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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SD既有大批用功的研究生，加上围绕在核心的同事，发展的前景一片光明。据说数学系还可以多雇十五个资深或资浅的同事，我试图推动聘请自己认识并信任的人，包括西蒙和乌伦贝克，还有李米特里奥斯·赫里斯托祖卢（Demetrios Christodoulou），后者研究广义相对论，不久便声名大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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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CSD一切看来都很顺利，正当千帆并举之际，奈何碰上系内人事斗争这拦路虎，出现了阻滞。我的愿景不为其他人接受，虽说属意我强化整个数学系，但他们对聘请西蒙、乌伦贝克和赫里斯托祖卢没多大兴趣，也许是我的支持话语太率直。如此一来，我和同事之间产生了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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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弗里德曼打电话来，UCSD刚刚升他为查尔斯·李·鲍威尔讲座教授。当时已是1985年的下半年，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会议，和丹尼斯·沙利文在一起，沙利文是纽约城市大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迄今还是）。弗里德曼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明年拿到菲尔兹奖，他以为我们两人会知道，但事实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情急之下，弗里德曼说他比我更值得拿菲尔兹奖，因为在解决庞加莱猜想时，他用了五个原创的想法，而我解卡拉比猜想时只用了一个。差不多一年之后，1986年8月，弗里德曼果真拿了菲尔兹奖，可说是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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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被卷入了一个颇为无聊的倡议，就是在UCSD建立一个应用数学中心，这计划并不以大团圆为结局。数学研究中心（MRC）自1956年成立以来，基地一直设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它是由美国军方和大学合办的。中心所在的斯特林楼于1970年在学生“反越战反军方”的运动中被炸毁，一个物理学家死了，另外三人受伤了，这些都不是MRC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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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中期，军方决定把中心搬到别处去，UCSD希望中心建在他们那里。他们请我帮忙竞投。我个人虽然和这计划没有关系，但也愿意伸出援手。可是当要动笔草拟计划书时，事情便触了礁，系里的应用数学家没法把材料组合起来，写成一个具说服力的计划书。我非应用数学家，写作技巧也不算强，如果由在下动笔，先要征求专家的意见。普林斯顿的马丁·克鲁斯卡（Martin Kruskal）、柯朗研究所的保罗·加拉贝迪安（Paul Garabedian）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詹姆斯·格利姆（James Glimm）都是我请教的对象，也是我试图通过引入这个所来聘请的名教授，他们都表示有兴趣。这样一来，便惹怒了系内应用数学的同事，他们对我找外援甚为不快。他们也许认为这些都是纯数学家，而我只喜欢聘请纯数的人。说到最后，他们再不要我过问系里有关应用数学的事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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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戴维·多诺霍（David Donoho）是位崭露头角的年轻统计学者，刚刚从哈佛毕业。同事理查德·奥尔森（RichardOlshen）是搞统计的，他很想聘多诺霍，跑来问我意见，我说这主意不错。奥尔森接着跟莫里·罗森布拉特（Murray Rosenblatt）说，我非常希望聘请多诺霍。罗森布拉特是系内有关统计和概率论最资深的专家，他听了后十分不高兴，要我停止干预系内种种有关统计学的人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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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学组中反对我的人不少，他们抗议校方倚重我去军方求建数学中心。为了缓和矛盾，原是基本粒子物理学家的副校长哈罗德·蒂乔（Harod Ticho）决定把整个计划移交给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约翰·迈尔斯（John Miles），这个研究所隶属于UCSD。不过，蒂乔仍然希望我能代表学校继续去游说。我拒绝了，指出我的兴趣只在于利用这个计划来加强数学系，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把中心建于海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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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我和UCSD的关系从此有了裂痕，很多应用数学的同事反对聘请西蒙和乌伦贝克，理由是先前已聘了理察和汉密尔顿，这已经足够了。我跟蒂乔说我在系里缺乏在家的感觉，可能会离开，有些人却说我在玩加薪的把戏，纵使我说的都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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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募人才的事务上出现各种分歧时，蒂乔找弗里德曼和我一起用午膳，希望能厘清系里的情况。蒂乔问弗里德曼系里可有什么困难，弗里德曼答道他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那即是说，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对劲，那也是丘的问题，跟数学系无关。我感到有些孤立无援。到了午餐快完结时，我觉得留在圣迭戈已是没有指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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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SD方面却传来不少谣言，一个是由当时的数学系主任散播的，他说学校将我薪水大幅增加到五十万美金一年。另一个谣言据说来自校长阿特金森，他多次在校务会议上解释为什么我会离开UCSD，原因是我要求解散数学系，然后将之重建为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当然这两件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却对我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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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离开了，从美国大陆的一端跑到另一端。离开这个美丽的、号称全球气候最宜人的地方，我不无遗憾；而且，在UCSD建立一个很强的数学系这一理想也功败垂成了。同事中有好些人并不乐意见此，或者说，不乐意在我手中见此。这也无话可说，有的人留恋过去的安逸，并不认同要把UCSD建成世界级的数学系，其他人也许有不同的愿景，或对发展数学系的方案抱着异议。我想起了那老掉牙的笑话，“换电灯泡需要几个人？”一个就够了，“但是要电灯泡想被更换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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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多待了几年，找到一个能满足他两个至爱即数学和冲浪的地方，自然乐不思蜀。1996年，他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那儿的长岛是个颇为不错的冲浪区，但无法和南加州比拟。理察1987年离开了UCSD，重新回到斯坦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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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呢，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也找到一个新的落脚点。1986年下半年，我在伯克利见到拉乌尔·博特，他不但是个杰出的数学家，为人也和善，我一直很欣赏他。他告诉我哈佛要再发聘书的消息，这已经是第三次要聘我了，也不肯定有没有第四次。我告诉他目前在UCSD的困境。他说哈佛虽然渴望我加入，但我应该从长计议，不要感情用事，贸然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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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初，我到了哈佛跟数学系系主任巴里·马祖尔会晤，他非常亲切。我们寒暄了一会，待我心情放松了些，他便带我引见文理学院的院长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后来他赢得了诺贝尔的经济学奖。斯彭斯很友善，尽量令我有宾至如归之感。他的妻子乃是梁启超的外孙女，我久仰梁任公大名，很佩服他。哈佛给出的薪水没有UCSD那么多，但能提供很好的房屋贷款，从而弥补了薪水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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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哈佛的职位十分吸引人。而令我下决心的是，麻省理工的林肯实验室愿意给友云一份有关应用物理的工作，她可以在那里从事她最爱做的研究。我接受了哈佛的聘书。自1987年开始，过去三十多年我都在哈佛度过。诚然，这么多年，不一定天天都快乐，但总的来说是美好的日子，或者谚语说得对，“第三次，便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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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第九章 适彼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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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年几何，方程创结构，分析至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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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物理，弦膜超对称，量子造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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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与物理》，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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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号称“全美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机构”，听起来有点造作。然而，它确实和其他学校不同。1987年7月我初临此地，瞬即感受到那凝结在空气中的历史感。环顾数学系近邻的古老大楼，建于1718年的马萨诸塞楼，还有建于1766年的哈佛楼，可以肯定自己已经加入了一个饱含传统、比美国建国还要早一个半世纪的大学。起初，我对哈佛的种种传闻所知不多，其后便尽力去了解哈佛先贤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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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建于1636年，土地出于一位当地官员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的遗赠。同时送出的，还有四百卷藏书的图书馆。到了今天，整所大学的藏书已达一千七百万本。在原来图书馆的书架上，数学书并不算多。而且在学校早期的课程里，数学也非必修，正如历史学者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所言：“算术和几何，只适合机械工，并不属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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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后差不多一百年，即到了1720—1730年之间，哈佛才开始教授代数。又过了约一个世纪，才开始有了数学的研究。1832年，一位二十三岁的导师本杰明·皮尔斯（Benjamen Pierce）发表了一项有关完全数的研究成果。所谓完全数，如6和28，是指那些因子之和等于自身的正整数，我们有6=1+2+3，28=1+2+4+7+14。可是，皮尔斯并未得到时人的赞赏。当时，教师的职责只在教学和撰写教材，而非证明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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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到了1890年初，才开始起了急剧的变化。两位在欧洲受教育的学者威廉·福格·奥斯古德（William Fogg Osgood）和马克西姆·博谢（Maxime Bocher）来到哈佛任教，最终升为正教授。他们把“现代”的概念引进学校，在数学系内培养出一种做研究的文化。百年后我到来时，这传统已根深蒂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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