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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到祖父和先祖的坟前扫墓。(父亲葬在香港。)之后去了父亲出生并且和母亲住过的房子看看。房子残破得很,地下铺着尘土,不,更精确地说是一片泥泞。很多亲戚陪着我到处走,我不认识他们,但总觉得应该请他们吃一顿。他们为我杀了一头牛,花了我三百元人民币(以当时币值算只约十四美元)。那时候在中国,牛不是要杀就杀的,你要说它已经无力下田才能动手。到了开席,他们先给我夹来一大块白花花的肥膏,据说这最金贵的部位,是专门留给最尊贵客人(或付钞者)享用的。客气一点说,这肉不大对头,我用筷子碰了一下,沉吟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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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群小孩在四周喧闹跑动,他们都没穿鞋子。小孩没有大人喝止时,通常都是蛮开心的,他们衣衫破旧,面色也不太好。付了牛肉钱后,口袋中还剩下两百元人民币,于是每个亲戚都给十元。不过来者愈来愈多,只能给五元、一元,直至花光为止。有些人拿得多,有些人拿得少,有些人拿不到,乡亲们起了争执。后来,家乡的人前来请求帮忙者众,但绝大部分我都无能为力,这也引起不少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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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回归故国非我原来想象的一样。之前对农村的田园生活过于理想化,奈何残酷的现实却显示,这还是个尚未完全摆脱贫穷的国家。中国传统过于重视血缘关系,从而对亲戚诸多索求,令人失望。当然,这种传统也有好处,至少在困难时,大家会互助扶持,但过犹不及,走到反面就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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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一般人都知道有些事情应当适可而止,过分的求请可以免提。但是在中国传统里,据在下所见,求请有时会失去底线。只要你是他的亲戚,你便有义务去帮他,不管难易或对错,也不管场合。在蕉岭的乡下也好,在学术界的殿堂也好,事例层出不穷,我早已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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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些做法不以为然,而这种态度不时也招惹麻烦。但更甚者,是这种心态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单位之间互相依赖变成一种文化,人们丧失了自己事情自己办的心态,总是想着别人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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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到美国。一方面我终于踏足故土,到过中国;另一方面,我对中国的想法变得更现实一点。中国要在生活程度和教育水平上追上西方,还有一大段路要走。这时“文化大革命”结束没几年,经过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中国可谓“一穷二白”。距离困难时期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在美国还在以“中国小孩还在挨饿”的说法,教育美国小孩要吃蔬菜,不要浪费食物,这也如实地道出当时中国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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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极度艰巨的挑战,在一片住着差不多十亿人的土地上,我对一个人能发挥什么作用一筹莫展。但,我还是希望能竭力相助,哪怕是一丝一毫都好。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众志成城,也许有一天能有所成就,扭转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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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第七章 斯年堪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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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月映冰心,冰心不可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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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仰左右寻,始得月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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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秋佳节感怀》选句,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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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效应指出两种或多种事物的相互作用,成效会多于每个独立事物成效的总和,或是各独立事物根本不能产生任何结果。协同效应在自然界比比皆是,例如,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结合生成一氧化二氢(H2O),即水,构成地球表面71%。水十分神奇,它能维持生命,但是把氢和氧分开,这些神奇作用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蜜蜂和蚂蚁亦是如此。个别的蜜蜂或蚂蚁能做的事情有限,只有它们联合起来,才能完成种种任务。神经元亦复如此。一个神经元做不到什么,但当一千亿个神经元由一百兆个突触联结起来之后,便形成了大脑,其功能非当今科技所能仿效,简直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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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活动也依赖协同效应,17世纪中期新阿姆斯特丹,即后来易名为纽约的殖民城市,其突击拯救队扑灭了火灾。三百五十年后,我期望在普林斯顿的几何分析年中集思广益,利用协同效应来解决一些数学上的难题,当然这不再是生死攸关的紧急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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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数学上的突破皆来自个人或小组的合作,重要的难题从来不靠成立委员会,把工作分拆,然后摊派开去如做作业般完成。纵使如此,我仍然相信,把不同领域但相关的精英聚在一起做思想交流,仍然是可取的。他们会有充足的空间和资源,依照兴趣而进行研究,不受时间的约束。回顾自己的工作,也得益于类似的环境。期望从1979年9月到1980年4月的八个月内,能得到丰硕的结果。我会尽力使这个几何分析专题年,变成名副其实的“特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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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邀请了好些出色的学者参加这专题年,他们大部分会访问一段日子,中心人物包括卡拉比、郑绍远、孙理察、西蒙和卡伦·乌伦贝克,还有奥班、布吉尼翁、罗伯特·布莱恩特(Robert Bryant)、多丽丝·菲舍尔—科尔布里(Doris Fischer-Colbrie)和李伟光。好几位我的研究生,包括安德烈斯·特雷贝里斯(Andrejs Treibergs)以及高研院的菲尔兹奖得主恩里科·邦别里(Enrico Bombieri)也来了。短程访问的则有杰夫·奇格(Jeff Cheeger)、斯特凡·希尔德布兰特、劳森、尼伦伯格、彭罗斯、马尔科姆·佩里(Malcolm Perry)和萧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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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博雷尔的说法,这是高研院历来主办规模最大的数学计划。虽然高研院指派他来共同领导整个计划,他却放手让我干。我安排了每个星期举办三个研讨班:微分几何、极小曲面、其他题目(以广义相对论和物理数学为主)各一,后者由彭罗斯和霍金的学生佩里负责。博雷尔曾说,数学家跟物理学家在这水平的合作,恐怕是研究所创所以来前所未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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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所有演讲者都由我邀请,有的早已参加了专题年。正如预期,我们成功营造了一种畅所欲言、无所不谈的气氛。出于对数学的激情,而非受到什么压力,大家努力工作。很多当时完成的工作,都在会上报告,这是我乐于见到的。专题年以我的报告开始,在演讲中对整个几何分析做了概括性的描述。接着卡拉比谈了他最近有关凯勒流形的工作,这类流形和卡拉比猜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布吉尼翁和劳森谈到杨—米尔斯场的几何属性。彭罗斯谈到经典广义相对论中一些和几何有关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相信会引起几何学者的兴趣。理察和我在这期间证明了庞加莱猜想的一个变体,那是有关带正里奇曲率的非紧三维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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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里的人专注于数学,但也不忘忙中取乐,营造出今天所说的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令人精神抖擞,我敢说还提高了工作效率。我们不时外出就餐,星期六早上玩排球。我们也打乒乓球,邦别里比我强,但他打不过西蒙,每次输了球,他都能找出些新的借口,如手臂痛呀,手腕僵硬呀,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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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启铿是华罗庚手下,中科院数学所的副所长。在专题年期间,他到了高研院,打算访问几个星期。他在多复变函数论中有过出色的工作。作为华最出色的一个弟子,他不幸也牵扯进华、陈的争斗之中。1979年,他安排了我的“回家”之旅,所以这次我也以介绍他参观纽约市为回报,郑绍远和萧荫堂比较熟悉纽约,全程由他们当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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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四十二街溜达,带他看了音乐剧《噢!加尔各塔!》。这剧中有不少裸体场面,一众演员不穿衣服大解放,演着男女爱做的事儿。这类题材公开演出,在中国固然闻所未闻,就是在美国也颇招人非议。郑绍远担忧这剧会令他不快,幸好出人意表地,他竟能欣赏这出长寿的百老汇歌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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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研院数学大楼通常一派肃穆,但现在颇有些大型派对,酣饮狂舞。别人告诉我,不知巧合还是别的原因,这类狂欢中最酣畅者,竟发生在我的两房公寓,当我到外地之时。这也难怪,毕竟和我同住的是一个研究生,趁着我不在时,总会大开门户,大家的心情会特别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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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秋天,我应邀到康奈尔做报告,很期望跟那里的理查德·汉密尔顿见面,他并没有参加普林斯顿的专题年。他正开始从事“里奇流”(Ricci flow)的研究,这是个雄心万丈而又非常困难的工作。在几何流中,人们研究空间或曲面细微连续的形变。举例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充气,使泄气的棒球变回完美的球体。同样,我们可以利用微分方程来诱导几何对象发生形变,毕竟说到底,微分方程所描述的,就是一种无限小的形变。汉密尔顿开创的里奇流是一种形变的过程,使在复杂空间或曲面中,大范围或“全局”的不规则性变得光滑。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小范围或“局部”的不规则却可能会出现。故此,这套理论最大的困难,在于弄清楚这些在形变过程中形成的不规则点,它们如何出现及应该如何处理,或干脆就找出一些条件保证它们不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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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想法固然绝妙,但有关的微分方程(后来称为汉密尔顿方程)则非常难以对付。我对如何克服这方程的种种困难并无把握,但汉密尔顿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坚毅地工作了几十年,不久之后他就得到惊人的进展。多年来我一直紧贴他的工作,与他紧密联系,而且定期向他推荐研究生和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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