情感的想象力与思维强健的抽象仍处于矛盾之中，但席勒却把宝押在思想的能量之上，认为它会调停这一矛盾。思想必须限制自身并以此给予情感空间。思想既陷于这场争论，却又高于它。它既是当事人又是裁判，是这场论战的主宰。如果他能成为情感与思想的双重力量的主宰，“以至于可以通过我的自由给每一股力量划定界限”，那就还能有一种美好的命运在等待着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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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那场重病，一切都会很美好。当他正学习正确地运用精神力量时，病痛正在摧毁他“肉体的力量”。随后紧接着的一句话，让歌德尤为珍惜，因为这句话如此完美地将他朋友的英雄主义与振奋性的美呈现在他的眼前：“我恐怕很难再有时间在我内心实现一场伟大而普遍的精神革命，但我必将竭尽全力，待到大厦终于倾覆之时，我多半已将值得保存的东西从大火中抢救出来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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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4年9月4日，歌德邀请席勒前往魏玛。他写道，宫廷贵人们都去了埃森纳赫待一段时间，正是享受新结下的友谊的好机会。席勒“愉快地”接受了歌德的邀请，但同时也立马把他的病症所造成的困难摆在歌德面前。他无法适应通常的家庭作息制度：“因为很遗憾，我得的痉挛病通常会迫使我睡整整一上午觉，原因就是夜里痉挛发作，使我通宵不得安宁……我只请求得到可以在您府上生病的这一讨人厌的自由。”（1794年9月7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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