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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A Ⅴ，S. 572. 语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09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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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弗洛伊德将欲望尤其是爱欲（Eros）冲动受挫之后将其目标转换为非性欲的、具有更高社会价值的目标（尤其是艺术、创造与宗教体验）的过程称为“升华”（Sublimier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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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Moritz，Bd. 2，S. 967.《论对美的造型模仿》是莫里茨作于1788年的美学文论，其中提出的“艺术自律”观点成为后世艺术理论的经典原则，包括“为艺术而艺术”（l’art pour l’art）等近现代艺术观均可追溯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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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MA Ⅴ，S. 573. 语出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第二封信，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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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施莱格尔在其作于1797年的《论学习希腊文学》（Über das Studium der griechischen Poesie ）中将现代文学的特点归纳为“有趣”：“对于更高的智性教养而言，现代文学的目标自然是原创的 及有趣的 个性……正是由于普遍有效性的缺乏，由于矫揉、有特性与个体化之物的统治，现代文学乃至整个现代审美教育以“有趣”为其一贯方向，就不言自明了。”参见Friedrich Schlegel：Über das Studium der griechischen Poesie. In：Ders.：Kritische Schriften. Hg. von Wolfdieter Rasch，Darmstadt 1971，第113～230页，此处见第 143、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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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MA Ⅴ，S. 712. 语出席勒的《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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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Kleist Bd. 2，S. 342，S. 345. 语出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发表于1810年的名篇《论木偶剧院》（Über das Marionettentheat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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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MA Ⅴ，S. 718.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4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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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汉译参见《歌德席勒文学书简》，第14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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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A Ⅴ，S. 718. 汉译参见《席勒经典美学文论》，第4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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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Goethe MA 4.1，S. 44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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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Goethe MA 4.1，S. 44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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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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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女神》初登场——与施莱格尔兄弟的不快——浪漫派的反对——与费希特争地盘——荷尔德林的爱与痛——作为主流媒介的文学——好斗的双子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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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曾宣称：“我们的杂志将成为一部划时代的作品”。事情起初也是一片欣欣向荣之景。他们赢得了2000份订阅；编者们金光闪闪的大名，以及预告里的大牌作者，都激起了读者的热烈期待。席勒采用的是不同寻常的宣传策略。他和《文学汇报》的主编许茨商定，每个季度都在报上登载一篇《季节女神》的详尽书评，由《季节女神》的出版商科塔支付稿酬。这一招用力过猛，当公众得知真相时，《季节女神》的声誉受到了极大损害。在众多作者中，《季节女神》也因为稿酬优渥而闻名。科塔倒也乐意为杂志的声誉下血本。名家、金钱、编者的傲气，让人觉得他们想要教育整个文学世界——这一切所造成的诸多不满乃至恶意，从几期之后显著下降的印数就可以看出。基尔的一位哲学教授马肯森（Mackensen）曾写道：“恰恰是在这部真心想要献给所有德意志人民的杂志中，一小撮特立独行的作家在那里搞他们狭隘的小圈子，除了知道内情的人，没人可以进入其中，而且整个圈子和人民几乎没有关系，以至于大众对它的畏惧更甚于魔法圈子。”[1] 他的话大概会有众多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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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开始有很多作家对这个“魔法圈子”趋之若鹜。一部分被拒之门外的人，日后又会对杂志大加嘲讽。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被拒稿之后曾写道：“对一个年轻作家而言，参与《季节女神》不再是什么特殊的荣耀，因为有一大群烂货都被接纳了进去。”[2] 然而此时，他的哥哥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仍是杂志最积极的撰稿人之一。他也是个“烂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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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是这对极富才华的兄弟中年长的那一个。在席勒将他聘来编辑《季节女神》之前，他就已经作为文学批评家小有名望。他对《塔利亚》和诗歌《艺术家》的正面评价让席勒把注意力转向他身上。先前便与施莱格尔兄弟熟识的科尔纳倒觉得奥古斯特·威廉的态度有些过于谦恭。“他的批评还太过于仰望你”，他在1790年给席勒的信中写道。当席勒关于毕尔格的那篇毁灭性的论文发表后，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陷入了内心的冲突，因为他一方面在向席勒献殷勤，另一方面又在哥廷根属于毕尔格的朋友圈子。之后成为他妻子的卡洛琳娜·波默（Caroline Böhmer）[3] 从来理解不了席勒的诗歌，听闻消息十分气愤，怂恿施莱格尔写了一首针对席勒的尖刻的诗，发表在《哥廷根缪斯年鉴》（Göttinger Musenalmanach ）上：“既然你生来就有力量与天才，/居然还费劲而痛苦地自我打磨？”席勒还不知道是谁藏在这场攻击背后。半年以后，1792年5月17日，席勒在科尔纳家中认识了奥古斯特·威廉的弟弟，20岁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他对后者的印象并不怎么样。在给科尔纳的信中，席勒将小施莱格尔称为一个“不懂谦虚且冷漠的爱抖机灵的家伙”。弗里德里希听说之后，仍将席勒视为一位让自己“尤其钟爱”的“伟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致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信，1792年5月17日）。不过，席勒依旧坚持他的保留意见。这个天才的年轻人仿佛读尽了众书，判断下得太快，他身上那种嘲弄、反讽而自大的特质也让席勒反感。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崇敬的是席勒的人格而不是他的作品：他认为席勒作品的情感太过“棱角分明”，其风格太花哨，其情节太刻意；总的来说，席勒竟堕落到了“刺激好奇心”这门“可悲的技艺”上了。席勒的流行让他觉得可疑。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不愿取悦读者，而是要挑衅读者。他也想像席勒一样净化审美，但要用更极端的方式。施莱格尔两兄弟是在为一个尚未挑明了追求革新的世代摇旗呐喊。作为革命之友，他们都被期待在文学中也发生某些革命性大事的愿望所鼓舞。按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看法，人们必须将创造性的混乱也引入文学之中，因为“无政府……始终是良好革命之母。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学无政府难道就不能期待一场类似的幸运的灾难吗？”[4]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比他哥哥更加胆大，乐意幻想自己扮演煽动混乱者的角色。在他看来，席勒在哲学上也不够激进。但在《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面世之后，这一观点发生了转变。在他的《论学习希腊文学》（Über das Studium der griechischen Poesie ）[5] 一文中，施莱格尔没有借鉴席勒，却也同样尝试了区分古典与现代，而当他在完成此文后读到席勒的杰作时，就像是触了电一样，给他哥哥写信说，“席勒关于多情文学的理论”让他如此着迷，“以至于我好几天什么事也没干，就在读这篇文章并做笔记……席勒确实给了我不少启发……现在我就坚定了决心，要在这个冬天完善我的诗学草稿，然后出版”（1796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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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的文章是他精神发展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席勒一样，同样用“客观”和“主观”的概念来区别古典与现代，但显然更偏向于“客观的”古典。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认为，席勒文中的“多情”就对应他的“有趣”概念，但他却不敢像席勒颂扬“多情”一样，正面评价现代世界中“个性与有趣之物的……完全上风。”[6] 他感到恰恰是席勒在鼓舞他追寻自信的现代性。在之后为《论学习希腊文学》所作的前言中，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特别感谢了席勒。[7] 人们也可以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尽管热爱“无政府”，却还是个古典主义者；但正是通过席勒，他才从古典主义者成为席勒无法忍受的浪漫主义美学家。1798年7月23日，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谈到了他对《雅典娜神殿》的读后感：“这种自以为是、言之凿凿却极为片面的风格，让我在生理上觉得难受。”席勒认为施莱格尔成了“多情”的一幅讽刺漫画，所有的诗在他那里都遭到反思的扼杀；又因为席勒太清楚自己身上也有这种危险，于是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他眼中就像个不学好的小弟，自身危险就在其身上表现出来，尽管失真，却依旧清晰可辨。这也解释了席勒为何对此异乎寻常地敏感。在读完施莱格尔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小说《卢琴德》（Lucinde ）[8] 后，席勒在给歌德的信中评论说：“几个小时前，我读施莱格尔的《卢琴德》读到头昏脑涨，到现在还昏昏然……既然他感到自己在诗艺方面处处碰壁，就用爱情和小聪明为自己拼凑了一个理想……这篇文章简直是现代奇形怪状与违悖自然的顶峰之作……”（1799年7月19日）[9] 施莱格尔兄弟当时正狂热地崇拜歌德——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和席勒过不去，而歌德对席勒的抱怨则不以为意。不过这一次，他也还是尝试缓和席勒的火气，在回信中（1799年7月20日）将施莱格尔的小说称作一部“奇怪的作品”，然后顺便提了一句：“倘若我得到这书，倒也要看个究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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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席勒与施莱格尔兄弟的关系已然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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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席勒，奥古斯特·威廉于1796年5月迁居耶拿；席勒同他的关系起初发展得不错。席勒对他给《季节女神》和自己新出版的《缪斯年鉴》（Musen -Almanach ）[11] 投来的大量稿件很满意，而当他想要减轻在《季节女神》上的工作时，甚至还曾想过任命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为“副主编”。然而就在这个合作愉快的夏天，莱夏尔德的杂志《德意志兰》（Deutschland ）[12] 刊载了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对《缪斯年鉴》很不客气的批评。他嘲讽席勒的诗歌《妇女的尊严》（Würde der Frauen ）[13] 说：“严格地看，这篇文字不能算诗：无论其素材还是统一性都不具诗意。但是如果读者在脑子里把这篇文字的节奏颠倒过来，整首诗逐节地倒着从结尾读到开头，那么它仍是成功的。”[14] 席勒大怒，但暂时忍了下去。但一年后的1797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也搬来了耶拿；尽管曾对《季节女神》百般挖苦，他还是希望能够为《季节女神》撰稿。可他现在却发表了一篇《季节女神》的书评，其中批评这份杂志现在已有一半多的稿件是些翻译文章。席勒火冒三丈，因为正是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给杂志寄来遭到他兄弟批评的大量译文。1797年5月31日，席勒在给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信中写道：“能通过在《季节女神》上刊登您翻译的但丁与莎士比亚，给您一份获得难得的收入的机会，曾让我很欣喜；但我现在却不得不听说，在我给您创造这些优待的同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先生竟因此责骂我……那么以后就请您见谅了。而为了让您一劳永逸地摆脱这样一种必然令公众想法与细腻情感厌恶的关系，就请您允许我断绝这段在此种情况下显得太过怪异，又太多次辜负了我的信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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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特·威廉不愿意放弃《季节女神》的丰厚稿酬，用谦卑的语调发誓他对这一“亵渎”一无所知；卡洛琳娜请求歌德居中协调，而后者在接下去的几周也试图平息风浪，只能说成功了一半。奥古斯特·威廉被拒斥在席勒的私人交往之外，但仍被允许继续参与《缪斯年鉴》的编辑工作。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离开耶拿迁往柏林。席勒之所以如此激动，也是因为他必定感到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的批评不能说毫无道理。此时的他已深深沉浸在《华伦斯坦》的创作中，的确已经几乎失去了对《季节女神》的兴趣，因此也乐意录用施莱格尔的译文，免得自己再花更多的精力。此外，他本来也极为欣赏施莱格尔的译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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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与聚集在他身边的第一代浪漫派之间就这样产生了嫌隙。但不是所有人都任凭自己被牵扯进这场争论。比方说，诺瓦利斯就保留了他对席勒的爱与尊敬。同属于这个圈子的亨里克·施特芬斯回忆了当《华伦斯坦》横空出世时，大家对席勒的评价如何开始动摇：“在我们的圈子中，没有谁太想给席勒很积极的评价，大家很少公正地对待他；然而这部剧作留下的震撼印象，却几乎不由自主地从众人身上流露了出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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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莱格尔兄弟私下商定，暂时不再发表任何批判席勒的文章，以免再失去歌德的青睐。当施莱尔马赫于1799年想要攻击席勒时，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给他写信说：“我们如果让席勒难堪，就会毁了我们和歌德的私人关系。”（1799年11月1日）这一战略奏效了。歌德非但没有生气，甚至不顾席勒的建议，把施莱格尔兄弟的两部戏剧搬上了魏玛的舞台。1837年，暮年的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在回望当年与席勒的这桩逸事时，心满意足地写道：“歌德还是用一种相当和蔼可亲的方式居中调解。他对席勒的精心体谅，就好像一位温柔的丈夫对待他神经衰弱的妻子似的；但这也并没有阻碍他与我们保持着友谊，继续生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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