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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高研院的专题年外，1979年还发生了几件事，使这一年对我来说变成名副其实的“特殊”。我被选为加州年度科学家，这是首次有数学家获此殊荣，我也是这奖项二十多年来最年轻的得奖者。迈克尔·斯蒂尔早在斯坦福当研究生时已和我很熟，他提议我添置一套正式的礼服，不要再去租了。他说，这是个开始，你今后还有一大堆机会要穿呢。我依他的话买了一套礼服。果然两年后的1981年，美国科学院颁奖给我，这个奖叫卡蒂奖（Carty Award），直到今天只有三位数学家拿到过这奖项。当时我在普林斯顿当教授，就穿上这礼服，和母亲、弟弟一起到华盛顿出席颁奖礼。以后我体形渐丰，这礼服再也穿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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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对成为年度科学家没有什么感觉，这个奖闻所未闻。我甚至跟斯蒂尔说，一个小小的委员会，怎能真正评价别人的工作呢。又不无自大地继续说，只有历史才能下定论。但另一方面，母亲笑得合不拢嘴，她和住在加州的表亲一起出席了授奖仪式。她经过多年的辛劳，把我养育成人，现在还出人头地，想到这里，我也由衷地开心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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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值得纪念的，是1979年底，有一天博雷尔突然走进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哈佛要给我下聘书（其后知道是真的），但不要迫不及待地答应，高研院也会给我下聘书（后来知道也是真的）。此外，香港的友人也传来消息，说香港中文大学准备在来年向我颁赠荣誉学位，这也是好消息，尤其是我在母校从来没有获颁本科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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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香港传来的也有不好的消息。大哥成煜跟脑癌搏斗了差不多十年，近来情况恶化了。他本来在杂货店工作，现在住进了医院。X光显示肿瘤生长在大脑深处，外科医生也束手无策。我在当年12月到香港看望他两星期，了解到他得到的和得不到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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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不满意治疗他的医生，他不肯把医疗记录给我们选定的外科医生看，于是我决定把大哥送到美国治疗。可是，事情说时容易办时难，头一次申请签证未能成功。我向高研院的高层求助，他们找了一个新泽西州的众议员替我们出头，但是也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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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请求当时崇基书院的副院长芮陶庵帮忙，他儿子芮效俭是美国外交部的高官，后来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芮陶庵替我写了一封情词并茂的信，可是他的儿子和领事馆依然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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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暗花明，友人辛格当时是美国总统的科学顾问，他和一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是网球球友。通过这位朋友的帮助，我哥终于拿到了美国的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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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时，高研院果然如博雷尔所言，给我送来了终身教授的聘书。这一下子为难了。我喜欢斯坦福，同时也对哈佛印象深刻。见过拉乌尔·博特、广中平佑、芒福德和哈佛其他睿智的学者，你很难不见贤思齐。当然，高研院也有辉煌的过去，教授的阵容也超强，它总是把研究放在首位，加之过去得到的大量成就，高研院被全球数学家视为就算不是最好，也是最好的几个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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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决定留在高研院，其中一个原因是它数学部中有博雷尔、哈里什—钱德拉（Harish-Chandra）、米尔诺和阿特勒·塞尔伯格（Atle Selberg）等杰出人物，在那里我有宾至如归之感。而且，高研院的所长哈里·伍尔夫（Harry Woolf）原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院长，他跟我保证，我哥能到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医治。当时霍普金斯神经外科的主管是名医唐林·朗（DonlinLong），他愿意主诊，部分是由于他对我哥的病例感兴趣，而且和他的研究计划相符合。更有甚者，成煜的治疗基本上免费。这样难得的机会当然要好好把握，我至今还感谢朗大夫把他的诊金免了。我们决定一旦他的签证落实后，便立即出发。后来他于1980年夏末到达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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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原来的话题，几何分析专题年于4月结束了，好几位与会者都向我提议，整理一份这学科中的公开问题。记得十年前，我刚当了一年的研究生，陈先生出席尼斯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他在演讲中讨论了好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以期借着破解它们，从而开辟新的数学领域。我清楚记得，他说这样做对同行大有帮助，也记得美国发明家查尔斯·凯特林（Charles Kettering）曾说：“问题问得好，就是成功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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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之故，我提了一百二十个问题。这些问题大多数曾在演讲中论及，大部分问题是我想出来的，别人的也有，有的甚至早见于文献之中。无论如何，这些问题流播很快，差不多每个工作和几何分析有关的人都知晓。到了今天，其中约三十个已完全或部分解决，其他的都得到广泛的关注。我清楚明白这些局限于几何一角的问题，绝不能与1900年希尔伯特提出的二十三个问题比肩，后者在数学上的影响至为深远。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在几何分析中确能引起关注，刺激研究活动。因此之故，在这个高研院规划结束的时刻发表它们，也算是适当的闭幕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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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研院计划结束之后那个夏天，我和妻子在圣迭戈休息了好几个月。到了8月，我们便一起到中国去了，陈先生在北京办了一个会，我应邀参加。友云和我打算看望亲友，并四处走走，之后我会到香港陪伴患病的兄长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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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组织的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会议在北京的友谊宾馆召开，好些大人物如阿提耶、邦别里、尼伦伯格、博特、拉尔斯·戈丁（Lars Gårding）、拉尔斯·赫尔曼德（Lars Hörmander），当然还有他自己也都来了。当时中国不及现在发达，这个会议可说花费不菲。陈先生的目的，乃是向中国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显示几何的吸引力。他了解到中国迫切需要派遣学生和学者到海外学习，是以和海外研究机关建立联系至为重要，故此把伯克利理论及应用数学中心的主任默里·普罗特（Murray Protter）也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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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与拉乌尔·博特（右）及拉尔斯·戈丁（后）同游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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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显示整个会议级别的尊贵，车子载着我和妻子以及其他同行人员从机场驶向酒店时，总是沿着马路的中线走，其他的车辆只能回避两旁。幸好当时北京路上的车子不多，我们的车子不断鸣笛，驱使大量自行车让出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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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几个月前在高研院讲过的公开问题再次讲了一遍，希望它们在中国数学家当中能引发一些回响，后来知道确实有效。陈先生安排了一些不错的在北京城内外的观光节目。很不幸，这次访问却因一次不愉快的会面而扫了兴。吴文俊的门人又登门求见了，他咄咄逼人地要求我推荐他拿一个重要的奖项，我拒绝了，大家便争吵起来，愈来愈激烈，以致我的血压飙升，差不多要昏倒了。经此可怕的一幕，当地负责接待的老一辈数学家小心翼翼，不让我再受到不速之客的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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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陈先生在晚饭后，请了十位受邀来华的重要客人参加茶会。他先请各人坐下来，听取大家对中国数学现状的看法。他批评华罗庚领导的数学所，尽管那是中国数学主要活动之处，并敦促把它关掉。他提议在座十人联名上书，吁请中国政府把数学所永远关闭，话毕全场鸦雀无声，于是他又重复说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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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打破缄默，说：我们都是中国请来的客人，我们只是来访问，不宜喧宾夺主，这样做不恰当。博特同意我的看法，其他人也纷纷表态支持，对陈先生的提法都不愿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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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我怀疑陈先生的动作，实质上是在反击1977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S）的一份关于中国数学现状的报告。这报告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现，编者中有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家桑德斯·马克·莱恩，他曾带领一个由美国数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在成书前的一年到中国访问。马克·莱恩带领的理论和应用数学代表团，特别提到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和华林问题的工作，还有杨乐和张广厚有关值分布理论的贡献，这些研究人员皆出自数学所。他们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连小学课本也教导小孩要努力学习，以陈叔叔、杨叔叔和张叔叔为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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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琢磨，陈先生想用一封信反击NAS的报告，由十位他请来的北京的著名数学家联署，说明数学所及所里人其实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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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时间并没有通通花在数学还有和各种手段打交道上，友云和我见了一些想移民美国的亲戚，我们没法子帮忙。在这次旅程中，类似的要求陆续提出，但都被我们委婉地推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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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不多久，友云和我便到了上海。黄浦江是长江的支流，它流经上海。我们在黄浦江畔闲逛，只见数以千计的成双男女在江边凭栏，喁喁细语，形成一道奇异的风景。他们没有钱光顾饭店，其实，就算有钱，你还需要有许可证，当时叫粮票的，才能从食店买到食物，这是“文化大革命”过后不久的现象。友云和我都爱散步，我们在著名的外滩，沿着风景美丽的黄浦江溜达，看着其他人谈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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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到了杭州，杭州在上海的西南约一百六十公里。我们在风景如画的西湖乘船游览，还到了名刹古寺参观，可惜它们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殆尽。一片又一片的狼藉残垣，是那个狂飙时代的标志。不到几个十年，这些美丽而富含历史的建筑物被拆卸，代之以难看的水泥结构，美之名曰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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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云在旅程中已怀孕，并开始有反应了。开始晨吐时，她决定先回圣迭戈，而我则南下香港。我到领事馆替兄长拿签证，领事馆的官员并不愿意放行，反对的理由填满两三公分厚的文件。但由于来自高层的命令，一切都给推翻了。若是真的如此，我只能感谢辛格和他的朋友，可幸辛格打的是网球，而不是曲棍球或板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