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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一年后，华罗庚的弟子钟家庆来访问普林斯顿。我提议他跟莫毅明一起，研究某些复几何上的问题。在我的指导下，他们进展良好，并得到一些有趣的结果。可是，正如前面说过，萧喜欢和我竞争较量，当他知道我在指导莫和钟的合作，有时也加入时，就紧张起来了，他建议莫不要和我合作。从那一刻开始直到现在，我再没有和萧或他的弟子合作。这样的结局使我不快。萧荫堂是位卓越的数学家，我们曾一起做了些好的工作，如果能继续下去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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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我和萧荫堂又另有瓜葛。彼得·萨那克（PeterSarnark）是菲尔兹奖得主保罗·科恩（Paul Cohen）的学生，毕业之后一直留在斯坦福。科恩希望在短短几年之内将他提升为正教授，这是十分不寻常的，萧托我向普林斯顿的同事朗兰兹寻求专业意见。我不想应允，一方面我不认识萨那克，另一方面我不熟知萨那克专精的那类数论。可是萧找了我多次，我不得不向朗兰兹求助。萨那克毕业没几年，朗兰兹并没有觉得萨那克的工作有多了不起，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我把这些颇为草率的意见转告了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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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就传来在斯坦福的一次系务会议上，有人说我反对萨那克的升职。真相是我什么都没说过，只是在反复的要求下，转达了朗兰兹的某些初步看法而已。这样一来，得罪了一向和我关系不错的科恩，另一方面也搞砸了和萨那克的关系，他们都说升职一事由我一锤定音。虽然其后萨那克和我还是客客气气的，但从这件事中，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就是在学术上，人际关系十分微妙，有时还会被人在背后捅一刀。此后对不相干的事情，我总是“避之大吉”，但于这方面只算是部分成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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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3月21日，我赶上最后一班飞机前往圣迭戈，友云通知我孩子可能要比预期早出生。长子明诚在我抵达医院八个小时后出世。友云生产的过程非常不顺利，阵痛持续了二十四小时。她忍受了巨大的痛楚，坚决不吃任何药物以免胎儿受影响，最后婴儿平平安安地生了下来。当婴儿最后露出头来，哭叫并睁开眼睛四望时，我们都开心得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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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量逗留在圣迭戈，然后赶回高研院完成学期最后那几个星期。幸好友云的母亲来了，帮忙照顾这个胖娃娃，直到夏天我回到圣迭戈为止。我俩都是照料婴儿的新手，我对自己的耐性也感到吃惊。数学上我躁动急于求进，顷刻也不能停下来，现在却可以花上几个小时，抱着明诚什么也不做，非常满足（只要他不高声哭闹）。这种宁谧的感觉似乎有些神秘，或许只因我念的是数学而非生物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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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是要回到普林斯顿工作，这是忙碌而又多姿多彩的一年。数学家卡伦·乌伦贝克来访三天，我们夜以继日地研究有关埃尔米特—杨—米尔斯（Hermitian-Yang-Mills）方程的数学，它是量子场论的中心，粒子物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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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出其不意地通知我，他研究里奇流终于有了初步的突破。他证明了庞加莱猜想的一个特殊情况，即对所有具有正里奇曲率的三维紧流形，庞加莱猜想成立。他的攻略进展得如此顺利，令人喜出望外。这项工作美丽而激动人心，结果要比两年前理察和我得到的强得多。尤有进者，他似乎找到一条能打开从未开启之门的钥匙，我立刻意识到，汉密尔顿的路走下去会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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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他来高研院做了一系列的演讲，同时也花了大量时间，和他探讨里奇流的潜力。我跟他说，这些技巧可以借用来证明三维空间的庞加莱猜想，这是自20世纪以来就悬而未解的老大难题。同样的方法，也足以解决比尔·瑟斯顿的几何化猜想，把三维的拓扑空间分成八大类。瑟斯顿的猜想包含着三维的庞加莱猜想，是以证明前者，后者会随之成立。想到这里，我连忙让三个弟子：日本的板东重稔、中国的曹怀东和美国的周培能（Ben Chow）立即着手研究里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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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从康奈尔来访一个星期。他离开后，数学部的大秘书气炸了，因为汉密尔顿把公寓弄得一团糟，清洁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清理干净。另一方面，他的演讲十分有意思，汉密尔顿、我的学生还有我自己从这时开始合作。总的来说，这是一次超成功的访问，汉密尔顿虽然给清洁工添了不少麻烦，却给数学家提供了极丰富的远景，我和我的学生都兴奋地接受了挑战，探索这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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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我在柯朗所访问时，于尔根·莫泽对我很好，后来他去了苏黎世的联邦理工学院（ETH）。他邀请我于1981年秋到那里访问两周，并在国际数学联合会讲学，博士后于尔根·约斯特陪我同行。有他在一切都很方便，他来自德国，而我不懂德语。除了数学活动外，约斯特和我在山中健行，所传不虚，瑞士的风景确是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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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黎世的时候，有晚我受邀出席在一家高级餐厅的晚宴，同席者除莫泽外，还有出生于印度的数学家科马拉沃路·钱德拉锡克朗（Komaravolu Chandrasekharan），他有份创办苏黎世研究所的数学部。二人皆是国际数学联合会的高层，后者在1970年代曾任联盟的主席，而莫泽则是后任主席。钱德拉锡克朗催促我坐在餐厅某一座位，并说好几个坐上那座位的人，后来都拿了菲尔兹奖。我不好猜他话中玄机，他似乎知道了某些消息，而我仍蒙在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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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在这方面多费心神，我不久便遇到许多别的事情。1981年秋，物理学者加里·霍罗威茨成为我的博士后，虽然在高研院其职位是助手。他跟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杰勒西，有志于推广两年前理察和我证明的正质量猜想。他到了高研院不久，便与普林斯顿的佩里合作，但开始时我对他们的合作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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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这概念在经典力学中清楚明白，但在广义相对论中却不然。由于其中方程的非线性，质量变得异常复杂。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质量只能够在孤立的系统的极远处，本质上是无限远的情况下，才能有定义。而且，“质量”也有不同的定义，不同的场合采用不同的定义。在一些情况中，甚至没有公认的定义。故此，一旦你在爱因斯坦的理论里说质量，就无可避免地身陷泥沼，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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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察和我的证明中，质量是指所谓ADM质量，因其引进者理查德·阿诺维特（Richard Arnowitt）、斯坦利·德塞尔（Stanley Deser）和查尔斯·米斯纳（Charles Misner）而得名，这定义严格而广泛为人们所接受。（事实上，在比较不严格的状况下，这个定义爱因斯坦本人早就提出了，他也希望知道，在这个定义下质量为正值。）霍罗威茨和佩里则希望把证明推广至邦迪（Bondi）质量，这种质量的定义没那么清楚，很多物理学者认为它等于ADM质量减掉由引力波所带走的能量。引力波即重力的辐射，爱因斯坦于1916年预言重力辐射的存在；一百年后，人们利用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的观测结果，证实了他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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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质量猜想指出每个物理系统的能量必为正，即是说其ADM质量不会被引力辐射完全带走，所以邦迪质量亦应取正值，这就是理察和我致力去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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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过，我并不知道霍罗威茨和佩里正在合作，直到有次巴特尼克漫不经心地提到，他们的工作已接近尾声。我对霍罗威茨不跟我说的做法有些不快，但也以这消息作为动力，和理察赶快把工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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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理察在柯朗所，次日早上到了他那里。我们不休止地工作，直到晚上六点半才把所有计算完成。这时才突然想起当晚弗朗索瓦·特雷夫（François Trèves）在家中请吃饭，而我正是晚宴的主客。主人是有名的法国数学家，他正在罗格斯大学任教。要出席晚餐是不可能的了，晚餐已经开始了，而我距离新布朗斯维克还有一小时的车程。主人家早在两个月前就跟我讲，而且中间还提过数次，这次失约令我尴尬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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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后直到现在，我还在为这次爽约深深抱歉。但当时除了在电话上说了多次对不起外，还能做什么呢，我留下来和理察把工作完成。我们的论文《邦迪质量为正的证明》数月后在《物理评论》发表，紧接着的是霍罗威茨和佩里的文章《引力能量不能变负》。这两篇文章给宇宙的稳定性提出进一步的证据，同时亦保证了它不会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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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竟和自己的助手竞争，是不是有点儿奇怪呢？不是的。据个人经验，在数学或其他科学领域，当你正倾注心力从事某项工作，突然发现别人在同一个问题上已占先机，于是受驱使而奋力向前，这是司空见惯的事。只要不牵涉抄袭或其他不当的行为，竞争是有益的。事实上，有竞争，才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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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时，我认识了高志勇。他来自复旦大学，得到杨振宁的帮助来了石溪，正跟随劳森攻读博士学位。我们合作，解决了一个令几何学者困惑已久的重要问题，那是有关负里奇曲率的。简单来说，就是能否构造出具负里奇曲率的单连通（即没有洞）的流形。里奇曲率跟宇宙常数有关，后者包含在爱因斯坦方程之中，和宇宙自大爆炸后的加速膨胀有关。负里奇曲率对应于负宇宙常数，这是和膨胀的宇宙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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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志勇和我利用瑟斯顿早前的一些成果，构造了一个具有这些性质的流形，实际上它是个三维球面。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为此替他写了封极强烈的推荐信，使他最终在莱斯大学取得终身教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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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高志勇拿到终身教席后，文章就渐渐少了，数学会议上也愈少见身影，对数学的热诚已减退了，这令我很失望。类似的情况也在其他某些中国学生身上出现，他们热衷于找好工作，对数学却不大热心。或者这是中国教育系统始料不及的后果，过分重视把课程背得滚瓜烂熟，却把做学问的精义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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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4月，高研院的学期结束了，就在庆祝明诚一周岁后几个星期，我飞回圣迭戈，和友云、明诚团聚。这时，弟弟成栋正在高研院访问一年，他打电话来，说收到国际数学联合会寄给我的信，通知我是本届菲尔兹奖三位得奖者之一，得奖工作是卡拉比猜想、正质量猜想、实和复的蒙日—安培方程，我是首位出生于中国的获奖者。其他两位得奖者是IHES的阿兰·科纳（Alain Connes）和普林斯顿的比尔·瑟斯顿，前者的工作是算子代数和其他项目，而后者则“彻底改变了二维及三维拓扑学”。颁奖典礼原本定于1982年在波兰华沙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举行，但当时波兰政府正因镇压亲民主的团结工会下了戒严令，有鉴于此，国际数学联合会决定把大会推迟一年。幸运地，戒严令于1983年7月取消，是以一个月之后，国际数学家大会便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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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云向公司请了三个月假，好使1982年秋与明诚和我在一起。她喜欢费城多于普林斯顿，因此我们在卡拉比家不远处找到一间公寓。卡拉比人很好，他把婴儿床和其他育儿物品借给我们，有时甚至花时间替我们准备东西。从公寓到普林斯顿需要一小时的车程，我花了两百美元买了部车子。车子虽陈旧，但仍然可用，只是外貌寒碜了些，而且没有了顶皮。高研院的秘书们都觉得教授开这样子的破车很丢脸，不仅如此，还斗胆把车停在所里的停车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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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明诚是个一岁半大的胖娃，我有时带他到所里的餐厅。一直十分支持我的博雷尔教授，对我不分工作和照顾婴孩的乐趣颇有微词，我知道后，便不再这样做了。普林斯顿是个正经八百的地方，在西岸随意生活了多年，使我和东岸拘谨的社会规范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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