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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陈先生在伯克利组织了一个几何分析的计划，4月我到了那里访问三个月。理察和我开了一门几个星期的课，专门讨论有关正纯量曲率流形的一些新定理，以极小曲面作为工具。好几位在石溪的中国研究生告诉我，劳森一位已毕业的学生做了一份详细的笔记，那些笔记可能给格罗莫夫和劳森看了。事关他们不久之后写的一篇论文，理察看了预印本后指出，其中似是袭用了我们的一些想法。理察写了一封申诉信给劳森，他把信寄到伯克利的埃文斯楼的信箱。但信箱封闭了，几个月后信退回给理察，到那时再寄信已来不及了，事情只好不了了之。由此可见，说到底，数学也是讲究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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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正熙于1983年6月出生，再一次欢欣喜悦。新生命的来临永远令人振奋，激动犹如初次。不过，两个月后，友云和我把孩子留给岳母照料，一同赴华沙参加菲尔兹奖的颁奖典礼。在华沙，游行示威仍然持续，瑟斯顿告诫我不要接受记者的访问，我无所谓，很多记者不懂英语，我根本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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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礼过后，萧荫堂、项武忠及其他人，邀请友云和我去喝一杯，其间谈到一个话题，最后导致某些对我而言尤其严重的后果，真的是始料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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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项两人都强烈反对陈先生和格里菲思筹划中的录取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此计划参照“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这个由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李政道几年前创办的著名计划，目的是帮助中国的物理学生考取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院。“文革”后，学校的成绩单、老师的推荐信和类似的文件都难以找到，同时也不见得可信。于是李政道（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就和其他美国物理学者设计了一项考试，每年挑选优秀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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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也想对数学学生按方抓药，由于实验设备价格高昂，不需做实验的数学学生要比物理学生多得多。萧、项和我对派留学生出国没有异议，但是根据陈先生和格里菲思提出的计划，主要的考官由美国数学学会决定。举例来说，1984年的考试，纯粹数学由格里菲思主考（后来为了要我改变想法，他们坚持将我也拉进来参与这个考试），应用数学则由麻省理工的戴维·本尼（David Benny）负责，代表美国数学学会的教授们对哪个学生到哪所学校行使很大的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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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个中国学生的计划心中不踏实，因为它的规章使权力落到少数外国学者手上。我们三人都认为参加这个计划的学生，与原计划相比，应对择校有更大的自主权，我们倾向让学生直接申请美国的学校，这样选择会较多，并且比较不受美国数学学会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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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前后三次询问陈先生，美国数学学会在计划中的角色是不是他的主意，每次他都否认了，说和此事无关。由此可见，我们对学会原计划的疑问，不应该被视作对陈先生、格里菲思或本尼的攻击，我并没有反对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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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项、萧和我都十分关注此事，他们还提议不如给中国教育部写信，表明对这计划不同的意见，不过他们这封信始终没有写。几个月后，我和郑绍远、学生曹怀东和正在高研院访问的林长寿再次谈起这事，这次我们坐言起行，起草了一封信，内容基本上和上次跟萧、项谈的差不多。这封信本来是由项、萧和我一起署名的，于是我把信（其实是手写的未定稿）寄给萧，看他有何意见。在没有询问我的情形下，萧迅速将它译成英文，送给格里菲思。不久之后，陈先生也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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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陈先生对这个草稿大不高兴，他和我的关系也从此走了下坡路。我一向抱着“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原则做人，但情况比事实更糟糕，项、萧两人最初和我一同构思上书，此时却加油添醋，使陈先生更加愤怒，而责任却由我一力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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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在中国教育界酿成相当大的风波。国内一众学者为了平息陈先生的愤怒，请求我在第一次口试时，和格里菲思及戴维·本尼一同参加。我也不愿意过分激怒陈先生，同时我参加也表示美国数学学会没有全面控制中国大学生出国。所以我同意参加这一次的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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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一下整个事件，不无讽刺地，这对我造成长久伤害的事件，竟源自我获得数学界至高无上的菲尔兹奖后一次酒后庆祝的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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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奖项固然兴高采烈，却被传来的坏消息泼了一头冷水。就在华沙和妻子与众多宾客把酒言欢之际，兄长成煜又病倒了。送院后，大夫发现他大腿的血管出现了血栓，因此开了薄血药给他。成煜服了薄血药一段日子，不久就脑出血，陷入昏迷，在昏迷了六个月后去世。兄长年轻时即患病，从无机会一展所长，令人痛惜。在华沙时，我不时念及他脆弱的身子，但谁能料到，世事竟会如此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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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次和多年来同行间的摩擦，可见世事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就算拿到菲尔兹奖，人生也不会就此步步高升。地心吸力会发挥作用，拖你后腿，有时甚至拖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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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幸拿到不少奖项，个人对获得数学奖项的感觉却苦乐参半。我从来不为拿奖而工作，坚信做好数学本身就是回报，尤其是工作顺利时。另一方面，努力工作得到认同，自然是开心的事。但得到世人的认可（或者可称之为名声）也有缺失之处。我不再是一个寂寂无名的研究工作者，欢喜时可以整天埋首于数学之中；现在我成了某个权威，句句话都有分量。人们要我对事情发表意见，在政策上、行政上、政治事务上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如此一来，难免被扯进那些原本与我无关的纷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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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华人赢得菲尔兹奖的消息传得很快，我在中国瞬间变成民族英雄。但有些人很不高兴，他们五味杂陈，甚至心怀妒忌。或者，他们觉得得菲尔兹奖的应是他们而非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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恼怒我者另有一人，理由则完全不同。明诚现在两岁了，每次我离开圣迭戈往普林斯顿时，他都非常不开心。他激烈抗议，用力踩着地，有时甚至把头碰在地上。数学圈子中有些人不喜欢我，对我饱含敌意，我都能处之泰然，但我不能不顾儿子的感受，尤其是表现得如此直接和激烈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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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后知后觉，到了此刻，事态已再清楚不过，自己住在东岸而把家庭留在西岸是不可能的，必须有所行动，使整个家庭能够团聚。友云不想来普林斯顿，那我只得另觅一枝而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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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芒福德常常来高研院，他和格里菲思在筹办一个代数几何的工作计划。我告诉他正在考虑离开，芒福德把消息告诉哈佛的文理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他跑到费城我的公寓来，试图说服我去哈佛。罗索夫斯基富于魅力兼且博学，他甚至引用中国名著《三国演义》的某些段落，来说明我到哈佛去的好处。现在已无法详细记得他说的理由，还有他如何把我跑到哈佛，和一千七百年前汉末三国争雄的故事联系起来。反正他说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使我怦然心动。然而，底牌却是，哈佛只能付我现在薪水的四分之三，这就没法子了。当时的经济状况是：友云和我有两个孩子要照顾，再加上她父母、我母亲和已病入膏肓的兄长，有鉴于此，只能再一次婉拒哈佛的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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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斯坦福时，我十分难过，罗伯特·奥塞曼、系主任汉斯·塞缪尔森和许多人待我都很好，我对斯坦福毫无挑剔之言。但苦思良久，终究认为UCSD才是理想之地，妻子和孩子住的房子就坐落在校园不远处。认识的人当中，以辛格最富人脉，他把我引荐给他的朋友，UCSD的校长理查德·阿特金森（Richard Atkinson），他开出非常吸引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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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决定跟博雷尔说了，他体谅地向高研院要求，并得到同意，把我的职位保留两年，随时可以回来。UCSD具有其他学校不能比拟的优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我的家在那里，而且友云在圣迭戈有份颇为惬意的工作。其次，大学答应让我在系里聘请两位额外的研究人员，好使我能和理想的人合作。对我而言，这点十分重要，理察答应从伯克利搬过来，而汉密尔顿也愿意离开康奈尔，我们会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汉密尔顿深信UCSD能提供一个理想的环境，让他好好地发展里奇流的理论。他视圣迭戈为理想之地还有一个另外的原因；他是个狂热的冲浪者和帆船手，热爱亲近海洋，而在吉尔曼路的UCSD数学大楼，按直线距离算，离海滩不过一公里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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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高研院对我而言是安逸之所，但不足之处是不易招研究生，个人一直认为和年轻人交流不只是健康而且必要，它令你思想保持活跃，源源不绝的研究生也令研究源源不绝。在规模大如UCSD的学校，找学生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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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汉密尔顿、理察和我已形成几何分析的核心，德国几何学家格哈德·赫伊斯肯（Gerhard Huisken）不久也会来当访问教授。我开始有了这样的想法，就是请来更多的高手。圣迭戈自诩有着全世界最好的天气，我要把它建成数学家的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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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还在UCSD，四维流形的工作之后荣誉纷至沓来，那里也有好几位有成就的人。既然得到大学管理层的鼓励，我即着手在数学系大展拳脚，对可能出现的烦恼，要面对的阻力，以及潜在的争吵视而不见。此刻回顾，我应该明智地只管好自己的研究。不过，人有时要从诸般挫折中学习；而对我而言，无论是吉是凶，事情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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