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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SD既有大批用功的研究生,加上围绕在核心的同事,发展的前景一片光明。据说数学系还可以多雇十五个资深或资浅的同事,我试图推动聘请自己认识并信任的人,包括西蒙和乌伦贝克,还有李米特里奥斯·赫里斯托祖卢(Demetrios Christodoulou),后者研究广义相对论,不久便声名大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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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CSD一切看来都很顺利,正当千帆并举之际,奈何碰上系内人事斗争这拦路虎,出现了阻滞。我的愿景不为其他人接受,虽说属意我强化整个数学系,但他们对聘请西蒙、乌伦贝克和赫里斯托祖卢没多大兴趣,也许是我的支持话语太率直。如此一来,我和同事之间产生了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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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弗里德曼打电话来,UCSD刚刚升他为查尔斯·李·鲍威尔讲座教授。当时已是1985年的下半年,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会议,和丹尼斯·沙利文在一起,沙利文是纽约城市大学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讲座教授(迄今还是)。弗里德曼想知道自己会不会在明年拿到菲尔兹奖,他以为我们两人会知道,但事实上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情急之下,弗里德曼说他比我更值得拿菲尔兹奖,因为在解决庞加莱猜想时,他用了五个原创的想法,而我解卡拉比猜想时只用了一个。差不多一年之后,1986年8月,弗里德曼果真拿了菲尔兹奖,可说是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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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被卷入了一个颇为无聊的倡议,就是在UCSD建立一个应用数学中心,这计划并不以大团圆为结局。数学研究中心(MRC)自1956年成立以来,基地一直设在威斯康星大学的麦迪逊分校,它是由美国军方和大学合办的。中心所在的斯特林楼于1970年在学生“反越战反军方”的运动中被炸毁,一个物理学家死了,另外三人受伤了,这些都不是MRC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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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80年代中期,军方决定把中心搬到别处去,UCSD希望中心建在他们那里。他们请我帮忙竞投。我个人虽然和这计划没有关系,但也愿意伸出援手。可是当要动笔草拟计划书时,事情便触了礁,系里的应用数学家没法把材料组合起来,写成一个具说服力的计划书。我非应用数学家,写作技巧也不算强,如果由在下动笔,先要征求专家的意见。普林斯顿的马丁·克鲁斯卡(Martin Kruskal)、柯朗研究所的保罗·加拉贝迪安(Paul Garabedian)和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詹姆斯·格利姆(James Glimm)都是我请教的对象,也是我试图通过引入这个所来聘请的名教授,他们都表示有兴趣。这样一来,便惹怒了系内应用数学的同事,他们对我找外援甚为不快。他们也许认为这些都是纯数学家,而我只喜欢聘请纯数的人。说到最后,他们再不要我过问系里有关应用数学的事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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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戴维·多诺霍(David Donoho)是位崭露头角的年轻统计学者,刚刚从哈佛毕业。同事理查德·奥尔森(RichardOlshen)是搞统计的,他很想聘多诺霍,跑来问我意见,我说这主意不错。奥尔森接着跟莫里·罗森布拉特(Murray Rosenblatt)说,我非常希望聘请多诺霍。罗森布拉特是系内有关统计和概率论最资深的专家,他听了后十分不高兴,要我停止干预系内种种有关统计学的人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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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数学组中反对我的人不少,他们抗议校方倚重我去军方求建数学中心。为了缓和矛盾,原是基本粒子物理学家的副校长哈罗德·蒂乔(Harod Ticho)决定把整个计划移交给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约翰·迈尔斯(John Miles),这个研究所隶属于UCSD。不过,蒂乔仍然希望我能代表学校继续去游说。我拒绝了,指出我的兴趣只在于利用这个计划来加强数学系,不会花费时间和精力把中心建于海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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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我和UCSD的关系从此有了裂痕,很多应用数学的同事反对聘请西蒙和乌伦贝克,理由是先前已聘了理察和汉密尔顿,这已经足够了。我跟蒂乔说我在系里缺乏在家的感觉,可能会离开,有些人却说我在玩加薪的把戏,纵使我说的都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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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募人才的事务上出现各种分歧时,蒂乔找弗里德曼和我一起用午膳,希望能厘清系里的情况。蒂乔问弗里德曼系里可有什么困难,弗里德曼答道他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劲。那即是说,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对劲,那也是丘的问题,跟数学系无关。我感到有些孤立无援。到了午餐快完结时,我觉得留在圣迭戈已是没有指望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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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SD方面却传来不少谣言,一个是由当时的数学系主任散播的,他说学校将我薪水大幅增加到五十万美金一年。另一个谣言据说来自校长阿特金森,他多次在校务会议上解释为什么我会离开UCSD,原因是我要求解散数学系,然后将之重建为世界一流的研究中心。当然这两件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却对我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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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离开了,从美国大陆的一端跑到另一端。离开这个美丽的、号称全球气候最宜人的地方,我不无遗憾;而且,在UCSD建立一个很强的数学系这一理想也功败垂成了。同事中有好些人并不乐意见此,或者说,不乐意在我手中见此。这也无话可说,有的人留恋过去的安逸,并不认同要把UCSD建成世界级的数学系,其他人也许有不同的愿景,或对发展数学系的方案抱着异议。我想起了那老掉牙的笑话,“换电灯泡需要几个人?”一个就够了,“但是要电灯泡想被更换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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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多待了几年,找到一个能满足他两个至爱即数学和冲浪的地方,自然乐不思蜀。1996年,他到了哥伦比亚大学,那儿的长岛是个颇为不错的冲浪区,但无法和南加州比拟。理察1987年离开了UCSD,重新回到斯坦福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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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呢,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也找到一个新的落脚点。1986年下半年,我在伯克利见到拉乌尔·博特,他不但是个杰出的数学家,为人也和善,我一直很欣赏他。他告诉我哈佛要再发聘书的消息,这已经是第三次要聘我了,也不肯定有没有第四次。我告诉他目前在UCSD的困境。他说哈佛虽然渴望我加入,但我应该从长计议,不要感情用事,贸然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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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初,我到了哈佛跟数学系系主任巴里·马祖尔会晤,他非常亲切。我们寒暄了一会,待我心情放松了些,他便带我引见文理学院的院长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后来他赢得了诺贝尔的经济学奖。斯彭斯很友善,尽量令我有宾至如归之感。他的妻子乃是梁启超的外孙女,我久仰梁任公大名,很佩服他。哈佛给出的薪水没有UCSD那么多,但能提供很好的房屋贷款,从而弥补了薪水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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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哈佛的职位十分吸引人。而令我下决心的是,麻省理工的林肯实验室愿意给友云一份有关应用物理的工作,她可以在那里从事她最爱做的研究。我接受了哈佛的聘书。自1987年开始,过去三十多年我都在哈佛度过。诚然,这么多年,不一定天天都快乐,但总的来说是美好的日子,或者谚语说得对,“第三次,便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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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第九章 适彼乐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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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年几何,方程创结构,分析至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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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物理,弦膜超对称,量子造精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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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与物理》,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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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号称“全美历史最悠久的高等教育机构”,听起来有点造作。然而,它确实和其他学校不同。1987年7月我初临此地,瞬即感受到那凝结在空气中的历史感。环顾数学系近邻的古老大楼,建于1718年的马萨诸塞楼,还有建于1766年的哈佛楼,可以肯定自己已经加入了一个饱含传统、比美国建国还要早一个半世纪的大学。起初,我对哈佛的种种传闻所知不多,其后便尽力去了解哈佛先贤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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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建于1636年,土地出于一位当地官员约翰·哈佛(John Harvard)的遗赠。同时送出的,还有四百卷藏书的图书馆。到了今天,整所大学的藏书已达一千七百万本。在原来图书馆的书架上,数学书并不算多。而且在学校早期的课程里,数学也非必修,正如历史学者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所言:“算术和几何,只适合机械工,并不属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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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后差不多一百年,即到了1720—1730年之间,哈佛才开始教授代数。又过了约一个世纪,才开始有了数学的研究。1832年,一位二十三岁的导师本杰明·皮尔斯(Benjamen Pierce)发表了一项有关完全数的研究成果。所谓完全数,如6和28,是指那些因子之和等于自身的正整数,我们有6=1+2+3,28=1+2+4+7+14。可是,皮尔斯并未得到时人的赞赏。当时,教师的职责只在教学和撰写教材,而非证明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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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到了1890年初,才开始起了急剧的变化。两位在欧洲受教育的学者威廉·福格·奥斯古德(William Fogg Osgood)和马克西姆·博谢(Maxime Bocher)来到哈佛任教,最终升为正教授。他们把“现代”的概念引进学校,在数学系内培养出一种做研究的文化。百年后我到来时,这传统已根深蒂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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