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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64 不仅是和施莱格尔兄弟闹得不快，席勒和费希特之间也出现了问题。二人的关系起初还很亲密，经常在洪堡家里、在耶拿的大学教授俱乐部、在许茨家的《文学汇报》编辑部见面。席勒甚至去旁听了费希特的几场演讲。这是一种工作上的结合，因为费希特在名义上也属于《季节女神》编委会成员，为杂志第一期提供了一段短文。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援引费希特，区分了每个人心中的“理想的人”与存在于时间之中的个体的变幻的状态，而正是这一区别导致了个体在理念上的统一性与其在需求、表达和命运之多样性中的支离破碎之间的那种紧张关系。论及这一观点时，席勒明确提到了“好友费希特”的“明晰”论述。[17] 席勒的赞美让费希特很高兴，毕竟他欣赏的不仅是诗人席勒，更是哲学家席勒。但现在，席勒对他“好友”之哲学的怀疑却与日俱增。他意识到了一种过于激进的自我哲学的危险。约翰·本雅明·埃哈特（Johann Benjamin Erhard）[18] 是一位颇具哲学修养的医生，席勒曾在施瓦本的回乡之旅的途中在纽伦堡拜访过他，并且希望能拉拢他为《季节女神》撰稿，尽管埃哈特是个坚定的雅各宾派。1794年9月，席勒在给埃哈特的信中写道，费希特走的路“和深渊咫尺之遥，必须鼓起所有的谨慎，以免坠入其中”。费希特青年时代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魏斯胡恩（Friedrich August Weißhuhn）是个一贫如洗、有些癫狂、举手投足间却装作一副天才模样的私人讲师，当他出现在耶拿，并怀着些许私人恩怨指责旧友犯了主观斯宾诺莎主义的毛病时，席勒在一封给歌德的信中也表示认同。他给歌德写道，就连他自己也看到了这一危险：费希特会把他那颠覆世界的自我变成斯宾诺莎式的绝对物质。但是这种批评不过是无伤大雅的调侃。只有当费希特将自己根据1794年夏的一场讲座生发而成的文章《论哲学中的精神与文字》（Über Geist und Buchstabe in der Philosophie ）投给《季节女神》却被席勒拒稿之后，事情才变得严肃起来。1795年6月的那封拒绝信，一共有四份草稿流传到了今天，显然，席勒难以下笔；在最后一份，或许也是最终寄出的那一份草稿中，他写道：“通过您的文章……我希望能丰富杂志的哲学板块；而您选择的研究对象则让我期待一份通俗易懂、能引发众人兴趣的研究。但我现在收到的是什么？您苛求我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又是什么？全是我尚未完成的材料，甚至是我曾选用的书信体。”也就是说：费希特不仅跑题，就形式与内容而言还涉足了席勒刚刚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耕耘过的土地。只不过在席勒看来，费希特的行文如此不可救药，以至于无法“将您文章的各个段落结合到一起”（致费希特，1795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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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66 费希特感觉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于是在回信中愤然回击。他觉得自己被席勒驱逐出了美学的领域，作为回应，他现在否认席勒具有任何哲学能力。“想象力只能是自由的，您却禁锢了它，想要强迫它思考。这它做不到。”（致席勒，1795年6月27日）艺术家的想象力才是席勒的才华，他不该在错误的地方用这种才华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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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68 席勒在1795年8月3日的回信只有部分段落保留了下来。几份不同的草稿中的语调摇摆不定，一会儿是和解的，一会儿是受了委屈的，一会儿又是咄咄逼人的。他用和解的语气建议，“接受健康理性的原则，它教导人们，不必把不尽相同之物看作必然相反”。而在另一处，他则又重回头一封信的尖刻。费希特请求读者和后人来做裁判。对此，席勒声称，只是陈述知性之成果的文章，必然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得“多余”，因为“知性或者会对这些成果无动于衷，或者可以通过更轻松的途径获得这些成果；相反，那些能产生独立于其逻辑内容的效果、在其中打上一个个体的鲜活烙印的文章，永远不会多余。这类文章中有一种无法勾销的生命原则，正是因为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故而是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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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70 随着这一在和费希特的争论中发展出的思想，席勒引入了科学真理与个体艺术之意义这二者之间一种出乎意料的新关联。这种新关联出自《审美教育书简》，更具体地说，是作为其结论从《审美教育书简》中详尽探讨过的“形式冲动”与“质料冲动”之间的关系阐发而来的。[19] 艺术家有别于科学家的地方，就在于艺术家所处理的是个体的形式，也就是风格；而科学家则通过其研究结果发挥作用，并隐匿于其中。但艺术家则为风格打上自己的烙印，作为个体在其中既可见又可把握。作为理论家的艺术家虽也要求科学真理，但除此之外，他还凭借其风格跻身个体意义的世界。他身居“普遍”与“特殊”的双重领域。即便他所挖掘出的知识素材终将沉入浩如烟海的知识档案库，即便他要求普遍有效的认识终将消散在普遍性的匿名洪流，他赋予自身以形式的个性也会作为意义世界中的一种表达方式，留存在后世的记忆之中。这就意味着：就算关于“美”的理论的真理性会有存疑或不言自明，它也依旧能存在下去——作为美的理论。席勒要借助自己美的理论，反对单纯提出了一种关于“美”的理论的费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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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72 在同费希特的争论中，席勒实践了一种知识的美学化；不过，人们并不觉得他明白自己这一举动的全部影响。他将自己的“游戏”概念扩展到知识的领域，将真理的游戏置于美的标尺之下。但在这之后隐藏的是对真理深深的不信任。什么是真理？我们永远无法触及。而留下的，只有诗人的馈赠。他们在知识的领域也要求那“鲜明的形式，充满生机地发展自身”（歌德语）。[20] 因此，席勒恰恰在他从理论回归诗歌之际，要求美也同样适用于理论，就毫不令人诧异了。至于费希特，席勒到底也因为二人之间无话可说而感到遗憾。信的第一稿中有一段话，听着就像追忆过去的哀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后世会将我们当作比邻而居的同辈人，诸如此类，可我们结合得却是多么地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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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74 如果说席勒和费希特是不和，那么在荷尔德林身上——如果人们从他的视角去审视整段故事——则是一场备受折磨的追求与一次倍感痛苦的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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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76 荷尔德林这一整年几乎都在夏洛蒂·封·卡尔普于瓦尔特斯豪森的家中度过，席勒仍在施瓦本时就为他在那里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他与夏洛蒂产生了一段略带情欲色彩的关系，但情况之所以越发复杂，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学生弗里茨·封·卡尔普虽然总是亲昵地黏着老师，但在其他时候总是表现得如此难以管教，让所有人都感到绝望。瓦尔特斯豪森地处偏远，没有什么新鲜事，也没有外在的生活。荷尔德林一心向往耶拿。他曾将《许佩里翁》的一部分断篇发表在席勒的《新塔利亚》杂志上，现在则希望能在条件优渥的《季节女神》那里找到栖身之所。同时，他还期待在席勒的帮助下被引荐入耶拿的文学与哲学圈子，即便他清楚自己的害怕与自我怀疑：“与真正伟大精神的接近……一会儿将我击倒，一会儿又使我升华。”（致诺伊费尔，179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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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78 1794年11月，荷尔德林在耶拿拜访了席勒。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将怀着压抑的心情回想起当时的那一幕。他为好友诺伊费尔描绘了当时的情景。房间里不止有席勒，背景中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尽管他被介绍给了这个陌生人，但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他没有听懂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他“从内到外唯一关注的就是席勒”。当席勒暂时离开屋子、荷尔德林沉默地留在那里时，那个陌生人开始翻看起放在桌上的《新塔利亚》，其中就有荷尔德林的《许佩里翁》断篇。荷尔德林的脸渐渐红了起来。一段时间后，陌生人问起封·卡尔普夫人的近况。荷尔德林用一两个词简单地回答了他。等到席勒回来后，他们热烈地讨论起了戏剧，陌生人讲了几句话，“分量之重让我已经有所预感”。后来在教授俱乐部中，荷尔德林才知道，自己刚刚遇见的不是别人，正是歌德。“老天爷帮帮我吧，”他在给诺伊费尔的那封信中写道，“帮我弥补我的不幸和我愚蠢的行径。”无论如何，当他几周后与卡尔普一家分道扬镳后，还是在魏玛受到了歌德的招待。这一回二人的对话相当友好。荷尔德林就像得救了一样。他现在感觉好多了，搬来了耶拿，经常拜访席勒。后者鼓励他继续创作《许佩里翁》，也成功地让他的出版商科塔对这部正在诞生的小说产生了兴趣。荷尔德林“的确有很多天才之处，”席勒在1795年3月9日给科塔的信中写道，“而我也期待还能对他产生一些影响。”他现在就等待着小说的完成。但荷尔德林却写不下去了。或许是他追求的太多：费希特和席勒哲学中新的教育理念，“美的灵魂”的美学纲领，通过希腊众神的天空让世界再度神秘化，对生活之平庸的批判——他想要把这一切都写入小说，却因此撑破了原先的构思。作品的收尾一拖再拖，直到荷尔德林不得不承认等不到结尾，更等不到小说的完美。他的负罪感折磨着他，因为他相信自己辜负了席勒的信任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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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80 为了能给荷尔德林提供一份收入，席勒安排他为《缪斯年鉴》翻译奥维德（Ovid）的《法厄同》（Phaeton ）[21] 。人们可以揣摩席勒为何偏偏让荷尔德林翻译这篇文章。席勒一直鼓动歌德解开他“《浮士德》包裹”上的绳结，他或许在这个强要与太阳比肩却最终陨落的故事中发现了浮士德母题的变奏；或许其中也有教育意图，他想要警醒年轻的诗人勿要重蹈法厄同的覆辙。无论如何，荷尔德林起初兴趣盎然地着手工作：“从来没有哪项工作能像这一次一样，让我在搁笔起身时是如此轻快。”他在1795年4月28日给诺伊费尔的信中这样写道。但这种愉快并没能持续太久，工作渐渐让荷尔德林力不从心。席勒建议他用意大利八行诗节（Stanze），但荷尔德林在之前翻译的古希腊作品中都使用了六音步无韵诗行。[22] 倘若他坚持自己对风格的感知，或许就能应付得更好。这项工作也同样停滞了。他放弃了，在1795年5月22日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但人们毕竟会很快再度发现，自己在某些事情上还是多么像个学生。”他中断了现在做起来兴趣全无的翻译工作，为自己辜负了导师两回而感到绝望：一次是未完成的《许佩里翁》，一次是中途放弃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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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82 1795年5月末，荷尔德林忽然从耶拿消失了。他着急忙慌地就走了，先回到了家乡。他的好友马根瑙（Magenau）在纽尔廷根（Nürtingen）遇见了他，却几乎没有认出他来：“我和荷尔德林说上了话，或者应该说我见到了他，因为他无法再说话，所有对同类人的共通感都坏死了，一个活着的死人！他神神道道地讲了许多关于去罗马的旅行，说那些好德国人通常都在那里升华他们的灵魂。”[23] 也许这就是他之后病症的征兆，引发病灶的则是创作危机、绝望，以及在“伟大的”席勒面前失败而感到的羞耻。1795年7月23日，荷尔德林终于振作起来，在一封致席勒的信中附上了自己译文的残篇，并试图为自己的“逃亡”辩解：“奇妙的是，人会因为受到一种精神的影响而感到幸福……但仅仅是因为就在这一精神的近旁；而离它每远一里，就更有必要放弃它。如果这种接近不是从另一个角度让我时常不安，我就算举出所有的动机，也很难克服自己并选择离开。我始终感到诱惑，想要见您，可见到您时，却始终觉得自己在您眼中什么也不是……正是因为我想令您对我刮目相看，才不得不告诉自己，我在您眼中一无是处。”席勒的确很失望，也感到自己的情感受了伤害。他本来期待荷尔德林对他有更多信任。他对荷尔德林还有好些计划，希望将他纳入《季节女神》的编辑部。席勒没有回信。或许是荷尔德林的欲言又止让他也同样不愿多说。1795年9月4日，荷尔德林再度给他写信，笔触悲伤而哀怨：“我太经常地感到，自己原来不是什么特别的人。我的周围是一片寒冬，我冻得瑟瑟发抖，动弹不得。我的天空如铁，我的心如岩石。”然后便是坦白“对自己的厌恶”已经把他“赶入了抽象”。接着是复杂而费力地阐释“主体与客体之统一”“方形趋向圆形”，以及“为了让一种思想体系化为现实，就必须要求某种永生性，正如它对于一种行动的体系也同样不可或缺”。对当时的席勒而言，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想法，因为他正要“关上他的哲学铺子”。他同样没有回复这封信。他的沉默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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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84 荷尔德林在法兰克福银行家龚塔尔德家中又谋了一份家庭教师的职位，又与家中的女主人苏赛特[24] 卷入了一桩情事。他的《许佩里翁》有所进展，他的自信又再度增强，因此在1796年11月20日以一种全新的语调给席勒写信，更直接、更明白。“您对我的彻底沉默真的让我困惑……您是否改变了对我的看法？您是否已经放弃了我？请您原谅我的这些问题。我有一种对您的依恋，当它成为痴情时，我常常试图克服，却总是徒劳，它还始终未曾离我远去。正是这种依恋迫使我提出这些问题。倘若您不是唯一一个让我如此失去自由的人，我一定会责罚自己。”荷尔德林自信地宣称，他在各处都觉得自由，只有在席勒面前才感到软弱。席勒就是他的痴情。这是一段爱的表白，却用欢快的语气说出。这种欢快显然促使席勒现在终于给荷尔德林回信：“我绝不曾像您想的那样已把您忘记，亲爱的朋友，只是琐事与公务，以及我通常对写信的羞怯，才使得给您那些友好信件的回复拖了这么长时间。”紧接着便是一段警告：“我请求您鼓起您全部的力量与全部的警醒，选择一个巧妙而富有诗意的素材，怀着爱把它装在心底，小心呵护，让它在存在最美的那些瞬间里安静地成熟至完美；只要有可能，您应该避免哲学素材，它们最不知感恩，在和它们毫无成果的搏斗中，最好的力量也常常消耗殆尽；请您离感官世界更近些，这样就更少些在激动中失去冷静的危险。”（1796年11月24日）尽管听上去仿佛居高临下，但席勒并非如此，因为几乎在同一时间，他在给科尔纳的一封信中用差不多的说法也给他自己提了醒；他知道，这同样是他自己的危险与弱点。荷尔德林却不会知道，席勒的这些警告也是写给他自己的。席勒在信中批评荷尔德林诗歌的“冗长”，无止境的“诗节的泛滥”，这几段话深深地刺伤了荷尔德林。在他于这一时期创作的一首格言诗中，可以发现他受伤的痕迹：“你们得知道！阿波罗成了报纸写手的神，/谁忠实地告诉他事实，就是他的手下。”[25] 席勒用友好的转折结束了整封信：“请您原谅我的这些要求和忠告，是关怀的友谊提出了这两者。祝您安好，请您时常让我听闻您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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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86 半年之后的1797年6月20日，荷尔德林寄去了《致苍穹》（An den Äther ）和《漫游者》（Der Wanderer ）两首诗，期待能在《季节女神》上发表。在附信中，荷尔德林写道：“我有足够的勇气和自我判断，能让自己独立于其他艺术裁判或所谓大师，怀着如此不可或缺的平和走我自己的路；但在您面前，我无条件地俯首：因为我感到您的一个词就能决定我的很多，所以才时不时地想要将您忘记，只是为了让自己在创作时不至于感到恐惧。因为我确信，这种恐惧与拘束正是艺术之死，所以非常理解为什么在这个大师杰作已在人们周围的时代，用恰当的方式表达自然要比在另一个只有艺术家在鲜活的世界中孑然一人的时代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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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88 可是荷尔德林不曾料到，他的这封关于评判之不确定性的信件究竟引发了什么后果。因为现在席勒忽然开始不敢确定自己的判断了。他将诗歌寄给了歌德，以期了解他的看法，却并未告知作者的姓名。歌德回信说：诗人显然“对自然有着明快的观察”，也在不同的格律上富有“才华”。“两首诗里都有可以造就一个诗人的良好成分，但是单凭这些成分还不能造就一个诗人。也许他最好还是选择一个十分简单的田园生活题材加以表现，这样，人们倒能看清楚，他在刻画人物方面才能如何，归根结底，这才是一切的关键。”（1797年6月28日）[26] 歌德建议发表。席勒随后不但感谢了歌德并非“完全负面的评价”，说出了荷尔德林的名字，然后坦陈了一段值得注意的心声：“平心而论，我在这些诗里找到了许多我自己的形象所惯有的特征。作者也不是第一次使我想起了我自己。他有着强烈的主观性，并兼有某种哲学精神与深刻思想。他的处境是危险的。”（1797年6月30日）歌德即刻回信说：“我现在同样要向您承认，我的确感受到这两首诗中也有一些属于您的风格与方式的东西，显然无法忽视大方向上的相似。”（1797年7月1日）[27] 例如《漫游者》一诗确实会让二人回想起席勒伟大的哀歌《散步》（Der Spaziergang ）：“草原铺着辽阔的地毯自由地欢迎着我，/在它亲切的绿色中一条乡间小路蜿蜒。”[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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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90 歌德感受不到荷尔德林诗中的伟大气息，因此才建议荷尔德林最好选一个“十分简单的田园生活题材”。但无论如何，他还是被这个“青年才俊”深深吸引。1797年夏末，他在前往瑞士的旅途中在法兰克福稍作逗留，招待了来访的荷尔德林。在这一次见面中，歌德重提了他关于“田园生活题材”的建议。他对席勒说，自己劝荷尔德林“写写小诗，并且要为每一首诗挑选有人性趣味的对象（1797年8月23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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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92 在这个夏天，荷尔德林带着些许骄傲，将已经完成的《许佩里翁》第一卷寄给了席勒；席勒从中可以读出，当荷尔德林习惯性地退却并沉默时，他的思想是多么晦涩不清：“有一种遗忘是遗忘一切存在，有一种沉默是对我们本质的沉默；此时的我们就好像发现了一切。有一种对一切存在的沉默和遗忘，此时的我们就好像失去了一切，我们的灵魂陷入了黑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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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94 荷尔德林与席勒的故事并未就此结束。1799年6月，他计划出版一份诗歌月刊，于是求助于他的老朋友谢林和黑格尔，当然也还有席勒，却到处碰壁。计划失败了。他打算重回耶拿，算着是否有得到一份教职的可能。就在这一年，苏赛特·龚塔尔德在旅途中经过耶拿，非见席勒一面不可；她已从情人那里听到了不少关于席勒的故事。她在1799年8月23日给荷尔德林的信中写道，自己在席勒的花园别墅里有一种“奇妙的忧伤”，只在那儿逗留了一小会儿。她也有同他一样的感受：“我不想让自己在这个美丽的灵魂中显得渺小。”她希望使荷尔德林打消重返耶拿的念头。她嫉妒，知道席勒是她情人爱慕的男人。“你肯定忍不住会去拜访他，这肯定会让你不好受，而我到时将是什么心情，我已在怦怦直跳的心头感受得足够了。”（1799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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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96 在与苏赛特分手之后，荷尔德林于1801年6月或许是最后一次转向席勒。又是那先前的渴望：“我的愿望，是有朝一日能在耶拿生活在您的身边；现在这个愿望几乎已成了必要。”我们不知道席勒是否曾回信。无论如何，这一年年末，荷尔德林踏上了前往波尔多（Bordeaux）的旅途，步行穿过了白雪皑皑的中央高原（Massif Central）。这应当是一场与德国的告别：“但他们用不上我。”［致博伦多夫（Böhlendorff）[31] ，1801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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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298 他会像当年离开耶拿一样仓皇地离开波尔多返回家乡，蓬头垢面、胡子拉碴地回到纽尔廷根的母亲家中。她将会问他：“你上哪儿去了？”他将会在暴怒之下把老母亲赶出门外，她于是站在夜晚的街上呼喊：“这个好孩子疯了！”街巷远处回声四起。不久之后，他真的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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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300 据说在多年之后，当别人提起席勒的名字时，他还会嘟囔着说：“我的席勒，我美好的席勒啊。”[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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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302 弗里德里希和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费希特和荷尔德林的例子表明，席勒既可以通过《季节女神》将一些人吸引到身边，又可以激起另一些人的拒斥乃至敌意。杂志使人两极分化。《审美教育书简》是他给“美学世界的法典”，却并不总是讨人喜欢；不少人对歌德的《德国流亡者闲谈录》只能摇摇头，觉得它没有力量，在背后窃窃私语议论什么“危机”；有些人认为《罗马哀歌》很不检点。歌德与席勒曾宣誓结为同盟，现在他们充满着并肩作战的高亢情绪，好斗地对此做了回应。他们觉得，只有在进攻中才有叮当作响的游戏。曾几何时，席勒还在《〈莱茵塔利亚〉发刊词》中写道：“读者现在是我的全部，是我的研究、我的主宰、我的知己。我现在只属于他一人。”[33] 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现在不再打算认读者为他的主宰，人们必须得培养读者的品位，否则就要与之斗争。应该如何着手？叱骂读者不是个好主意，而是必须象征性地攻击惯常的品位，也就是集中火力打击据说代表这种品位的批评家。席勒与歌德的神圣愤怒主要针对的是他们估计为大众审美摇旗呐喊的批评家；他们要和日常读者大部队的领军人做斗争。难道在文学的公共空间不是也有一场大众的反叛，难道这场反叛不是败坏了品位吗？至少魏玛双子星是这样看的，因此席勒说，《季节女神》必须成为真正的“争战的教会”（ecclesia militans）[34] 。但要与谁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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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304 首先是乱读书本身。这是那个“舞文弄墨”的世纪造成的。乱读滥写的时代已然开启。在18世纪末的市民与小市民圈子里，乱读书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病。教育学家和文化批评家开始为此哀叹。在读者心中发生的过程很难掌控，总会有隐秘的冲动与幻想。沙发上读着书的女性狼吞虎咽地一本接一本读小说，难道不是把自己送到隐蔽的纵欲手中？而读着书的中学生，难道不是在参加那些有资格教导他们的人想都不敢想的冒险吗？1750～1800年间，能够阅读的人数翻了一番。到世纪末，总人口中几乎有25%属于潜在的读者群。阅读行为慢慢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读一本书很多次，而是读很多本书，却每本只读一次。人们多次阅读并详细研习的伟大而重要的书籍——圣经、修身文学、日历书，其权威性均在消失；人们要求更大量的阅读材料，要求那些写出来不是为了细读而是为了被读者贪婪地吞噬掉的图书。1790～1800年间，市场上出现了2500种小说，和之前90年的总和一样多。不断增长的供给需要得到消化。于是读者学会了速读的技艺。阅读生活当然不能没有闲暇。但当时的市民生活却不缺闲暇。人们将阅读时光一直延续到了深夜。不单单是启蒙，阅读狂热也需要更多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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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306 读书狂将写作狂带上了舞台，这是一批懂得为了速读而写作的作者。席勒在创作他的连载小说《招魂唤鬼者》时，也稍稍练习了这门手艺。拉封丹[35] 一生共写了超过100本小说，人们说，他写得比读得还快，所以还没能读完他自己写的所有小说。小说的泛滥已让职业批评家几近绝望。“无数的小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1797年写道，“随着每一场书展让我们的书目越来越肿胀，其中大多数很快就能结束其不值一提的存在的循环，随后就回归遗忘和图书馆旧书的灰尘中去，以至于艺术评论家只要不想体验那种把评论写到一部其实已不再存在的著作上去的郁闷，就必须一刻不停地在新书后头紧追不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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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308 这些特殊的社会政治与地理条件，让图书与报纸杂志产业在德国有了如此兴旺的发展。社交生活缺乏重要的城市中心，反而有利于分散化以及对书中想象的社交之兴致。德国没有能让幻想振翅高飞的政治权力，没有隐藏着迷宫般秘密的宏伟首都，没有能激起感受远方、感受外在世界之冒险的殖民地。一切都四分五裂，又窄又小。在耶拿，浪漫派和古典主义的大本营之间如此接近，一块石头就能扔到。英国的水手与探险家、驶向美国的先行者、法国大革命的斗牛士所完成的所有那些异乎寻常的事迹，德国读者一般只能后知后觉地在文学的替代形式中体验。在给默尔克[37] 的一封信中，歌德言简意赅地断言：“值得尊敬的读者只有通过小说才能了解一切异乎寻常之物。”（1780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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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310 谁读书读得多，就很容易有自己动笔创作的念头。几个朋友互相写信，随后就立马将信件送去出版社。谁在当地取得了荣誉与金钱，或者其实二者都没有，就在上了年纪之后写他的回忆录。“人们究竟写了多少，谁都没有概念。”[38] 歌德在《威廉·麦斯特》中感叹道。让·保尔在他的《小老师乌茨》（Schulmeisterlein Wutz ）[39] 中讽刺了这种发展趋势。乌茨让人定期寄来书展目录，因为兜里没钱买不起预告里的小说，就按照题目自己写。渐渐地，他就以为自己写的书稿才是原著。当他随后得到了真正的原著时，竟将其当作盗版的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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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312 书读得越来越多，就让生活和阅读融为一体。人们在读物中搜寻作者的生活；他与他的生平忽然引起人们的兴趣，或者如果作者还不够有趣，至少也在试图让自己变得有趣。这也属于天才崇拜的背景。尤为典型的，是当人们发现《强盗》的作者竟然是个懂得礼数而又友善的人、身上没有一丁点儿匪气或野性时流露出的些许失望。反过来，人们又尝试像读过的书里那样生活：穿上维特式的燕尾服[40] ，或是像卡尔·莫尔那样怒目圆睁；根据分配好角色、描绘好氛围、制定好情节的文学剧本来亲身体验。从当时仍是新主流媒介的文学中，散发出一种令人着迷、将生活化成一出戏剧的力量。伟大文学所乐见的，对所谓消遣文学，即拉封丹的家庭小说、歌德内兄克里斯蒂安·乌尔皮乌斯[41] 的绿林小说，以及格罗瑟（或席勒）的秘社小说等而言就更是求之不得了，在两个层面都表达了追求更强烈的自我感觉的意愿。人们想要感知自我，向生活要求生命力，而如果外在的情状与人为敌，与文学模板的认同就必须从那在日常仪式中的几近干涸的生命之河中舀出饱含意义的瞬间。人希望在文学之镜的映照下让自己的生活更具价值，赋予其一种浓厚、一种戏剧性与一种氛围。寻找着他在日常生活中失去了的存在的阅读者，就是这样享受了自身。“我们是用文学做的”，年轻的蒂克抱怨道[42] ，而克莱门斯·布伦塔诺也常在生命中听见纸页沙沙作响：他逐渐看清，正是因为小说，“我们的不少行动已在不知不觉中被决定，而女人在其生命的尽头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当地图书馆为她们提供的那些小说中的人物的复制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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