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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MA Ⅱ，S. 699. 语出席勒《奥尔良的童贞女》序曲第三场，第345、349～350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四卷），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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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MA Ⅱ，S. 819. 语出《墨西拿的新娘》之前言《论歌队在悲剧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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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悲剧的诞生》全称《悲剧从音乐精神中的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 ），是弗里德里希·尼采发表于1872年的著作；他在其中勾勒了太阳神阿波罗（Apollon）与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对立，认为正是在狄奥尼索斯式的迷狂（Ekstase）中生命得以体验自身，所要求的艺术形式并非语言或造型艺术，而是无法用逻辑理性驾驭的音乐，而最能体现狄奥尼索斯元素的恰是在希腊悲剧中不可或缺的歌队（Chor）；所谓悲剧，正是在迷狂中看清生命的无意义，而其慰藉则是在个体的消解中体验生命的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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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阿那克西曼德（约前610～前546），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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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MA Ⅱ，S. 820. 语出《墨西拿的新娘》之前言《论歌队在悲剧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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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MA Ⅱ，S. 904. 语出席勒《墨西拿的新娘》，第2587～2588诗行，汉译参见《席勒文集》（第五卷），第137页，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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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亨莉埃特·封·克内贝尔（1755～1813），歌德好友卡尔·路德维希·封·克尼贝尔的妹妹。她的这封信也正是写给这位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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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理想主义的诞生（席勒传）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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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尔的题材——歌德如何将之让与席勒——席勒的文化爱国主义——《德意志的伟大》——慢的赞歌——《威廉·退尔》，歌颂自由的大戏——从风雨飘摇的田园世界进入历史再返回——保守派革命——谋杀暴君——布鲁图斯或神圣的屠龙勇士——通俗性——科策布或为席勒庆典提前写好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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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已经多次病得奄奄一息了。告别乃至诀别的情绪，对他而言并不陌生。克里斯蒂安娜·封·乌尔姆布（Christiane von Wurmb）是洛蒂的一位远亲，在席勒家小住几日。在茶桌上的一次对话中，席勒对她说：“人类的所有智慧本应在于：用全部力量把握并利用好每一瞬时光，就仿佛这是唯一的、最后的瞬间一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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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是他在1801年拜访科尔纳一家后不久说的。席勒预感到，这恐怕将是二人最后一次见面。席勒一家和妻姐卡洛琳娜·封·沃尔措根共同前往科尔纳位于洛施维茨葡萄园的宅子做客并小住了一个月。这儿就是他当年沉醉于友谊时，借着酒兴写下那首《欢乐颂》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让他回想起当初那一段充满启航的情绪、充满希望与期待的过往。他颇为动情地将小小的花园中厅称为“卡洛斯的摇篮”，而在这几个星期，他给朋友们留下了干劲十足却又时而惆怅的印象。他既欢快又忧郁：当他怀着骄傲与几分得意回顾自己生命中已走过的路时，他知道自己已有所小成；但心中却有什么在鞭策着他继续前进，他还远没有抵达终点。回忆起充满期待的当年时光，又让他激起新的期待。关于自己的计划，他谈了很多，还说起《墨西拿的新娘》。“我们常常问他，”卡洛琳娜讲述说，“墨西拿的两位王子是不是快要骑马驾到了。”[2] 席勒现在是个名人，又因为有无数张他的画像四处流传，他成了公众人物，到处都吸引好奇者与崇拜者。他们也到德累斯顿城外的葡萄园朝圣。席勒就坐在这儿欢快的酒桌旁，周围不仅有朋友，还有请来的以及不请自来的客人。或许他在这儿也谈起了威廉·退尔[3] ，因为从德累斯顿传出小道消息，说席勒正在创作一部关于这位瑞士民族英雄的戏剧。此时的席勒还根本没有构思这部剧的大纲，但传闻却言之凿凿，以至于他在几个月后写信给科塔，说自己“太过频繁地听人说起这个谣言，声称我正在创作一部《威廉·退尔》，以至于我终于开始关注这个题材，并研习了褚蒂[4] 的《赫尔维蒂编年史》（Chronicum Helveticum ）。这部书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以至于我现在确实开始严肃地考虑创作一部《威廉·退尔》。这将成为一部为我们赢得众人尊敬的剧本。”（1802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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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让他真正开始创作这部戏的，并不仅仅是他正在创作的谣言。起初是洛蒂，再是歌德，他们都使他注意到了这一素材。洛蒂曾读过约翰内斯·封·穆勒的《瑞士联邦史》（Geschichte Schweizerischer Eidgenossenschaft ），并在1789年3月25日给当时仍只是好友的席勒写信说：“自由之人的历史一定双倍的有趣，因为他们怀着更多的温暖为他们的宪法斗争。这其中有一种独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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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那时，席勒笔下低地国家的英雄们还太过于让他分心——他当时正在写尼德兰的历史——暂时还不想着手研究群山中的好汉。他虽然承认这些人物有令人惊异的“力量”，却并不认为他们具备真正的人性“伟大”（致洛蒂，1789年3月26日）。若干年后，歌德在1797年10月14日给席勒的信中谈起他的瑞士之旅时写道，有一种诗意的素材展露在他面前，“给了我很大信心。我几乎确信可以用叙事的方式加工退尔的故事，而且其实我确有此意。如果我能成功，就会出现一种奇妙的情况：童话通过文学才最终实现了其完满的真实”。歌德希望能让退尔的故事生长在这块古老土地的风土人情之上。他在信中描绘了当地的风景与人民，以便直观地呈现这个“意味最为深远的地方”。他的描写如此成功，以至于席勒的想象力立马捕捉到了火焰，虽然还不是为了任何一部自己的作品，但符合二人共同逐步形成理念的精神。浪漫派通常只能幻想的“共生诗”（Symposie）——却在歌德与席勒中间真的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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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退尔的想法实在太妙了，”席勒在1797年10月20日回信说，“从题材意味深长的狭窄中，能产生一切富有精神的生活……同时，在这个美妙的题材中还能眺望人类的某种广远，就像在群山之中蓦然望见无际的远方。”他期待着歌德的归来，然后他们便可以更深入地交流关于这一主题的看法。在接下去的一年中，二人确实就退尔的素材谈了很多。就此计划歌德坚持了一段时间，却一再推迟实施。席勒很是好奇，根本听不够歌德的想法。直到1801年秋至1802年春之间的某个时间，歌德终于放手，交出了这个素材。现在该席勒尝试，是否能成功地在他从未亲眼见过的高山之间打开眺望无尽的远方、眺望“人类之广远”的视野。日后，歌德在同爱克曼的谈话中回忆说：“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席勒。在他的灵魂中，我的一些自然风景和行动的人物就这样形成了一部戏剧。因为我有别的工作，一再拖延写史诗的计划，于是就把题材完全交给席勒，而他随后则写出了一部令人赞叹的杰作。”（1827年5月6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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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年2月，席勒开始了准备工作；他在1802年3月10日给歌德的信中写道，退尔“深深地、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已经有很长时间不曾有这种感觉了。为了完成《墨西拿的新娘》，他暂停了几个月，直到1803年春天又重新回到《退尔》的构思，于1803年8月最终开始写作。“我现在完全活在退尔之中”，他在1803年11月9日致伊弗兰的信中写道。席勒甚至考虑前往瑞士旅行，以便一探当年故事发生的地方，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一计划：一是顾及身体健康；二则因为他感觉自己想象中的瑞士已足够清晰地描绘出了当地的风貌，而在这一点上，歌德更坚定了他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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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席勒开始创作《退尔》时，瑞士刚刚失去了它的外在自由，同时也失去了部分内心自由。这个国家成了第二次反法联盟的战场，俄奥联军曾在这里与法军厮杀。1799年，拿破仑占领瑞士，劫掠了藏于伯尔尼的国家财富，废除了联邦宪法，又建立了一个对他唯命是从的傀儡政府。瑞士的元老三州在退尔的传奇故事中就曾扮演过令人肃然起敬的角色，这一次在抗击法国统治时又表现得尤其坚韧。但是，法国的政策也激起了一些回响，因为它为了市民的公民权而取缔了城市贵族的特权。尽管如此，丧失国土以及给法国的巨额赔款，都使得反抗的意志与义愤未曾熄灭。瑞士联邦的尊严在拿破仑强加给它的“赫尔维蒂共和国”（Helvetische Republik）[6] 中深受重创，只能通过回忆当年从哈布斯堡皇朝与神圣罗马帝国中解放的那段英雄历史聊以自慰。因此，退尔的传说才重新流行起来，不光在瑞士，也在德国：在那里，反对法国统治的自由意志正开始活跃。德国西部直接被拿破仑统治，南部尚处战争中，在仍守中立的北部，人们则担心会被卷入战争。这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因为人们还不清楚，应当如何看待拿破仑。一些人依旧视他为革命者，根据立场不同或是忌惮他或是期待他。而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不过只是个暴君。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反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阵线才逐渐显露出来：政治上对自由的要求与爱国主义将同传统势力结盟，共同抵抗拿破仑的外来统治。19世纪初重获生机的退尔传奇，就从属于这一构建一种既革命又保守之运动的背景。这就是席勒所发掘的退尔素材，而他则让施陶法赫（Stauffaer）在许下吕特利誓言（Rütli-Schwur）的伟大演说中，循着这种精神说出那豪言壮语：“暴君的权力有其限度，/倘若被压迫者无处找到公道，/倘若沉重的高压已无法忍受——/那他就理所当然地向苍天伸手，/从天上取下他永恒的权利，/这些权利如日月星辰高悬天际，/不可转让，不会摧毁——/大自然的原初状况重又恢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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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暴政、实现奠基于自然权利中的政治自由：这也同样是法国大革命的要求。但退尔和结下吕特利之盟的谋叛者们真的是革命者吗？甚至或许是像书上所记的那种雅各宾派？人们可以将剧本理解为一出革命戏剧，而部分读者尤其是官方政治层面也的确是如此理解的，因此从来不乏种种阻止剧本上演或将之弱化的尝试。直到半个多世纪之后，《威廉·退尔》才得以无删减地登上舞台。魏玛的首演删去了对哈布斯堡家族的隐射；在维也纳，这部剧起初干脆遭到禁演；而在柏林，伊弗兰则未雨绸缪地先删除了第五幕以及其中帕里西达（Parricida）[8] 的那场戏。然而，这一切都无法阻止这部剧在德国舞台上的凯旋，恰恰相反，种种刁难增强了全剧的破坏力。在许久以后，这种破坏力依旧有所展现：希特勒同样禁止了这部剧的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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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怎么理解全剧是一回事，席勒怎么理解则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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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席勒详尽地说明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在他看来，自由、人权和共和的确是值得赞美的目标，只要追求它们并为之奋斗的人类在内心中也同样自由。他反对费希特认为只有在为了自由的政治斗争中才能学到自由的观点，而是倾向于自己的理念，即人类只有首先在审美教育与游戏中学会自由并价值内在化，才能在外在的政治世界中实现自由。在此之后，他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观点。拿破仑的崛起虽然因为权力的魔力而让他着迷，但也同样让他愤怒。他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担忧成了现实，即在不自由人的社会中，人们将会崇拜独断与自私的权力。席勒认为，只有那些不追求自由、只崇拜其所不具有的权力的人，才会视拿破仑为偶像。席勒厌恶拿破仑所引发的向他臣服的热潮。“对那个征服者，”卡洛琳娜·封·沃尔措根说，“他从来没有好感与信任，从来不相信任何有利于人类的事能通过他实现。”[9] 1801年2月9日，法国与奥地利签订了《吕内维尔和约》（Frieden von Lunéville）[10] ，确立了拿破仑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并开启了旧帝国消亡的过程。葛勋请席勒为签订和约的庆典写一首颂诗，席勒拒绝了，因为“我们德国人在这份和约中扮演了这等耻辱的角色”，而他不愿写“一则针对德意志帝国的讽刺”（1801年2月26日）。不过，在《新世纪的开始》（Der Antritt des neuen Jahrhunderts ）一诗中，他还是对此事发了声。他在诗中谴责《吕内维尔和约》是欧洲自由的毁灭。自由成了大陆霸权（法国）与海洋霸权（英国）的战利品：“各国的纽带已然放松，/古老的形式离析分崩；/……/两个强国你争我夺，/要将这世界独霸，/要吞噬所有国家的自由，/挥动着闪电和三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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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意志去哪里了？它不久前曾在法国如此有力地苏醒，可法国现在却成了不自由、暴力与征服欲的庇护所。当萨克森—魏玛的太子卡尔·弗里德里希[12] 于1802年初开启他的教育之旅、动身前往巴黎时，席勒为他写了一首诗作为告别赠礼。在歌德的周三小茶话会（Mittwochkränzchen）上，人们用流行的“莱茵美酒之歌”的旋律唱起这首诗：“他挣脱了祖国的厅堂，/挣脱了亲爱的臂膀，/进发向那座高傲的市民之城，/它的宏伟全靠劫掠四方。”[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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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三小聚会是歌德为了抵御冬天的阴冷，于1801年11月创建的。每隔一个周三，人们就在晚上剧院散场后去歌德家用晚餐。他们避免用“俱乐部”的名字，因为这个词听上去恐怕太过革命。“茶话会”听着没什么危害，而众人的聚会也应当如此。14个精挑细选出来的朋友与主人和席勒相聚一堂，而那些让所有成员都感到舒适的客人，也得以加入。有时当公爵想要借着鹅肝、美酒和文学稍稍放松时，便也会来做客。不过，即便人们又是唱歌又是闲聊，茶话会的气氛还是略显僵硬。“参与者们既不在尘世，又不在天堂，更不在地狱，而是身处一个有趣的中间状态，时而难堪，时而欢愉。”[14] 歌德如此描述这个圈子。席勒便是在这里让人听到了他对法国的野蛮精神的谴责，也是在这里为太子献上旅途的美好祝愿：“愿祖国的精神与你相伴，/当那摇曳的舢板/将你渡至左岸，/因为德意志的忠诚在那儿消散。”[15] 他希望王子能够足够勇敢，在权力中心发现其奥秘。只有在巴黎，人们才能“向下落入/喷涌岩浆的火山口”。[16] 而席勒同样在周三小茶话会上朗诵的另一首诗，处理的则是《巴黎的古代艺术品》（Die Antiken zu Paris ）。法国军队被描述成掠夺欧洲艺术珍宝的强盗，但被劫掠的珍宝将为自己复仇：“它们将永远向法国人沉默，/永不离开它们的基座，/踏入生命的新队伍。/只有将九缪斯藏在温暖心中，/才能将它们拥有，/破坏者只当它们是砾石。”[17] 谁若要占有艺术，就将失去艺术。艺术只为自由的心灵展开；这也必然如此，因为在宏大政治中消亡的自由，在艺术中找到了避难所；也只有自由而不是暴力才能让艺术开始诉说自由。在政治的纷乱中，席勒所建议的是对“美”的静心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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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席勒首先在这个惬意的周三茶话会上极为坚定地提出了德意志文化民族的思想。在《新世纪的开始》一诗中，起头的问题就已经对此做了暗示——“高贵的朋友！哪里为和平敞开大门？/哪里让自由避难藏身？”——；而全诗又以对此问的回答收尾：“你须得逃离尘世纷争，/遁入心灵的宁静圣所，/自由只存在于梦的国度，/美只能在歌声中绽放。”[18] 席勒计划在一首题为《德意志的伟大》（Deutsche Größe ）的哲学—政治长诗中详细阐发德意志文化民族的理念。这首诗虽然未能完成，但有几段前期习作得以流传；这些草稿用精妙的表达描绘出了席勒为自己定下的思路：“此时此刻，德意志名誉丧尽，/走出浸透他泪水的战争/……/他还能自命不凡？……/是的！他可以！……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民族/是两回事。德意志的崇高与威严/从不停留在他的王侯们头上。/与政治分离，德意志创造了一种自己的价值/即使帝国覆灭，/德意志的尊严依然不可侵犯。/这是一种道德伟大，就身处文化之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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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无法跻身欧洲的大政治，但它的“尊严”却展现在“文化”之中。相比赢得快丢得也快的政治权力，文化更为持久。如果文化可以持久，就意味着要创造这样一种文化也需要很久。因此德意志人是作为一个迟到的民族进入世界历史。但从迟到中亦可以获得收益：“道义和理性终将胜利，/残忍的暴力必将屈服于礼仪——/而最缓慢的民族将赶上所有/迅捷轻快的先行者。”[20] 迟到的劣势成了优势：人不会因为权力斗争而被过早地磨去锐气。当其他人在日复一日的斗争中消磨殆尽之时——即便他们连战连捷，德意志却投身于“塑造人这一永恒的工程”之中；“慢”的意义之后将大白于天下：“每个民族在历史中都有自己的一天，但属于德意志的那一天是整个时间的丰收时分。”[21] 若是有这样的愿景，人们如何能不相信，正是“世界精神”（Weltgeist）“选中”了德意志人，去实现在欧洲促进自由与美好人性的伟大使命？然而席勒却不曾梦见：从迟到的民族中诞生的并非民主与文化的成熟，而是特别强烈的歇斯底里与仇恨，缓慢成长的文化与教养并未能强大到足以阻止野蛮，而这种文化甚至自甘成为工具，服务于野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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