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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汉密尔顿同年作证道：“丘不只没有窃取佩雷尔曼的功劳，他还颂扬他的工作，并且和我一样支持他拿菲尔兹奖。”顺便一提，佩雷尔曼并没有出席2006年8月在马德里的颁奖仪式。根据官方的赞词，他的获奖是因“他在几何学和里奇流中的分析和几何结构的革命性洞见”，这里见不到庞加莱猜想一词。事实上，他2002年和2003年的文章中都没有明显地提到这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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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纽约客》文章中的其他论述也甚感不快，很多根本并非事实。他们攻击我在卡拉比猜想和卡拉比—丘流形中多拿了功劳，纵使卡拉比曾亲口说过，是丘给他太多功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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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的命运》宣称陈省身先生想在北京主办国际数学家大会，我却在最后关头要把它弄到香港去。这样的说法错误不止一处。从一开始，我就是第一个提议在中国召开国际数学家大会的人。剑桥大学的约翰·科茨从1986—1994年是国际数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他可以肯定我于1988年左右正式向执委会写信，提出在北京召开大会的。科茨说：“我记得很清楚，回信是我草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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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开始时，陈省身先生就对很多人表示，他对在北京召开数学大会一事不感兴趣，经过我和郑绍远的游说，才勉强同意。郑绍远当时是香港数学学会的副会长，他能证明我从来没有试图把大会移师香港。所有有关的传闻都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正如科茨所说，“文章说的都是没有根据的小道消息，消息的来源也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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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又说，“很多数学家”都担心我搞的阴谋诡计会使整个数学界蒙污，又引用格里菲思的讲话：“权术、权力和操控在我们的圈子内并无立足之地，这些东西损害了整个数学界的良知。”这种离奇的讲法，正出自一个热衷于玩弄手段的数学家。维尔弗里德·施密德是格里菲思的弟子，虽然他一直很感谢其师，但也在一封为我辩护的信中，指出了这个讲法的可笑之处。他写道，“娜萨应当知道格里菲思在数学界的影响力”，他曾当过国际数学联合会的秘书、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和杜克大学的教务长。他继续说：“和格里菲思不同，丘从来没有谋取具有影响力的行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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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客》还把我描画成一个恶霸，并引中文报纸中的一篇文章为证，说我曾抨击弟子田刚在“某中国大学几个月内收取了巨额酬劳”。杂志称田刚是我“最出色的学生”，本人对此不敢认同。它又把田刚描写为谨遵古训“尊师重道”的人。但是，我们这一行的人大都知道，我们之间尊师爱徒两者皆不闻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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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田刚失和，主因是当时有大学推行一项我强烈反对的政策，而他却为这政策打开决口，先拔头筹，结果弄得一发不可收拾。根据《科学》杂志2006年的一篇文章所说，某几所中国的大学“设置了百万元教授的职衔，年薪达12.5万美元，在中国这是天文数字”。文章形容我这位弟子站在“席卷中国学术界的风暴的中心，田是这个可争议现象的主要个案，出生于中国而在海外全职工作的研究人员，在其祖国短期工作而获取巨大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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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万美元，约合近百万元人民币，这是当时中国国内顶级大学教授薪酬的十倍。其实，早在《科学》的文章前，我已知悉田刚在普林斯顿收取薪金的同时，在国内拿着优厚的津贴。其他海外的中国数学家步其后尘，纷纷在国外担任全职的同时，在国内大学收取高额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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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首批公开抨击这种做法的人，反对的理由有好几个。首先，在中国当教授，薪金非常低微，当时研究生的每月津贴也只是大约五十美元而已，教授和研究生的资助都亟须改善。我大声疾呼，特别因为田刚是我门人，必须讲清楚我不会接受这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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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同时，中国也开始了“千人计划”，花大量金钱，吸引西方的知名学者到中国的大学访问，以提高大学的地位。可是有些访问学者把钱放进了口袋，却没有付出时间和精力。事实上，制度经常被滥用了。曾有学者既在美国全职工作，同时又在中国三处任职，本土教授的薪酬却如此低。反观本人从未在主持的数学中心中拿过一分钱，《纽约客》上的这篇号称揭露“庞加莱真相”的文章把我描写成一个坏人，真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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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杂志还指我的事业每况愈下，说“丘上一次比较重要的工作，已是十年以前的了”。这论断把我近年来在弦理论中包括镜像猜想、SYZ猜想和斯特鲁明格方程式等可说是重要的工作，还有在广义相对论和其他领域的努力，都通通抹杀了。可喜的是，这些工作得到同行的首肯。2010年我因在几何分析中，把“偏微分方程、几何和数学物理以崭新的方法共冶一炉”获颁沃尔夫奖（Wolf Prize），也许可以说明，我在行内的地位，并未因四年前《纽约客》的描述而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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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使如此，这篇十八页长的文章，基本上丑化本人，神化佩雷尔曼，这种做法令人费解。读对自己作品的劣评固然令人难受，但是看到有意丑化自己事业和生平的文章更觉惊讶，尤其是那些评语如此明显地不公，兼且错误连篇。摆在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做出最佳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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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告杂志诽谤，我跟波士顿的一位顶级律师谈过。他觉得这是有胜算的，但会拖很久，起码要拖一年以上；就算最后赢了，也不能肯定能得到什么。虽然名誉受损令我不快，但最后决定恢复名誉的方法不在法庭，而在课堂、书房之中。我应当把此事抛诸脑后，法律上的缠斗只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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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又想到了父亲提过的《礼记》上的故事，它发生在公元前五百年，是我有记忆以来最早听过的故事。有个名叫黔敖的富人在路上派发食物赈济饥民，他对其中一人呼喝道：“嗟！来食。”那人宁可挨饿也不要他的施舍。黔敖后来找到他，跟他赔罪，但那人依然拒绝救济，不久便饿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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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的教训，据我的了解，是人必须活得有尊严，同时也不可侮慢别人。这一课我学得很好，五十多年后还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对这故事不大理解，现在回想起来才惊觉它对我的影响，在人生不同的时刻，我都会想起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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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包括娜萨文章里面的负评。但和《礼记》中这个饥民不一样，他受到冒犯却不反抗，而我则不会受损而退缩，我不会受到“全美最优秀的杂志”抹黑后默然不语。保护自己是人的天性，我不会让别人动我分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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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是令人生厌的一幕，但人生曲折多艰，更苦的日子我也尝过了。父亲的去世是迄今我尝过最痛苦的经历，和它相比，这次不过是小小的刺痛罢了。受到攻击后立时的反应是自卫，但最终，我意识到最佳的对策乃是忘记它，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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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最大的荣耀，乃是屡败屡战，尤其是受到阴险的招数攻击之后。稍堪告慰的是2006年10月在《纽约时报》刊登的，以我为主角、题为《数学皇帝》的文章，里面洋溢着颂扬之词。它比《纽约客》的文章迟了两个月，这并非偶然。娜萨曾跟我说，她听说《纽约时报》在访问我，因此她要赶快写，好抢在时报前面，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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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的文章写得非常客气，我想它给出了对无论是本人还是本人工作比较全面的写照。部分的原因或在于文章的作者丹尼斯·奥弗比（Dennis Overbye）花了不少时间访问我，断断续续地做了半年。如前面贬我的文章一样，这篇文章的内容我从未过问，并未参以己见，或提出任何删改。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自己能掌握的，只有不断向前，才能完成事业上定下的目标。因此，那些有关本人的文章，不管是褒是贬，也不用想太多。希望能集中精力对付数学，进行研究，这才是我之所乐，我之所爱。精神受到压力的日子，我每以工作为寄托，数学从来没有让我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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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我把注意力放在广义相对论上。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几十年，它是由早期有关正质量猜想（和孙理察及其他人合作）引出来的。这问题源于直到今天，人们还搞不懂如何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中定义“局部质量”。在封闭的系统中，我们只能定义在差不多无限远处，无限远的质量，我和理察早已证明了这质量必须为正，不然整个系统会不稳定。但我们亦希望能描述系统在附近周围，这便涉及所谓“拟局部质量”的概念。例如，当两个黑洞相互作用时，从远处去看，如何定义其中一个黑洞的质量，而非两者合起来的总质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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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问题当然不仅仅限于黑洞，在空间给出一个闭合的二维曲面，除了要求其质量必须为正时，我们还能进一步对它说什么。2003年，我的学生刘秋菊（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我在一篇论文中给出了一个拟局部质量的定义，并进一步证明，它在所有情况下都取正值（除了在某一显然的情况下，质量可以为零）。我在剑桥以此为题，向霍金和彭罗斯以及加里·吉本斯等物理学家说明了我们的定义。霍、彭二人各有自己对拟局部质量的定义，虽然他们没有说我们找到了正确的定义，但他们也没有反对。这些学者不是内敛的人，如果我的推演中有任何弱点，他们肯定不会让我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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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以为，我们的结果是重要的。我们找到了量度空间中任一区域的质量和能量的方法，这是以前做不到的，但有些地方仍需改进。我和弟子王慕道（也是哥大的教授）从2006年至今在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不少成果，我相信这是迄今关于拟局部质量最好的定义，它对更广泛更自然的一大类空间都有效。我们的工作也增进了对角动量和质心的理解，这两个概念在广义相对论中，都尚未有明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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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波及整个银行体系。正值此风雨飘摇之际，我出任哈佛数学系的系主任。当时哈佛的储备，在股票市场已经亏了110亿，并还有可能再亏几十亿。大家都忧虑，大学要完蛋了，每个系的预算都要大幅削减，第一步是每个部门先削减二成。我跟理学院院长解释，说其实数学系没有什么闲钱，如再削减下去必将危及本科教学，而本科教学一直是哈佛最重视的教育使命。唯一可削减的只是同事加起来三万元的电话费。我特意这样说，是想表现出并非一成不变的态度。院长不久也发现这里省不了多少钱，最后就把预算保持在原来已经颇为节俭的水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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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件要办的事便是聘请年轻的同事。过去每年我们都会聘三至四位助理教授，但现在大家都在问今年还能不能聘人。我从西蒙斯基金、哈佛数学之友（由法国数学家伯纳德·圣—多纳特牵头，他是芒福德的学生）和其他人士那里募到充足的经费，后者包括慈善家威廉·兰道夫·赫斯特三世（William Randolph HearstⅢ），他1972年毕业于哈佛数学系本科。有了这些资源，那年我们请了五位新人，比惯例还多了一位。2009年，我们聘了三位知名的教授：很有前途的数论专家马克·基辛（Mark Kisin），在代数几何、范畴理论等领域才能出众的雅各布·卢里（Jacob Lurie），还有在朗兰兹纲领、数论、代数几何、表示论等领域的明日之星索菲·莫雷尔（Sophie Morel）。本人尤其以邀得莫雷尔加盟为荣，她是哈佛数学系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可惜三年后她到普林斯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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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恢复了数学系的士气，安抚了因财政紧张而惶惶的人心。我又筹了些钱，让系内同事、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后每两星期能在系办四楼的休憩区共进午餐。这样一来，全系的人都能交流，互相认识，活动空前成功。但另一做法在振奋精神、提高效率之余，引起了更多的关注。我是不喝咖啡的，但有人在系主任的办公室添置了一部质优价昂的咖啡机。办公室的助理们都被排在门外等斟咖啡的人弄得不胜其烦，最后只好把咖啡机搬到休憩区去，那么人人都能用了。这大概是哈佛数学系差不多三百年来，系主任最受拥戴的德政之一。（1630年代学生曾因啤酒短缺而暴动，因咖啡短缺而暴动者则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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