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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仪式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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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数学家，我们追求的不是敌国的财富，也不是千年的霸业，这些东西终究不免化为尘土。我们追求的乃是理论和方程，它们带领着我们在寻求永恒真理的道路上迈进。这些想法比金子来得珍贵，比诗歌来得炫目，两者在简朴的真理面前黯然失色。数学是诸多应用科学的基础，它能使国家富强。善用数学，能为现代社会维持其现状、规划其未来，达至国家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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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恭庆，一位来自北京大学深具影响力的数学家，也在仪式上讲了话。他带出来的讯息，就是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心搬到北大去。而从始至终，我们都希望新的中心建于中国科学院，那里才是中国数学的实力所在；而且，至少就我的品位而言，学术气氛也较浓厚。虽然其间诸多波折，幸好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晨兴中心终于依原定计划动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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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仪式时，大楼不只仍未落成，就连设计也未有定案。陈氏昆仲和我对如何建它花了不少心思，我精简地提出“大楼要适合研究学者交流”的原则。启宗把这点记在心上，他找了个一直合作愉快的出色建筑师，大楼最终也赢得了北京（在同类中）的最佳楼房奖。不过，在此之前，也有过严重的争执，其中竟和洗手间有关。建造商为了省钱，打算建蹲厕而非坐厕。到了最后，大部分洗手间都用了坐厕，但一楼的洗手间还是用了蹲厕，启宗、乐宗的母亲在大楼开幕典礼时不肯用这洗手间。在号称世界级的研究所，竟还有如此规划疏忽，自己也感到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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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大楼竣工了，中心开始运作，我任主任直到今天。大楼动工伊始，我即筹备在晨兴中心召开一次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早在十年前，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位诺奖得主已经在物理界办过类似的盛会。心想数学家也可见贤思齐，我写了封信给中国数学学会会长张恭庆，争取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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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恭庆说学会支持这个大会，但坚持对会议要有完全的控制权，不只这届如此，大会如以后办下去也须如此（后来确成常态）。他又说，所有演讲者必须由他们邀请，而本人并不在顾问之列，是以亦无机会“坚持”什么。我十分在意的，乃是挑选演讲者必须以学术成就为先，以学术水平为准则，如果说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仅在于团结各方力量，使大家都高兴满足，这不是我在中国发展数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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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说法令他们有些不快，中国数学学会发出了声明，说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如非由学会主办不得召开。他们还在国际上寻求支持。有位曾活跃于国际数学联合会（IMU）的美国数学家问我为何要搞这样的会，他甚至提议不如由IMU或中国数学学会来办吧。我回答说，我在哈佛和别处也办过很多会议，有的你还参加了，但从来没见过美国数学学会牵涉其中，在中国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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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于1998年12月12日至16日在北京举行。以后成例，每三年举办一次。大会开幕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那里距离晨兴中心约一小时车程。12月12日大会开幕，十多辆旅游车载着超过四百名与会者，浩浩荡荡地从晨兴中心驶向大会堂，参加颁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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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惯例，晨兴奖是在大会首日颁发的，两个金奖各带奖金25000美元，四个银奖各带奖金10000美元，颁给不超过四十五岁的华人数学家。菲尔兹奖的年龄界限是四十岁，但我觉得数学家四十多岁时还能做出重要的工作，例如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在1995年完成费马大定理的证明时，他正四十二岁。第一届晨兴奖是台湾中正大学的林长寿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张寿武二人拿了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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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委员中除我以外皆非华人，目的是要把内部的人事因素排除在评审之外，这样做的效果很好，对得奖者没有异议，只是听说北大对田刚没拿到奖颇为失望。但我早已订下原则，为了显示公正，我的弟子不会在第一届晨兴奖中拿到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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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第二届ICCM，由于评委发现田刚并没有完成我的猜想的证明，他也没能拿到奖项，拿到金奖的是李骏（我的学生）和姚鸿泽（现在哈佛的同事），评审委员会一致认为两人的工作极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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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届中，陈先生获颁终身成就奖。他因健康关系没有出席，他女儿代表他领了奖。开始时，他并不支持大会，后来却改变了主意，说要出席下次的大会，甚至捐了一笔可观的数目作为支持。他对事情改变初衷并非首次，但他通常不会解释为何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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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得失之后，我还是觉得主办ICCM非常成功，相信与会者和我皆有同感。在1998年首次大会的开幕词中，我形容这次大会是“具历史性的，这是有史以来全世界的华人数学家走到一起参加盛会，发表研究成果”。好几位非华人的贵宾也来了，包括前美国数学学会会长罗纳德·格雷厄姆（Ronald Graham）、欧洲数学学会会长和IHES的所长让—皮埃尔·布吉尼翁，还有马克斯·普朗克数学研究所的所长于尔根·约斯特，以及伦敦数学学会会长马丁·泰勒（Martin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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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兴中心确实为中国数学的发展出了不少力，说它是全中国最好的数学研究所之一，相信同意者不少。其后我在中国还办了好几个数学中心：北京的清华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和海南的三亚，之前已办的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再加上在台湾新办的中心：先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后在台湾大学。然而，在筹备晨兴中心和举办ICCM的诸多摩擦中，我都遇到很大的困扰。事实上，在各地创建每个中心时，都曾经过激烈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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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在2010年，阿提耶打电话来，说杨先生找他当清华数学中心的主任，征询我的意见。我是中心的首任主任，但并不知晓此事。以阿提耶在数学界的地位，他来当主任，投身帮助中国数学的发展，我当然喜见乐闻。可是阿提耶跟杨说，他只能一年内来中国一个星期左右，杨先生说这无所谓，但我认为这并不可行，以我的经验来看，用“遥控”的方法办研究中心行之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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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跟阿提耶谈过后，此事就不再提了。只知道我在清华数学科学中心的职务从2009年创所后一直没变，对行政人员一直以来无时无刻的支持衷心感谢。2015年，教育部确立中心为国家级的研究中心，并且正式将之易名为“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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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就算大会早已成为最多华人数学家参加的盛会，有关ICCM的争议持续多年仍未结束。主要是北大有一批人不喜欢风头给别人盖过，他们持续抵制大会，要求将它取消。后来我把教育部陈至立部长表扬大会的信拿给他们看，他们才不敢再说三道四了。领导的说话，通常都经过所有高层商讨后才发出，这种做法发挥了作用，以在下的“有色眼镜”来看，陈部长推许ICCM的话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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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ICCM就稳若泰山了。他们于是又另辟战场，这次找到我提议在中国举办国际数学家大会的计划书。这个建议没有遇到困难，国际数学联合会已经决定2002年在北京举行大会。我原先的想法是借大会激励中国数学界，可惜却由此引起争权和扩大影响力，后果适得其反。远在大会开幕之前，我即被排斥，只能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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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U决定由中国数学学会推荐八位中国数学家在大会上做报告。一如既往，我坚持挑选演讲者，必须以其新近工作为原则，但我的对头却要排除我对大会的影响。这时，大家都为成为演讲者而竞争，有的也想进入甄选委员会中。大家因应各种关系而非学术成就而定下人选，我没有被邀请发表任何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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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中国学者为了争取成为演讲者，四处拉拢具有影响力的人，投资不少，有如一场彩金很大的赌博。能在ICM讲话意味着实时的认同，还附上金钱和地位。所在单位会把你视为你领域中的主要人物，擢升自然而来，或许还带着某些奖项。一夜之间，你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可以倚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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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学学会把这八个名额确定后，才勉强地写信邀请我参加大会，信里还说这是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认为如早些时候找我，我便会在人选上跟他们争吵。到了此刻，我对他们的办事手法已倒尽胃口，已经不想和这大会有任何瓜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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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他们如何想把我踢开，那些主办人觉得我完全不出现，面子上总过不去。中国政府也想我出席，有些官员请陈省身先生来劝我出席。我于是到南开跟他会面，共进午餐，并待了几个小时。会面期间，陈先生绝口不提我去不去大会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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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举行前一年多，ICM 2002的地方组织委员会主席、中国数学学会会长马志明写信给我，说他会到美国，希望和我商讨大会事宜，之后就没有音讯了。直到最后一刻，他说明天会到波士顿和我见面，直觉告诉我他是希望我说没空的，我却请他共进晚餐，其间他对大会之事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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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IMU预期我会参与。到了2002年，地方组织委员会感受到来自IMU的压力，听说IMU主席雅各比·帕利（Jacobi Palis）希望我能在会上做主题演讲，然而所有演讲的空当早已填满了。在压力下，委员会邀请我在晚宴后做特别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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