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68471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1705563479]

1705568472 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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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474 害怕华伦斯坦——拖延——参与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为什么面对杰出的人，除了去爱，没有别的自由——多义性的礼赞——为什么只有哲学才能让哲思无害——华伦斯坦和三重权力意志——权力之人与可能性之人——友情的仪式：歌德和洪堡——告别耶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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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476 在作于1798年的《幸福》（Das Glück ）一诗中，席勒将创作的过程描述为“从无限海洋中的晦暗降生”。[1] 但《华伦斯坦》这部伟大剧作的产生却绝非晦暗的降生。席勒让他的朋友们，尤其是科尔纳、歌德和洪堡，参与作品创作的每个阶段，无论是怀疑和危机还是成功的狂喜。“在创作这部最为重要的三部曲时，”歌德在三十年后对《华伦斯坦》英译本的书评中写道，“我从不曾离开过作者。他有那种天赋，能将他的意图甚至是他刚刚写出的内容与朋友讨论。一种奇妙的让步与坚持藏在他永远反思着的精神之天性中，绝不干扰他的创作，而是约束之并赋予其形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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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478 如果说席勒在日历中将1796年10月22日作为《华伦斯坦》创作工作的开始，那么看起来他并没有把1791年以来所做的种种准备算进真正的工作时间。事实上，关于三十年战争中的“伟岸形象”及其戏剧呈现的可能性，他已钻研了十年。他在1786年4月15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民族苦难最深重的时期竟恰是人类力量最光辉的时期！从这个黑夜里走出多少伟人。”在经历了1791年1月的初次重病后，他决定创作一部关于华伦斯坦的戏剧，但尚未真正动笔：“我在一个更大的整体面前仍感到恐惧，因此很怀疑是否马上轮得到华伦斯坦。”（致科尔纳，1792年9月21日）在前往施瓦本的旅途中，他又重新取出了为计划好的剧本所准备的材料；1794年3月17日，他带着几近自大的自信，在信中谈起《华伦斯坦》工程：“只要敲定计划，我就毫不担心，一定能在三周之内实现。”计划里的三周最终成了五年——直到1799年春三部曲最终完成，确实过去了这般长的时间。根据他之后的计算，他全身心创作这部戏的时间一共有20个月。席勒怀着些许惊讶说起这个数字：他感觉自己奉献给《华伦斯坦》的时间似乎比20个月要更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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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480 从施瓦本回来后，席勒在1794年5月暂时将《华伦斯坦》搁置一旁。《审美教育书简》和《季节女神》的创作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但他也注意到某种对鸿篇巨制的畏惧，踌躇着，再次一头扎进历史素材中，研究索福克勒斯（Sophokles）与埃斯库罗斯（Äschylos）[3] 以使他的戏剧技巧臻于完善。他无休止地“武装”自己，而正如他在1796年3月18日给歌德的信中所写，这让他的情绪“产生了一种奇妙的运动”。他之所以写得很艰难，是因为他感到只要小心谨慎，就能创作出一部完美的作品。这种近乎恐惧的谨慎在他身上是全新的。他希望在大纲完全成熟之后再动笔，于是就这样打磨剧情纲要。此时距他上一部作品《唐·卡洛斯》已过去了十年。他还能找到最初几部作品中偶尔显得恣意痴狂的自信吗？他在1794年9月4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写道，他从那以后“就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但这个新人能够在一部新的宏大剧作中证明自己吗？在某些瞬间，他曾怀疑过自己。1794年9月4日，他写信给科尔纳：“在这部作品面前，我真真切切感到害怕与不安，因为我相信……我自己最不像一个诗人，而即使我能算得上诗人，充其量也只是当我想要作哲学思考时诗意精神忽然给我惊喜。我现在该怎么办？”科尔纳试图劝他不要怀疑，让他想到他可以相信自己的天才。席勒应该放松紧绷的神经，相信人们瞄准时不紧张，才能打得更准：“如果你不是刻意地钻研《华伦斯坦》，而是全凭偶然，静观幻想是否会自发地给你带来足够的诗意素材，你觉得如何？”（1794年9月10日）席勒回信说：“你的意思是，我写《华伦斯坦》时用的理性太多，用的热情太少。但这只适合那些盘算得不够严格的大纲。它必须由想象力与转瞬即逝的感觉来实现。这恰恰是我所担心的：当想象力的国度降临时，它将会离我而去。”（1794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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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482 重塑对自身想象力的信任，又因为歌德让席勒参与《威廉·麦斯特》的创作过程而更加艰难。1794年末，席勒收到了《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第一卷的清样。在之后数月，小说后几卷的手稿被源源不断地寄给席勒审阅，直到1796年7月。席勒在近处体验了他的朋友是如何看上去轻松写意地成功实现了伟大的诗意之举。这个天神的宠儿像被想象力托举着，而他席勒却不得不担忧想象力恐将置他于不顾。《威廉·麦斯特》先是让席勒深陷自我怀疑，导致他的《华伦斯坦》停滞不前。在他眼中，歌德的想象力引领读者进入了一场充满游戏意味的丰富而完满的生活，这是饱含秀美与聪慧的杰作，既展现出吸引人的表面，又承诺更深层的意义。席勒写道，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的健康之感”在他心中流淌。因此，“从这样一部作品出发窥探哲学的本质”是多么叫他为难。“那儿的一切是那样明朗，那样生动，那样和谐舒展，那样人性真实，而这里的一切却是这样严酷、这样僵硬和抽象，极不自然，因为所有的自然都是合题，而所有的哲学都是反题。”在这一契机下，他完全理解了“生命与理智之间无尽的距离”，也因此理解了更多的作为哲学头脑的自己与懂得运用想象力塑造完整生活的歌德之间令他痛苦的距离。“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诗人是唯一真正的人，而最优秀的哲学家和他相比只不过是一幅漫画罢了。”（1795年1月7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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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484 尽管如此，席勒并没有在盲目崇敬中迷失自身；歌德珍视的恰恰是席勒在技术层面的艺术理解，才请求他的指正并提出修改意见，而席勒也照办了。但至少在一开始，席勒批评的不过是些细枝末节。例如，他批评对剧院阶层的描述过于详尽，建议用额外的情节元素使关于哈姆雷特的对话更加松散。歌德很感激朋友对他正在诞生的作品的关注，也鼓励席勒继续《华伦斯坦》的创作。他希望将朋友重新引向舞台，因此请求他为《哀格蒙特》在魏玛的再度上演改编剧本。席勒同意了，而1796年春的这项工作也确实让他对自己的诗学能力尤其是戏剧实践能力重拾信心。他这才可以于1796年3月21日告诉科尔纳，他终于“严肃地”下定决心，要开始动笔撰写《华伦斯坦》。然而因为突如其来的病情，也因为对双双病重的父亲和妹妹南内特[5] 的担忧，剧本创作再一次推迟了。3月底，南内特离世，而父亲也在几个月后的1796年9月撒手人寰。席勒深受触动，却依旧镇定，因为他自己的病史教会他像对待熟人一样对待死亡。但悲伤还是使他无法进入适合创作新作品的情绪。此外，《季节女神》也让席勒分心。杂志的订阅量越来越少。包括赫尔德和费希特在内的不少知名作家已和杂志分道扬镳。渐渐地，这份杂志不再是文化精英们的代表性刊物。席勒必须转而寻找质量更低的文章，只为了填满每期的版面。他希望现在就停刊，而不是再拖延，即便他要因此失去一笔丰厚的酬劳。为了不依赖于这份收入，席勒开始更多地关注他编辑的《缪斯年鉴》：他前不久刚凭借在上面刊发的《赠辞》获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功。他充分利用当时少得可怜的“诗意”情绪，以便能给下一期的《缪斯年鉴》添上几首自己的诗歌。所以说，席勒还被琐事缠身，这让他无法持续而全身心地进行《华伦斯坦》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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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486 1796年6月底，席勒收到了《威廉·麦斯特》的最后一卷，再从头到尾连贯地读了整部小说。他被震撼了：“对这整部艺术品作恰如其分、真正美学上的评价是一项大工程，我非常乐意为此献出接下去的四个月时间。”[6] 他在1796年7月2日给歌德的信中如此写道。于是又得拖延四个月：《威廉·麦斯特》挤开了《华伦斯坦》。虽然最后没有用四个月，但至少有一个月的时间，席勒完全是从事这项工程，写下了那一系列著名的长信——这是这部划时代小说的影响史中第一份也必定是最重要的一份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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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488 席勒用这段评价开启了第一封长信：“不管怎么说，我经历了这部作品的完成，作品大功告成之时恰逢我进取心旺盛有力的阶段，我还能从这个纯洁的源泉中汲取力量，这是我人生最美好的幸事之一；而我们之间的美妙关系促使我将之当作一种信仰：我要把您的事业看成我的事业，用我内心的一切真情实感铸成一面活在这尊躯壳内之思想的最纯净的明镜，并以此在这个词的更高意义上，无愧于您‘朋友’的称号。”接着就是那句著名的话，席勒以此框定了他与好友歌德之间的关系：“在这件事上，”席勒写道，“我多么生动地体会到，杰出是一种力量，也只能作为一种力量施加在言必称我的人身上，让他面对杰出的物与人，除了去爱，没有别的自由。”（1796年7月2日）[7] 歌德将这段话视为席勒的遗言，因此在他去世后又在《亲和力》（Die Wahlverwandtschaften ）中再度引用。[8] 正是“爱”制止了对杰出者的怨恨以及使人丧失动力的嫉妒。席勒必须爱歌德，才能为《华伦斯坦》保留自由和自信。的确，尤其是这第一封关于《威廉·麦斯特》的信有着极富爱意的语调。席勒在信中所做的分析虽然严格、犀利而实事求是，但润色得恰到好处，行文风格也如此华丽，以至于这段分析有着极为罕见的文学水准，可以被视为知识分子爱意的表达，而歌德也确实是这样理解的。这些信件是给朋友的厚礼。席勒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他第一封关于《麦斯特》的信：“祝您身体健康，我亲爱、我敬爱的朋友。一想到我们平素只能在一个受偏爱的古典世界的遥远远方寻找却难以觅得的东西就近在咫尺，就在您的身上，我总不免感慨万千。”[9] 这一系列信件一封接一封几乎不停歇地寄到歌德手中，让他起初竟没有空闲详细回复。他喜悦得不能自已，于1796年7月5日简短地写信道谢：“您的信是我现在唯一的消遣……”两天后：“请您继续介绍我和我自己的作品认识吧。”[10] 直到一周之后，歌德终于从对席勒信件的研习中抬起头来，能够深思熟虑并保持距离地做详尽的回应。他的回应尤为值得关注，因为歌德在其中揭示了他称为自己“最本质的天性”的东西。只有在好友席勒面前，他才能承认自己的“现实主义的怪癖”：“出于这种怪癖，我总喜欢把我的生活、我的行为和我的作品移出人们的视线。所以我总是喜欢匿名旅行，宁穿粗布不穿华服，此外在和陌生人或半生不熟的人谈话时，宁可谈些无关紧要、至少是不那么重要的话题，装作比实际上的我更加轻浮，可以说是把我自己搁在介于本真与自身的表象之间的位置。”（1796年7月9日）[11] 他之所以不遵从席勒的建议，不愿将小说丰富的哲学内涵和盘托出，就归结于这种“现实主义怪癖”——一种倾向隐居的愿望，一种对过度暴露的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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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490 席勒认为，小说的哲学内涵就在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这两种根本性的态度，在小说中显得可以调和，也确实得到了调和。席勒在这里引用了他刚刚在《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中阐释的一种区分。根据这篇论文，现实主义在理论中是“冷静观察的精神”和对感官证据的“信任”；在实践中则是“无可奈何地遵从自然的必然性”和社会共同生活的必然性。而另一方面，理想主义在理论中则是“在一切人士中要求绝对的永不止息的思辨精神，在实践方面就是在意志行为中坚持追求绝对的道德严肃主义”。[12] 席勒强调，片面地发展两种态度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失态与异化，而只有其合题才算与人类的尊严相称。现在，他在《威廉·麦斯特》中看到这一合题得到艺术上的完美呈现。他用一段极为简短的表达概括了小说主要人物的意义，而后世的阐释与评注不过是用长篇大论在重复这个观点而已：“他从一种空洞而不确定的理想踏入了一种明确而积极的生活，在此过程中却没有失去理想化的力量。”（致歌德，1796年7月8日）在席勒看来，不单是主人公，甚至小说本身也充盈着这种现实理想主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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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492 但现在席勒却提请歌德三思，小说的这一内涵，即理想与现实的合一，是否会被普通读者所忽视；小说展现了一个如此富有魅力的表面，以至于望向深处的目光将会因此走神。席勒认为，歌德应当再采取一些措施，使人能够“清晰地看到整体结构”。全书的意义要求“您在这里被读者充分理解”。[13] 对此，歌德就以他的“现实主义怪癖”做了回应。这一“怪癖”让他更倾向于间接、暗示，也就是不过于一目了然的事：即意味深长的秘密。歌德调侃地建议应当由席勒来提供必要的清晰性。或许人们只需“将您书信的内容……分散到小说中合适的地方”即可。然而事已至此，“最后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语不愿意从我胸中抒发，我最后就得请您用您的生花妙笔，把我因为受到最奇特的天性必然之束缚而无法说出的话语给添上去”（1796年7月9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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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494 歌德想要止步于对意义的暗示，而席勒却不停地要求更多的明晰。但随后，席勒的态度有了一种自我批判的转向，着实令人惊讶。他已准备好在对清晰的期望中看出问题。究竟为什么要有对清晰的追求，我们为什么要明白无误地了解隐秘含蓄的事？在1796年7月11日给歌德的信中，席勒写道，是“对安慰原因的需求”才让我们追寻清晰的理性形式，也就是追求明确性。我们在认识与道德中追求明确性，因为多义性在实践与理论层面都让我们不安而彷徨。在日常生活令人害怕的昏暗光线下，我们紧紧握住清晰之物就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因此，明晰的概念很契合我们“对安慰原因的需求”。“审美的精神情绪”则不需要这种由清晰带来的慰藉，它享受晦暗：情绪、氛围、象征、低语。“健康而美丽的自然不需要……任何道德、任何自然法、任何政治形而上学……任何上帝、任何不朽，就能支撑自身、保存自身。”[15] 审美之人不需要回答抽象思考的理性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我可以知道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我应当做什么？审美之人自身就有如此多的“独立”和“无穷”，不会在寻找依靠与方向的时候陷入抽象的沙漠。席勒现在才理解，为何威廉·麦斯特可以带着梦游般的确信踏上他的生命之路，为何他在每个瞬间都保持自然却同时理性，为何他通过“塔社”——人们并不清楚“塔社”意欲何为——得到虽不明就里却步步坚定的引导，为何偶然与必然在这里水乳交融。正是“审美的精神情绪”实现了这一切，也回答了如下问题：为何小说在细节处明朗而精要，在整体上则逐渐消散在无边无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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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496 席勒希冀通过这些思考发现歌德在1794年8月27日的第一封信中就已提及的那种“晦暗”的踪迹，在此期间，他也摸索着，想要对晦暗本身的意义有更清楚的理解。追逐澄明与清晰概念的哲学，可能会摧毁依赖晦暗与无意识的生命之芽。一种认识到此种危险的哲学将会是第二层的哲学，也就是将自身的危险——即被自身所诱惑——作为哲思的对象。之所以需要哲学，是为了控制其造成的损害，或是用席勒的话说：“只有哲学才能使哲思无害。”（1796年7月11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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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498 在他对《威廉·麦斯特》所做的反思中，席勒遭遇了充满悖论的哲学形象：正是哲学思考能够阻止哲学攫取权力。这是借助哲学手段在思考中反抗完美透明之理想的哲学诱惑。为了照顾生者的任性，哲学反思的作用就在于自我限制。这是第二层的思想，思想借此保护自己免受自身的伤害。这一思想之思想正是潜能中的哲学：它回转向自身，意识到追求清晰之意志的可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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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00 这种第二层的哲思捍卫生命的意志免遭思想的任性之侵害。席勒恰恰在从哲学再度转向宏大的戏剧、从理性归因的世界转向美学断言的世界之瞬间发现这一点，绝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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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02 总而言之，根据他在日历中的记载，席勒自1796年10月22日起着手创作《华伦斯坦》。他下决心给准备工作画上句号，决定是时候开始写作定稿了。但仿佛是他的决心给了他过分的要求似的，他在第二天即10月23日就写信给歌德说：“虽然我已经着手写作《华伦斯坦》，但我还在徘徊，在等待一只强有力的手把我整个儿推入其中。”[17] 没过几天，他真的开始动笔，却再度停滞，重新沉浸在历史资料中。1796年11月13日，他在给歌德的信中写道：“我越是修改我对剧本形式的想法，就越觉得需要掌控的材料庞杂得可怕，说真的，要不是我有某种对自己的大胆信任，我几乎无法继续写下去。”[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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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04 在1796年11月28日给科尔纳的一封信中，席勒更清楚地点出了他还需克服的种种阻力：并不只有浩如烟海的素材需要克服，或者说需要被纳入戏剧的形式之中。素材本身便“极其不可塑造”，本来完全不适合被打造成戏剧。其中有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但还有什么会比这种阴谋、四分五裂的行动、花招、磋商和算计更缺乏诗意呢？其中还有军队，这是华伦斯坦权力的基础。这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平面，我无法把它呈现在读者眼前，只能用不可言传的艺术领它出现在想象力跟前”。华伦斯坦以军队为依靠，却因为政治阴谋而倒台；但军队与政治这两者都难以搬上舞台。然后还有华伦斯坦的形象。“他的性格从不是高贵的。”但他却依旧“高大”，没有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席勒如此夸张地描绘了他的困难，以至于人们不禁问，他为何偏偏要将这一“不可塑造”的题材写成一部戏剧。“所有按照我惯常的方式能助这个题材一臂之力的东西，都被切断了与我的联系；我在题材的内容中几乎没有任何期待。”那么，他究竟为何要选择这样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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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06 答案就藏在他在歌德面前使用的概念中：他要“掌控”数量大到惊人的材料。这关系到力量，具体地说是艺术的力量，是形式的力量：“一切都必须通过一种恰到好处的形式实现。”（致科尔纳，1796年11月28日）最终胜利的必须是作为权力意志的艺术形式的大师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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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08 如此一来，席勒的《华伦斯坦》工程就在三个层面上与权力意志产生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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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10 首先是凌驾于观众之上的权力意志。席勒迫不及待地要重返剧场，重回那伟大的瞬间，“当千百颗心仿佛听从着一根魔杖威力无比的敲打，跟随着诗人的想象而震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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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12 其次是作为艺术形式对一种棘手而庞杂的素材之掌控的权力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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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14 最后还有作为全剧主题与困境的权力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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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16 关于凌驾于观众之上的权力：他提前享用了它，而也正是这种权力推动他最终完成剧作。他将会在之后成功的演出中享受这种权力，在魏玛，但主要还是在柏林。通过《华伦斯坦》，他将奠定自己作为“德意志莎士比亚”的名声。这场史无前例且广受敬仰的成功，将会给他力量、振奋和自信，也将使他能用更加紧凑、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的节奏，将他那几部伟大的“古典主义”戏剧搬上舞台：从《玛利亚·斯图亚特》（Maria Stuart ）到《威廉·退尔》和《墨西拿的新娘》（Die Braut von Messina ）。通过《华伦斯坦》和之后一系列剧作，他将创造德国戏剧艺术的典范，后世必须以这些作品为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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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18 关于通过艺术迫使庞杂可怕的材料就范的权力，席勒发明了一种艺术手段，使他得以将复杂的事件浓缩到屈指可数的情节线索中，并且令政治氛围与社会背景和基础清晰可见。这里尤其需要提到《华伦斯坦的军营》，作者本人也对此颇有几分自豪。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楔子，而是对华伦斯坦的崛起、伟大与垮台所做的预先说明。“只有他的军营才能解释他的罪行”[20] ，序诗中如是写道。在《华伦斯坦的军营》中，可见那个“整体的世界”。这出伟大的戏剧正是在这个世界中上演。倘若席勒将单独的军营场景插入剧本之中，其所受的关注将会支离破碎。“是精神塑造肉体”[21] ，席勒这样描述华伦斯坦。而华伦斯坦所创造、反之又创造了华伦斯坦“肉体”的，正是他的军营。但悲剧恰恰在于，肉体最终将会抽身离去，跟随自身的律动，成为其“创造者”的灾难。属于席勒的艺术手段的，还包括他让情节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开启：由盛而衰的真正转折早已定下，只有华伦斯坦自己没有注意到。他还完全沉溺在权力感中，然而他的坠落已经开始。席勒从华伦斯坦漫长而纠葛的生平中选取了寥寥几日，也就是他被谋害前的一小段时间。华伦斯坦的轰然陨落，正发生在他相信自己通过背叛皇帝、转投瑞典，已开启了人生全新的甚至可能是最为精彩的一章之时。然而，他算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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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20 当时是1634年初，距他于1634年2月24日惨遭毒手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周时间。元帅前无古人的职业生涯已在旁人的对话中有所暗示。华伦斯坦本是东波希米亚的一个贵族，在“三十年战争”伊始站在哈布斯堡皇帝这一边反对波希米亚的叛军；他因为军事与政治上的效劳获封广袤的土地，并得到了波希米亚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他在1625年凭空为皇帝招募出一支当时那个时代还从未目睹过的强大军队；他在当时就践行了“以战养战”的原则：部队不分敌我地抢掠补给。华伦斯坦夺取了西里西亚（Schlesien）、荷尔施泰因（Holstein）、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梅克伦堡（Mecklenburg），面对曼斯菲尔德和丹麦人的部队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华伦斯坦现已身居弗里德兰（Friedland）和梅克伦堡大公，跻身最有权势的帝国王侯，因为受到皇帝宠幸而与其他信奉天主教的帝国公侯成敌。这个暴虐的人也让皇帝心存芥蒂。在1630年雷根斯堡（Regensburg）的选帝侯大会上，皇帝在天主教王侯的压力下罢免了华伦斯坦的指挥权。然而，当天主教军队在梯利[22] 的指挥下被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率领的新教联军毁灭性地击溃之后，皇帝不得不于1631年向华伦斯坦求助，请他第二次出任总司令。华伦斯坦再次聚集起一支由他本人不受限制地指挥的大军。他的部队成了一座移动的国中国。皇帝还没有强大到能拒绝华伦斯坦所要求的军事战略、司法和政治上的广泛授权。在1632年吕岑（Lützen）战役中，古斯塔夫·阿道夫阵亡，华伦斯坦取胜；此战之后，再度出现了华伦斯坦初任元帅时的情况：皇帝的第一仆人像是要登堂入室，成为皇帝的主子。华伦斯坦对皇帝的愿望充耳不闻，于1633～1634年的那个冬天和大军一起留在波希米亚，拒绝帮助巴伐利亚公爵与瑞典人作战，也拒绝向西班牙国王胞弟正从米兰开往佛兰德的大军增援。维也纳人起了疑心，怀疑华伦斯坦正奉行自己的政治策略。他会改换门庭，与瑞典结盟，凭借一己之力实现帝国的和平并创立波希米亚王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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