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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创立的培正中学位于何文田，那是九龙西面的一个小区，现在已十足城市化了。在那儿上学不算麻烦，而且谢天谢地，没有人再叫我“冬菇”了。我每天早上七时十五分走路到火车站，和几个同学一起乘车，十五分钟后便到了九龙，再从车站步行十五分钟便到达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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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是由浸信会创办和管理的，校长林子丰在教会中很有名望。学校八时半开始上课，通常早上上几节课，中午午饭，下午又上几节课，三时十五分便放学了。火车三时半准时开，所以我们要跑得很快，不然就赶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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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我对学校重视学术的气氛有点手足无措，它和以前沙田的旧学校不同，那时同学多是乡下小孩，对读书漫不经心。现在的学校比较高级。我穿着陈旧衣服，带了母亲准备的饭菜当作午餐，而非在附近的食肆吃，这些都曾遭到同学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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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老师中也有不喜欢我的，只因我在课堂上喜欢说话。学校分四个学期，每个学期结束时学生都要把老师的评语给家长看，然后签名确认。“多言多动”是我第一个学期的评语，第二个学期差不多，到了第三个学期，变成了“略有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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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正的头一年，我比以前努力多了，但从老师的报告来看还是不够。表现最差的两科是音乐和体育。在课堂上我唱得很差，永远荒腔走板。老师通常都会叫唱得最好和最差的人向着全班一起唱，令差别更为明显。我的独唱大家都受不了，没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唱，怕等级被我拖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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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对我的音盲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当时我的头发常常竖起来，怎么也弄不平。音乐老师纪福伯不满地说：“你看这孩子多么懒散，歌唱不好，连头也不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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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地练习歌唱，每个星期六跟一个当钢琴教师的表姐练习，但头一年还是不及格。虽然在暑期重考中及格了，但成绩表上还是留下红色的印记，令人很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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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的成绩也是红色的。五十米要九秒半才跑完，那太慢了。引体向上做不到两次，仰卧起坐只能做三十次，但五十次才及格。这些成绩没有什么值得夸口，但我已努力了，也算值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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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年的数学课并未引起我的兴趣，可能是因为毫无挑战性。老师易少华只有二十岁，对我们来说，像一个大姐姐多于老师。由于缺乏经验，她讲课不够生动。几年后我也当上老师，开始时也手忙脚乱，对她倒同情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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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初二，我开始尝到数学的真正滋味。老师梁君伟非常棒，他教授欧氏几何，由五条简单的公设出发，竟然能走得那么远，证明了那么多条定理，令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出于某种当时自己也不明白的原因，这种做法令我非常满足，甚至尝试自己创造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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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以为前人所未见，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只能使用直尺和圆规，如果给出下面任何三种数量，即三角形的边长、角度、中线（从中点到对面顶点的线段）的长度或分角线的长度，能否唯一地作出这三角形？这种做法是否一定可行？从开始我便知道最少有一个例外的情况：三个角度并不能唯一地决定三角形，存在无限个大小不同但具有相同角度的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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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所有可能的情况我都考虑过了，只有一个情况令我苦思不解。那就是：给出三角形的一条边长、一角和一分角线的长度，仅用圆规和直尺，能否把三角形画出来？我花了很多时间想这问题，但进展甚慢。走路上学时，乘火车时，都在苦思，但总不能解决它。表面看来这令人丧气，但同时也惹人思量，我热切希望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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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班同学中有些很顽劣，他们会在吃中饭或运动会时吓唬我。有个肥仔常常捏我前臂，直到刺痛甚至麻木为止。他的动机不可考，但他的手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有一事使我不再受这类麻烦事的困扰，那就是当发现我能在数学上帮他们时，他们便对我友善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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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踢球，足球猛地打到脸上，我差不多晕死过去，其他人却觉得很好玩，他们总拿这件事或其他事来取笑我。有次被他们烦到受不了，我说：“你们这么厉害，这里有道题是我自己想出来的，看看你们能不能解它。”我把那道困扰多时的题目讲给他们听，当然没有人能做出来。后来，连教高一的数学老师黄逸樵也听说了这道题，可是他也没能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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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至星期五和星期六上午都是上课的时间。星期六放学后，离火车到站之间有些空当，有时我会在九龙一间书店流连。因为买不起书，我只会站在那里看一些数学书。有一天，发现有本书竟在讨论我一直在想的那个问题，我一直以为它单纯是自己的创造。原来那问题是不能解的，这令我松了一口气。书中引用了一个较晚近的论据，说明不能够用圆规和直尺来构造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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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我的问题”曾难倒不少人，而它是新近才解决的，我很兴奋。我亦意识到这个问题原来跟一个几百年前的老问题相似，那就是：只用直尺和圆规，能否三等分一角度？那是不能的。另外一个古老的问题是“化圆为方”，即只用直尺和圆规构造出一个正方形，其面积等于给出的圆，也是不可解的。看见自己提出的问题，竟然和这两个经典的难题同属一类，我感到飘飘然。我解不了这问题并非惨逢败绩，正好相反，解不了的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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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这段往事，不过想从侧面说明，在培正的第二年，我是如何热爱数学，而且成绩也不俗。但音乐还是不及格，英文也岌岌可危。教中文的潘燕霞老师很年轻，只有二十二岁，她一脸严肃，所有同学见到她时都提心吊胆。我还记得她戴的是带棱角的眼镜。多年后再见到她，她已不戴那副眼镜了。我问她当时为什么这么凶，她说培正的学生出名地顽皮捣蛋，因此她想用那副棱角眼镜来震慑不守规矩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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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有次校长在周会中要向所有学生训话。走上讲台时，台下喧哗大作，他开不了口，于是大怒，训斥我们，又嘱咐老师必须管好学生。他还说，很多学生都蔑视学校的优良传统，没有系上领带。那时我正好没有系领带，班主任潘老师当然留意到了。我穿了制服，但没系领带，不过我有一个颇为合理的借口。我的气管只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领带令我难以呼吸，故此一般只有上课之后才系上。可是那天火车误了点，我从车站跑回来，领带虽然放在口袋里，但并无机会在周会前系上。当校长责骂时，我立时系上领带，奈何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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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老师要我放学后见她。见面后，她说我衣冠不整要受惩罚。学生犯错是要记过的，不系领带是对校长大大的不敬，冒犯了整间学校，故此要记过两次。如果记过九次，就要给踢出校了。她还会把此事通知父亲。我当然知道有什么后果，想着即将发生的处分，不知道有何后果，我不禁焦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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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老师看着我一脸愁苦的样子，好像从未见过我一般。正当要接受“宣判”时，冷不防她问我为何穿得如此单薄，我说我没有其他衣服了。可能见到我瘦削的身子和苍白的脸，好像营养不良的模样，她又问我吃的情况。我告诉她每天吃什么和多少，她说：“你父亲是教授，但你穿不暖吃不饱？”于是我把家里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她对我大大地起了同情之心，甚至送奶粉和其他食物给我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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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竟是我的转折点，我被潘老师的好心肠感动了。这么多年来，在记忆中极少有老师或学校人员关心过我，我决心不让她失望，发誓努力做个更好的学生。我的表现愈来愈好，父亲高兴得不得了。初二的学业，从那一刻开始就飞跃了，除喜爱数学外，我也开始学习基本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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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下了决心，但初三那年是灾难性的，非人力可阻挡。二姐成瑚原本在澳门上高中，却染了重病。母亲只好放下一切专心照顾她，不幸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终于在1962年去世，享年十九。我们都惊愕而深深地哀痛。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令人神伤。我也感到一种失落，这是从未有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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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过是连场不幸的序幕而已。那时候，父亲是香江书院（后已停办）哲学、中史、中文部的系主任。这所大专是他和一个叫陈树渠的人创办的，陈是原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侄子，也是学院的院长。父亲的事业看来颇为顺利，他不久前才完成了一本关于西洋哲学的书，正要着手写中国哲学。但出了些状况，香港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当时像我家南来的逃难者人数众多，亦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情报人员。据父亲忆述，当时台湾方面特别接触了香江书院的高层，陈树渠等人都认为“反攻大陆”很快便会成功，台湾官员告诉他们，只要让特务渗透进香江书院，便可在“光复”后获得丰厚的高位，如担任某个市的市长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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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强烈反对这样做，但陈树渠则觉得并无问题。他因此想除去父亲，找倾向台湾做法的人来取代他。父亲有合约保障，陈树渠要立即解约并不容易，但父亲眼见学校高层如此腐败，愤而辞职，以示不满，这是1962年11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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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时，他在崇基书院的教席也不保。事缘院长凌道扬正在人事的倾轧中被迫辞职，而他是凌的亲信。这连串的事件使我家的收入剧减，事业上的打击，加上女儿的病逝，使父亲陷入深深的抑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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