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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往阿贡之前，我没有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在从圣迭戈飞往芝加哥途中，我在飞机上开始思考，到达奥黑尔国际机场前，就找到了一个欧拉数为—6的卡拉比—丘流形。我巴不得立刻把消息传开去，但在这样做之前必须先找人送我到会场。有个人上前和我打招呼，我以为他就是大会安排的司机。可是上车后才知道他从来未闻阿贡实验室，当然亦不知它在那里。四十多公里的路程，绕道而行，车资竟花了五十美元，而且已经是狠狠地杀了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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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反响很好。我曾参加过很多科学上的集会，尤以这次的印象最为深刻。大会弥漫着一片激动的气氛，充满乐观的情绪。与会者对大会主题的专注亦使人难忘，他们不仅把自己的工作成果和大家分享，而且对于同一个主题，天大的主题，竭尽心力去破解它。媒体方面也派人来了，他们字字留心，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科学研究到了一个万众期待的关键时刻，这将是场影响深远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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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长久地保持这种激情是不可能的，可是弦理论的终极目标是如此恢宏，就算真的能完全实现，也要花上很多年的时间。理论刚开始时，大家都满怀希望，想要创造一套包罗万象的理论，可是迄今还未成功，亦可能永远不会完全成事。纵然如此，弦理论对物理和数学已有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贡献，就算弦理论终究成不了大自然的终极理论，至少它是迈向这方向的一步。到了现在，这套理论已有许多有趣的结果，使人们赞叹不已。所以，就算到了最后，弦理论达不成人们原来对它的指望，我们也不能视之为失败，毕竟弦理论引发出来的数学发展可以说是划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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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个人，则带着雀跃的心情从阿贡实验室回到圣迭戈，急不可待地投入弦理论的研究。我请了一个物理学博士后布赖恩·哈特菲尔德（Brian Hatfield），他的博士论文和弦理论有关。那年我有十五个研究生，我跟他们讲述如何构造卡拉比—丘流形，那是在往芝加哥的飞机上想到的。学生田刚指出这方法能用来构造更多欧拉数为—6的流形，稍后确实也造出来了。不过，后来发现这些所谓新的流形，虽然看来非常不同，其实它们都可以由我找到的那个流形通过形变产生，因此它们和原来的流形在拓扑上是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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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比—丘流形既然对弦理论和数学大有用处，我便继续研究这些流形的诸般性质，更编辑了一本名为《弦理论的数学》的书。然而，正如在前面说过，我很少在同一时间只专注一事，弦理论并没有占据我全部的心思，我仍然希望在几何分析上多做点工作。事实上，弦理论中用上的卡拉比—丘流形便出自几何分析，我的“同伙”理察和汉密尔顿都在UCSD，大家一起在这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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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察和我继续合作，例如研究正纯量曲率流形的分类，还有紧流形的山边问题（Yamabe Problem）。理察努力攻克后面的课题，终于在1984年成功了，这是他的一项主要成就。1982年我们在高研院讲课，现在到了圣迭戈便继续下去。在这课上讲述的是我们原创的工作，其中包含尚未发表的想法。有时我们工作过了午夜，为的就是准备次日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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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找人好好做笔记，把课上的内容保存下来，以便最终整理成两本书：《微分几何讲义》和《调和映射讲义》，打算几年后出版。由于总希望帮助中国的学者来美国访问，让他们既能体验一下研究的气氛，同时又能挣点钱，我便向杨乐打听有无适当的人选。中科院有位姓许的研究人员毛遂自荐。为了这份差事，我付了超过一年的酬劳给他，后来才知犯了大错。许对数学虽然不算外行，却追不上我们的进度，很多时候听不明白，可他又不愿意向理察或我求教。有时，他会私底下问我的学生，但他们对他并不友好，或许觉得他年纪太大，又或许他们不愿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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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整理出来的讲义全无价值，这对理察和我是一大打击。我们并没有把所有东西记下来，到了发现许的讲义不能用时，要重新再做一次为时已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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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许要向中科院呈交进展报告时，事情变得更糟了。为了掩饰未能把工作做妥，他把报告变成对我的攻击，说我图谋反对陈先生，又说我想营结他所谓的“丘党”，专门和我的老师作对。其做法是如此拙劣，中科院的人都看出他无中生有。杨乐知道后非常意外，他把许的报告信件给我看了，并且对派遣他来一事道歉，不久许就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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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命中注定，时不时就遇上这类疯狂的事。幸好，上天做出补偿，我在UCSD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一直以来，我都喜欢理察在我身边一起工作，我们的兴趣和思想方式都很合拍，合作非常成功，他是我最好的合作者。弗里德曼不久前才完成有关四维庞加莱猜想的著名论文，他有时也参与讨论，带来新鲜感和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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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的办公室就在我的旁边，我们常常聊天，这样的安排可真不错。我们谈到了一年多前我和李伟光的工作，那叫李—丘不等式。伟光和我研究了一条和几何流有关的方程，它描述热或其他变量在曲面上随着时间变化的传播。我告诉汉密尔顿，“李—丘估计”可以用来研究里奇流中可能形成的奇点，奇点就是在空间某处挤压成的尖刺或折叠，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用来把奇点光滑化。我说服他这方法对于求解三维的庞加莱猜想或许是关键的一步。不过，要用上李—丘不等式，先要把它推广到更复杂、更非线性的里奇流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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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花了差不多六年时间才把工作完成了，这是求解庞加莱猜想道路上关键的一步。我的好几位学生，包括曹怀东和周培能，都跟随汉密尔顿研究里奇流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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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位老同学是香港一个基金的受托人。得到他的赞助，1985年夏天我在UCSD主办了一个计划，旨在训练来自中国的学者做研究。前来的学生、博士后和学者差不多有四十人，汉密尔顿、理察、弗里德曼、我和其他人都讲了课。大部分参加计划的人都说获益良多，其中来自台湾清华大学的阮希石和我合作，写了一篇利用环面法（toric method）来构造卡拉比—丘流形的论文。这方法是芒福德引入的，但是用这种方法来构造卡拉比—丘流形，我们大概是最早的。希石后来当了我的博士后，我帮助他在台湾“中研院”的数学研究所找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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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与会的人都觉得此行收获甚丰。来访的目的虽是数学，但大家还是会挤出时间在沙滩上玩排球，这就是圣迭戈的好处，普林斯顿和哈佛都比不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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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我接待了不少访客，他们不只来自亚洲，还有来自欧洲、美国本土和其他地方的。圣母大学的王必敏来了，在香港时我们都念同一所中学，兼且同样出生于汕头。刚到圣迭戈的第一年，他就来请教做研究的题目。我把和乌伦贝克合作有关杨—米尔斯方程的手稿拿给他看，并说看完后可以谈谈如何利用其中的想法做下去。（这论文是我得意之作，它刊登于1986年的《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通讯》，八年之前，我解决卡拉比猜想的文章也刊登在这学报上。）当时他正在休年假，我说他可以待在圣迭戈，杨—米尔斯方程中还有一些有趣的问题，可以一起试做看看。可惜，王早已安排了在年假时到哈佛和萧荫堂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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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巧，曾跟我当过博士后的钟家庆正在哈佛访问萧荫堂。他打电话给我，说萧非常生气，事关他发觉田刚用了他的一个结果，这结果是他1985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次会议中提出的。会议之后约一年，萧在给我的信中说：“我看不出你的学生的演算有多独立”，他认为田的文章，“把我在公开讲座中发表过的方法，改头换面变成了自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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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弄清楚是否原创和先后次序，萧说要看看田刚的原稿。我对这点有保留，同时也不想逼田这样做。由于此事关系着一个勤奋年轻人的一生前途，即使我对于整件事情将信将疑，我还是采取宽容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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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弭双方的分歧，我对萧提议，可否让田就这个题目在哈佛大学的研讨班上公开讲一次，其他人可以从中判别，可惜萧并未因这提议而息怒。根据别人的说法，萧后来跟其他人说，丘利用学生来攻击他，当然这是全无根据的。萧就此事愤愤不平了好几年，比我想的还更严重。但是到了后来，我亦发现他对田的看法，不见得是全部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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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类小故事外，圣迭戈一切安好如常。1985年我获得麦克阿瑟奖，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可说是惊喜。《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说，我在微分几何的工作“如此复杂，就算他的同事也一头雾水”。一年前，同一报纸曾报道在下受聘于UCSD，今天的报道可以视为那篇报道的升级版。当时，同一位记者写道，丘研究的数学基本上是无用的。他曾问我在几何方面的工作对社会有何作用。我跟他说，长远而言，纯粹数学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但短期不容易看见。例如，它大概不能用来开关车库的门。对这个记者来说，很明显，这和“无用”就只有一步之遥了。无论如何，拿到麦克阿瑟奖是件喜事，十分荣幸能和其他出类拔萃的人物共享此殊荣，他们包括保护儿童基金会的主席玛丽安·赖特·埃德尔曼（Marian WrightEdelman）、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科学家和作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还有舞蹈家和编舞家梅尔塞·坎宁安（Merce Cunningham）及保罗·泰勒（Paul Taylor）。这个奖还有奖金，却之不恭，我决定把钱储起来，供孩子以后上大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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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迭戈的生活在其他方面也相当惬意，我有时间陪小孩，带他们到海洋世界和圣迭戈动物园，大家都很开心，有时感到活在“美国梦”中。这里气候宜人，阳光充沛，沙滩海浪近在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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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SD既有大批用功的研究生，加上围绕在核心的同事，发展的前景一片光明。据说数学系还可以多雇十五个资深或资浅的同事，我试图推动聘请自己认识并信任的人，包括西蒙和乌伦贝克，还有李米特里奥斯·赫里斯托祖卢（Demetrios Christodoulou），后者研究广义相对论，不久便声名大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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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CSD一切看来都很顺利，正当千帆并举之际，奈何碰上系内人事斗争这拦路虎，出现了阻滞。我的愿景不为其他人接受，虽说属意我强化整个数学系，但他们对聘请西蒙、乌伦贝克和赫里斯托祖卢没多大兴趣，也许是我的支持话语太率直。如此一来，我和同事之间产生了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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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弗里德曼打电话来，UCSD刚刚升他为查尔斯·李·鲍威尔讲座教授。当时已是1985年的下半年，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会议，和丹尼斯·沙利文在一起，沙利文是纽约城市大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迄今还是）。弗里德曼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明年拿到菲尔兹奖，他以为我们两人会知道，但事实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情急之下，弗里德曼说他比我更值得拿菲尔兹奖，因为在解决庞加莱猜想时，他用了五个原创的想法，而我解卡拉比猜想时只用了一个。差不多一年之后，1986年8月，弗里德曼果真拿了菲尔兹奖，可说是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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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被卷入了一个颇为无聊的倡议，就是在UCSD建立一个应用数学中心，这计划并不以大团圆为结局。数学研究中心（MRC）自1956年成立以来，基地一直设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它是由美国军方和大学合办的。中心所在的斯特林楼于1970年在学生“反越战反军方”的运动中被炸毁，一个物理学家死了，另外三人受伤了，这些都不是MRC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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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中期，军方决定把中心搬到别处去，UCSD希望中心建在他们那里。他们请我帮忙竞投。我个人虽然和这计划没有关系，但也愿意伸出援手。可是当要动笔草拟计划书时，事情便触了礁，系里的应用数学家没法把材料组合起来，写成一个具说服力的计划书。我非应用数学家，写作技巧也不算强，如果由在下动笔，先要征求专家的意见。普林斯顿的马丁·克鲁斯卡（Martin Kruskal）、柯朗研究所的保罗·加拉贝迪安（Paul Garabedian）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詹姆斯·格利姆（James Glimm）都是我请教的对象，也是我试图通过引入这个所来聘请的名教授，他们都表示有兴趣。这样一来，便惹怒了系内应用数学的同事，他们对我找外援甚为不快。他们也许认为这些都是纯数学家，而我只喜欢聘请纯数的人。说到最后，他们再不要我过问系里有关应用数学的事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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