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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40 显然，“权力”对于华伦斯坦首先不是别的，正是让他的意志统治政治与社会的力量。权力意味着能够施加影响。华伦斯坦：“我要是没有影响，就和死了一样。”[39] 但他的犹豫不决却暴露了权力的另一层意义。追求权力的华伦斯坦和哈姆雷特（Hamlet）一样，也是一个追求可能性的人。他要一直做他行动可能性的主人。与之相比，现实是一种束缚，它缩减了可能性；现实就是当可能性的丰富穿过决定的针眼后所剩下的东西。人们所选择的现实将人困住，把人纠缠进“事实”独立的逻辑，即便那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事实”。因此华伦斯坦才会踌躇，他要保留自己的选项。作为追求权力之人，他要行动，却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而担忧。权力之人和可能性之人，他想要同时成为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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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42 戏剧原本依赖情节的动力。但席勒的神来之笔就在于，他在全剧的顶点让华伦斯坦在一长段独白中袒露了他行动受阻的秘密。权力意志蜷缩回自身，变得疑神疑鬼：“这可能吗？我已不能为所欲为？/再也不能随心所欲，我已无路可退？/因为我曾动过这个念头，就非得将它实现？/……/我只是心里这样想想而已；/自由和财富，两者给我刺激。/做着皇帝美梦，心存迷人幻想，/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在我胸中意志不是曾自由自在？/我不是曾经看见旁边有条正道，/使我始终能够见机撤退？/可是突然间我看着自己被引向何处？/后退无路，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垒成一道铁壁铜墙，/高耸着阻止我转身后退！——/……/我的行动在我的胸中还属于我：/一旦脱离心灵的安全角落，/离开它母亲的土壤，/抛到人生的陌生地带之中，/它就属于狡黠诡异的力量，/人的任何计谋都对它们毫无影响。”[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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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44 人的决定一旦做出就无法收回：它们用“我自己的所作所为”构筑起一道“铁壁铜墙”，华伦斯坦说。决定封锁了返回可能性的道路，将自身的线织入现实那不可预料的纹理之中，因此把自己卷入“人生的陌生地带”。谁行动，就与自身疏远。他永远无法在他的行动中，更别提在由此产生的复杂后果中再度认出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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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46 关于《华伦斯坦》三部曲是否可以算作一部悲剧，已有详尽的争论。席勒自己在一开始也有所怀疑。他在1796年11月28日给歌德的信中写道，“悲剧的结构”尚未实现，“真正的命运对主人公的不幸还很少起什么作用，而他自己的错误所起的作用则还太大”。[41] 但它最终还是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悲剧，不过是在现代意义上；超验的命运之力并不扮演任何角色——华伦斯坦对占星术的迷信虽然不是盲目的主题，但也不起到建构性的作用。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曾让自己的决定依赖于星象。席勒是依照歌德的建议运用占星术学，将之作为人类行为与“庞大的世界整体”之间关联的象征（1798年12月8日）。席勒认为，这一“庞大的世界整体”正是在其与人类的缠绕纠葛中展现自身。施动者与其行动的异化，以及行动假这一“世界整体”之手最终给施动者以毁灭性的影响——这是席勒眼中的悲剧主题。华伦斯坦是在与背叛游戏，这场背叛一半还在他心中，一半却已是现实。然而现实随后却这样将他紧紧缠绕，使他不再是自己游戏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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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48 华伦斯坦没有旗鼓相当的对手。维也纳的使臣克威斯腾堡（Questenberg）和奥克塔维奥·皮科洛米尼（Octavio Piccolomini）并非强大的个体，他们仅仅代表着一种最后被证明比华伦斯坦更加强大的事物。甚至在行将陨落之际，华伦斯坦也依旧有力。人们难以忘记，在遇刺前不久，对此一无所知却隐隐有所察觉的他，是如何与知晓谋杀计划的青年时的伙伴哥尔顿作别的：“晚安，哥尔顿！/我想今夜酣睡深沉，/因为最近几天苦难频仍，/别让他们太早把我叫醒。”[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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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50 席勒一直将华伦斯坦的统治性地位视为全剧的弱点，直到他通过引入了马克斯·皮科洛米尼这一人物以及他对华伦斯坦之女苔克拉（Thekla）的爱慕，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与政治和战争截然对立的世界。历史上没有马克斯·皮科洛米尼的模板。这个人物完全是席勒按自己审美虚构的形象。他的身上带有一些唐·卡洛斯的丰沛感情，也有一些波萨侯爵的理想激情。他是个勇敢的士兵，在大营中长大，也是华伦斯坦军营的造物。华伦斯坦待他宛如父亲，而马克斯敬爱元帅，也视之如父。他在思想上仍植根于旧秩序，认为皇帝毋庸置疑地应在这一秩序的顶端加冕，马克斯·皮科洛米尼十分大胆，却不是逆贼。他视备受其尊敬与爱戴的华伦斯坦为皇帝的第一臣仆，不会看轻，但也不会拔高。马克斯并没有打算追随他的养父一同叛乱；但和他的生父奥克塔维奥不同，他也无法与之作战：“我的心不得安宁翻腾不已，/两个声音在我胸中互争高低，/我的脑子一片昏黑，我不知道孰是孰非。”[43] 最后，他还是会与瑞典人作战，尽管华伦斯坦已与他们结盟，但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赴死。他胸中的两个声音，一个要他偏向华伦斯坦，一个将他引向皇帝；再加上他与苔克拉的爱情，让它们争斗得更加激烈。爱的情感使得和平的愿景在他眼中头一次显得如此诱人；在某个瞬间，原本紧锁着的战争与英雄的领域在这个士兵面前打开了门。坠入爱河的马克斯梦想着战后的生活，梦想着战争的美德到那时会转变成市民生活中的能干。他相信华伦斯坦能带来这场有利于爱之深情的转折：“他将把橄榄枝织进月桂花冠之中，/为欢欣的世界带去和平。/……/是啊，倘若他的勇力不愿停歇，/大可以和自然作战，/疏导河流，炸平山岩，/为工商业铺平道路。/我们战争年代的历史，/将成为人们在漫长冬夜讲述的故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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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52 这些梦想都破灭了。华伦斯坦不仅没有扮演和平王侯的角色，更不赞成马克斯与苔克拉的结合。他对建立王朝的兴趣要更大于他自己对马克斯的喜爱。华伦斯坦想要给苔克拉找一门政治上有利可图的亲事，作为激情的爱情在他的世界图景中没有位置。比起马克斯，苔克拉对事情看得更不带幻想：她看穿了这整场戏，意识到别人只是要利用马克斯的爱情，将他更牢不可分地绑在华伦斯坦身边。她还预感到，人们将会在背后阻挠她和马克斯的真正结合。她在独白中说出了这一切：“在这个舞台上不存在希望，/只有低沉的战争呼啸轰然作响，/甚至爱情在这里也像披挂着铁甲，/准备着决一生死的战斗。”[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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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54 在这场生死之战中，爱情也将败下阵来：苔克拉和马克斯双双殒命。[46] 苔克拉先前的预感，最终化为了现实：“姑娘心已死，世界空荡荡，/她不再给希望，哪怕一分毫。”[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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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56 权力的游戏使世界一片空寂。一个强者覆灭，连带着所有附着于他的人一同覆灭。这里没有更高的秩序，没有更高目的的胜利。这部剧虚无主义的深渊让黑格尔惊恐。他从未想过理想主义者席勒竟能写出这般凯旋姿态的黑暗。他在1801年读完全剧后写道：“最直接的印象……乃是对一个强人在既聋且哑的命运下陨落的悲伤沉默。当全剧终了，一切消散，只有虚无的世界、死亡的世界攫取了胜利；全剧不是作为神正论而结尾的。”[48] 可是这部剧也不想要成为神正论。通过《华伦斯坦》，席勒精彩地将一个毫无慰藉的世界搬上舞台。在工作中，他间或被阴郁的情绪所袭扰。但它又来了——“审美的精神情绪”，它不允许自己就这样受到挑战。当他的审美造型意志最终还是胜过那不仅难办而且悲伤的素材时，席勒胸中充满了自豪与高昂的情绪。“在我的一生中还没有完成过这样成功的作品”，他在1798年1月5日给科塔的信中写道。同一天，他还写信给歌德：“我明显觉得我已超越了自我，这正是我们之间交往的果实。”[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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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58 席勒在创作的每一个阶段都寻求了歌德的建议，而也正是歌德在1798年9月建议将《华伦斯坦》分成三部曲：《华伦斯坦的军营》、《皮科洛米尼父子》和《华伦斯坦之死》。《华伦斯坦的军营》于1798年10月21日首演，以庆祝魏玛剧院改建后的重新开幕。随后是1799年1月30日《皮科洛米尼父子》的首演。演出再一次与一桩庆典挂钩：人们以此庆贺魏玛大公夫人路易丝的生日。从这一天起，人们在魏玛和柏林——伊弗兰已在那里上演了《皮科洛米尼父子》（《华伦斯坦的军营》因为政治顾虑而被暂时搁置）——就开始热切地期盼三部曲的终章《华伦斯坦之死》。全剧1799年4月20日在魏玛首演，柏林的首演则是在1799年5月17日。两场演出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人们甚至在施莱格尔兄弟家中也怀着崇敬谈起《华伦斯坦》。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批评家，很快便达成一致：《华伦斯坦》是迄今为止德国最伟大的舞台事件。人们坚信这部剧还将成为诸多世代的模板与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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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60 可以说，席勒回归剧场令人印象深刻。为了准备演出，他在最后几个月频繁地造访魏玛。因为他充分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计划了一系列剧本——《玛利亚·斯图亚特》是他下一个项目。他开始考虑迁往魏玛，可以离那里的剧院，也可以离歌德更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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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62 二人的合作在过去几年间越来越紧密，甚至互相主动关心对方的日常生活。因此，席勒从未向克里斯蒂安娜·乌尔皮乌斯致以问候，就越发令人惊讶了。歌德的情感生活在席勒看来有些不太检点。而当歌德在耶拿逗留时，几乎每天都来探望席勒。他通常都是四五点钟到，几乎总是给厨房带来一份小礼物：一条鱼、草莓、蔬菜或者是一只野兔；有时还给孩子们带些玩具。席勒的大儿子卡尔·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已经五岁了，而小儿子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威廉则于1796年7月11日出生[50] 。由于歌德担心他朋友的健康，所以总说服他一起去散步。于是人们便能看见两个人手挽手在萨尔河畔、在“天堂园”——人们这样称呼河漫滩上的花园——中的树荫小径中漫步。席勒一副士兵似的僵硬姿态，比他已经发福的同伴要高出一头。他现在始终穿得整整齐齐。有目击者说：“他通常穿着一身灰色的外套，敞着衬衫精致的白领口，红中泛金的头发仔细地梳到脑后——可以说，看得出他在着装上用了心，但并不像老学究似的夸张。”[51] 而另一个同时代人，骑兵上尉封·冯克（von Funck）则讲述了当歌德前来席勒家做客时的场景：“他一般都一言不发地径直进门坐下，托着脑袋，可能拿出一本书，或者拿出铅笔和颜料，就开始画起来。这个安静的场景可能会被那个朝歌德脸上抽了一鞭子的捣蛋男孩打破；于是歌德便会一下子跳起，把孩子抓过来用力摇晃，发誓总有一天要把他钉在地上，或者拿他的脑袋打保龄球。于是歌德不知怎的就活跃起来。接着通常就是一段有趣的讨论，常常一直持续到深夜。无论如何，他都会来喝茶，拿一个柠檬和一杯烧酒自己调潘趣酒。席勒不间断地在屋子里踱步，人们甚至可以说，他在屋里跑来跑去，根本不允许自己坐下来。人们时常看得出他身体上的病痛，尤其是当他喘不上气的时候。如果他太难受，就会走出去用某种止痛药。但如果人们在这些时候能吸引他开始一场有趣的对话，特别是如果人们可以讲出一句话，能让他领悟、分析再重组，痛苦就会再次离他远去，而一旦这个句子已经没有什么可再阐释的时候，痛苦就会立马回来。艰苦的工作才是眼下最有效的办法。人们看到他是活在怎样的一种不间断的紧张中，而他的精神是如何对他的身体施以暴政，因为精神倦怠的每个瞬间都会导致身体上的病痛。可是正因为如此，他才很难痊愈，因为已经习惯了不停工作的精神还是继续被身体的痛苦催促着向前，因为疗养的开始才会让他真正病倒。”[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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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64 歌德细致地关注着他朋友的健康状况，也知道精神上的工作和富有启发性的谈话对朋友来说最好，因此才能毫无顾虑地向他提要求，并让他参与自己的工作。他向席勒展露了每个新念头，和他讨论了自己的颜色学以及叙事文学和戏剧的基本法则。二人合作敲定了区分半吊子与“真正的”艺术实践的纲要，还考虑要继续《赠辞》的创作。1797年，他们在高贵的竞争中开始创作叙事谣曲[53] ，互相交流主题和想法。作品在正式发表之前都经过二人充分的讨论。歌德虽也创作了《科林斯的新娘》（Die Braut von Korinth ）和《掘宝者》（Der Schatzgräber ），却毫无妒心地承认席勒在这一体裁上要更胜一筹。《潜水者》（Der Taucher ）、《波吕克拉忒斯的戒指》（Der Ring des Polykrates ）、《伊比库斯之鹤》（Die Kraniche des Ibykus ）以及《手套》（Der Handschuh ）都是当时产生的——席勒用这些作品证明了精神的高要求和通俗化完全可以融为一体。这些作品是如此奇妙地清晰，以至于根本无须多作阐释。这些叙事谣曲和歌德于同年创作的作品一起，刊登在了《一七九八年缪斯年鉴》上。接下去的一年，席勒还完成了《大钟歌》这首日后举世闻名的诗歌。和哀歌《散步》一样，这首诗既是对文明历史的诗意呈现，也是一曲市民文化的雅歌。施莱格尔家的人哈哈大笑，从椅子上跌了下来，而歌德却对此诗充满敬意：他在其中认出了他的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的精神。与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相同，席勒的《大钟歌》也是一次将充满怜爱地塑造起的小市民世界与外在的大世界相连接的尝试；诗中详细描述的浇铸大钟的过程，成了人类文化工程的象征。“现在让我们用心注视，/微薄的力量能建何等大功，/对自己行事从不深思，/这样的庸人受不到器重。”[54] 这首诗独具匠心地将崇高与朴实结合在了一起，故而引发了无数讽刺滑稽的仿作；但歌德却也因此发自内心地说，这首诗在积极的意义上是不合时宜的。他认为，全诗使人对正确尺度的认知更加清晰，更激起人们热爱一种对形式心中有数、处于界限之内的生活。歌德是如此喜爱这首诗，以至于在1805年将他为朋友之死所作的哀歌定名为《席勒〈大钟歌〉跋》（Epilog zu Schillers Lied von der Glocke ）：“他的脸上越来越红光满面，/现出那从不离开我们的青春，/现出那一种勇气，迟早之间，/总要击败迟钝的世人的抗衡。”[55] 女演员阿玛莉·沃尔夫（Amalie Wolff）在1805年8月10日的一场庆典中朗诵了这首跋；她后来讲述说，与她一同排练这几行诗的歌德，在某一处发出一声长叹，抓着她的手臂说：“我不能，我并不能把这个人忘记！”[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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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66 《大钟歌》中歌德尤其喜爱引用的是如下这一段：“手腕熟练，时间恰当，/可以由师傅打破钟膜；/可是烧得通红的铜浆，/如听任自流，那就闯祸！/它狂怒起来，声如惊雷，/冲破炸开的牢笼，/就像打开地狱大门，/吐出毁灭一切的火焰。/哪儿有暴力盲目统治，/哪儿一切就无法成器。”[57] 重要的是将炙热的生命素材塑造成型。没有形式，生命将在无意义中荒废，或是如火山一般喷发，毁灭一切。席勒在《华伦斯坦》中塑造了这样一个火山般的人物的魔力与恐怖；而在《大钟歌》中，他从华伦斯坦那个令人恐惧的世界中缓过神来，却并未完全将之摆脱。他在拿破仑的崛起中发现了同一类人卷土重来的预兆。当《华伦斯坦》上演时，拿破仑在埃及不见了踪迹。没过几个月，他就在1799年11月9日的政变中攫取了全部的国家权力；从现在起，席勒就等待着，想要看看历史天际的这颗彗星是否会与他笔下的华伦斯坦有着同样的命运，是会建立一个新秩序，还是摧毁整个世界。席勒没能亲历拿破仑的覆灭；当他去世时，拿破仑还在其权力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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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68 不但是历史，席勒的生活也在创作《华伦斯坦》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797年夏，威廉·封·洪堡离开了耶拿。自1794年起，他就属于席勒最亲密的朋友圈子：席勒说，自己在写作时总想起歌德、科尔纳和洪堡。洪堡自1791年起便无官一身轻地住在他太太位于埃尔福特城外的庄园里，于1794年为了席勒迁居耶拿，没过多久便和席勒结成了热烈而友好的工作同盟。席勒则在1798年5月18日给科尔纳的信中兴奋地说：“认识洪堡让我有说不尽的快乐，同时也对我很有帮助，因为在和他的对话中，我的理念发展得更好也更快。他的天性中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完整性，除了他，我只在你身上看见过。和你相比，他所具有的……那种轻快要多得多；不过，这种轻快，人们在他那种环境中倒是比在我们这儿更容易获得。”不光是两个男人之间有频繁的往来，洛蒂和洪堡的妻子卡洛琳娜这两位女性也同样自打青年时代起便结下了友谊。两家比邻而居，几乎天天相见；当席勒有时无法入睡，洪堡还在晚上到他家来，洛蒂甚至曾一大清早看到两个男人在烟雾缭绕的屋子里谈得很深入。两人都是谈话的大师。对洪堡而言，这种被他称为“社交的思考”是他本真的生活元素。在这一点上，他与席勒英雄所见略同。关于席勒的谈话艺术，他曾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的描述：“精神持续而自主的思考几乎从不会离开他，只会在身体受病痛更严重的侵扰时才暂时退却。对他而言，思考是一种休憩而非操劳。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那些席勒像是专为此而生的对话中。他从不刻意寻找意义重大的谈话素材，而是更多地听任偶然为他带来谈话的对象；但他从每个对象出发，都将对话引向一种普遍的视角，于是人们在插了几句话之后，就会发现自己身处一场启迪精神的谈话之中心。他对待思想，总是像对待需共同赢得的成果一样，看上去总是需要一个与他对话的人，从不让与谈人自觉多余，即便后者心里清楚，自己不过是在接受席勒的理念……席勒的语言不能说优美，但他的精神却总保持着敏锐与坚决，总是在追逐思想上的新收获；他掌控着这种追逐，全然自由地飘浮在他的对象之上……自由却并不会打断探究的进程。席勒总是紧紧地把握着通往终点的红线，只要谈话不被意外搅扰，他不会轻易地在抵达目标之前半途而废。”[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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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70 作为谈话天才的席勒，发现洪堡是个与他相配的搭档。他称赞洪堡“对事物本身的纯粹兴趣”，以及他令人刮目相看的“理解并验证他人想法的熟练技巧”。此时洪堡的才华还更偏向于接受而非创作。席勒写道，对洪堡“最为必要的是……被外力推入游戏，并为他智识之力的锋利刀刃获得素材；因为他无法创造，只能切割和组合”（致科尔纳，1797年8月6日）。他心怀感激地接受了洪堡对他作品的详尽分析与评价。洪堡甚至先于科尔纳成为席勒的第一位书评人。而歌德也同样懂得将洪堡的分析洞察力、受过教育的艺术品位和对古典世界的知识为自己所用，于是席勒与洪堡的友情很快就加入了歌德，成了三人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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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72 威廉的弟弟亚历山大当时还是拜罗伊特（Bayreuth）的高级矿山顾问，偶尔也会到访耶拿。席勒起初对他没有特别的印象，觉得他很“平庸”。但当他更进一步地认识了亚历山大·封·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59] 之后，便称赞他的“钻研其学科的热情与精神”，不过却批评他身上“某种急切和苦涩的特质，这是人们在立下伟业的男子汉们身上时常发现的”（致科尔纳，1797年7月21日）。尽管如此，为《季节女神》赢得亚历山大·封·洪堡这位撰稿人，还是让席勒很自豪。“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席勒在1794年9月12日写信给科尔纳说，“期待几篇关于自然国度之哲学的绝妙文章。”或许亚历山大“在头脑上要更胜过他兄弟一筹”，但席勒出于友情的原因，依旧还是偏爱威廉。当时，亚历山大已经为他宏大的南美之旅定下了计划。威廉在去世前不久回顾往事时那个关于自己一生之原则的表述，对亚历山大也成立：“谁若在死时能对自己说：‘我已理解了我所能理解的全部世界，并将之转化成了我的人性’——他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60] 和弟弟不同，在威廉对理解世界的好奇与兴趣中，特别注重“自我教育”这一点。威廉追求的与其说是广泛的不如说是更深刻的经验之富足。对他而言，重要的并非知识的扩展，而是其“转化”。他坚持早年立下的计划，要平衡地发展他的丰富天赋，实现内心与理智的和谐，将自己“塑造”为个体，最重要的是将生命塑造为一件“艺术品”。作为一个殷实的贵族家庭之子，又娶了一位同样家境优渥的女子为妻，他有资本这样做，可以免于担忧生活来源和职业工作。威廉和他弟弟一样喜爱旅行。于是他就这样很快又离开了耶拿，先是于1797年动身前往巴黎，住了两年，随后又前往西班牙。1801年，他成了普鲁士在梵蒂冈的使节。这是一段外交与政治职业生涯的起点。在席勒去世后，他将会成为普鲁士内政部的枢密国务参事，身居要职，并成为普鲁士改革者中的一员，作为核心人物于1809年参与建立了柏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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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74 洪堡认为，塑造人格是一个人最高的任务，故而以此安排他的生活。用这一句打着席勒烙印的原则，洪堡在好友去世后依旧守着对他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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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76 在洪堡离开耶拿之后，二人间的通信曾停滞过一段时间。但这并未中断他们的友谊。在他去世前一个月，席勒曾写信给洪堡说：“仿佛已有一段无尽漫长的时间，我没有给您写过一行信，但我总是觉得，我们的精神始终相互联结。一想到我在这样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后，还能怀着一如当初我们共同生活时的信任依靠在您的心上，就让我着实喜悦。我们的相互理解不害怕任何岁月，不在乎任何空间。无论您发挥影响的范围有多么分散，无论我的圈子让我多么片面、多么受限，我们总能够在高贵与正确的事情上相逢。说到底，我们俩都是理想主义者，要是人们在我们身后议论，说什么是事物造就了我们而非我们造就了事物，我俩必然会羞愧难当。”（1805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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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78 洪堡于1797年夏天的离开是席勒创作《华伦斯坦》期间的一件大事。另一件则发生于1798年。在这一年中，席勒让《季节女神》“安静而轻声地”停刊，一如他在给科尔纳的信中所写的那样。他越来越难以筹集到有分量的稿件，他所追求的杂志水准无法再保持下去；另外，席勒也不愿意再向读者做更大的妥协。《季节女神》的停刊意味着经济上的极大损失，但席勒期待着可以通过剧院的收入加以弥补，因为他也被《华伦斯坦》在经济上的成功所折服。他的期待并未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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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80 1798年8月，席勒搬进了耶拿的一个花园小屋。他希望在这个秀美的环境里最终给他宅居屋中的生活画上句号。人们现在的确能看见他带着熟悉的急切姿态在花园里来回奔走，就像要完成步数的定额似的。尽管他已经动了迁居魏玛的念头，却也不愿意完全放弃耶拿。他想要有两处住所：在为剧院创作期间住在魏玛，而若是哲思的兴趣再度降临，则要搬到耶拿。歌德帮他在魏玛找合适的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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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82 可是正当人们在魏玛四处寻找住处时，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1799年10月末，洛蒂因为伤寒病重。或许这是她于10月11日艰难产下女儿卡洛琳娜·亨莉埃特·路易丝[61] 所导致的后果。10月23日，洛蒂失去了意识，随后是一连几天神志不清，类似痉挛的发病，恶心呕吐，高烧。除了交替守夜的席勒和她母亲，她不允许任何人在自己身边。著名的医生、宫廷顾问施塔克让席勒做好最坏的打算。失去洛蒂或者她再也无法清醒，对席勒而言是一个极为可怕的念头。他绝望了，充满着恐惧，因为守夜而筋疲力尽。是歌德给了他支持。“我们的处境如此紧密相连，”他在10月26日的信中写道，“以至于我自己能切身感受到您所遭遇的一切。”10月30日开始，洛蒂的烧退了，但始终还是处于一种半昏半醒的状态。直到进入11月第一周，她还是像失了魂一样，昏昏沉沉，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歌德把所有的公务都丢在一旁，于11月10日赶来耶拿，每个白天都花几个小时陪伴着席勒，让他振作起来，并和他谈论工作以使他分心。渐渐地，洛蒂的状态终于好转，她的记忆回来了，逐渐又参与到生活中来。11月21日，她第一次再度给姐姐写了信；对席勒而言，这是她的重生。他们现在可以考虑搬去魏玛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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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84 人们在假发匠人穆勒（Müller）的宅子中找到了一间相当可观的住处，先前归夏洛蒂·封·卡尔普所有。1799年12月，终于到时候了：席勒一家四口带着几车行李离开了耶拿。“所有关于之前八个月的记忆，尽可以留在耶拿山谷中，我们要在这里开启一段全新的灿烂生活。”（致夏洛蒂，1799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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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86 带着对全新开始的兴趣，席勒开启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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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568588 [1] MA Ⅰ，S.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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