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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杨振宁先生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他说：“你得罪了你的老师。”我的意见逆了陈先生的意愿。我回答说我一直闭口不言，直至别人问我才开口，而且也是清心直说，并无虚言啊。“你只需要说证明是对的便好了！”听他说完后，我只有无言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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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术界一些人如何行事，从这事件中可略窥一二。我相信数学的真假并不是人的意志或欲望所能改变的，人类改动不了大自然的规律。但是有些人往往只是讲究人情世故，权宜行事，科学真理竟成为次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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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杨先生时年九十四，退出美国籍成为中国公民，轰动全国。他亦由外籍院士变为院士，新的头衔使他在中国的影响力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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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影响力当然有实质的支持，即他在物理学上的重大成就。他和罗伯特·米尔斯用了陈省身先生在非交换规范场上的重要工作，推广了赫尔曼·外尔在1920年代的基本工作。（泡利在杨—米尔斯论文发表前一年也得到了同一结论，但是其中重要的物理疑难要过了十多年后才由其他物理学家解决。泡利选择不发表论文，而杨及米尔斯则决定发表，物理界只用“杨—米尔斯”来命名。）现在这个理论在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中占中心地位。标准模型成功地统摄了至今人类了解的宇宙，描述自然界存在的所有粒子，以及它们相互的作用。不无讽刺地，杨先生却对这包罗万象的框架中某些重要的环节有所保留，似乎并不完全相信它。虽然如此，他和米尔斯的这项成就，还有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都是物理学的丰功伟绩，粒子物理学也从中获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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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某些不明的原因，2003年杨先生写信给清华物理系系主任朱邦芬，提议“以后就不用再聘粒子物理或核物理的新人了，已在这些领域中的同事，可以鼓励转行”。在这封信中，杨先生援引的理由是这领域在“消亡”之中。很多专家指出，杨先生和米尔斯的著名工作已逾半世纪，杨先生对这个领域已经很陌生了。2012年，即那封信的九年后，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标志着粒子物理的重大发现。同年中国的实验室发现了中微子的一种新的振动方式，对于说明为何宇宙中物质多于反物质很有帮助。这些和其他的成果综合起来，可见粒子物理消亡论，正如幽默大师马克·吐温所云，是“极度夸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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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杨先生又发表了《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一文。中国、美国、欧洲和世界各地的学者都热烈地号召在中国兴建全球最大、力量最强的粒子对撞机，它会是在瑞士日内瓦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后继者。我推动其事，全因这计划无论对中国和对物理都有利，亦有助于提升国际关系，甚至对数学也有好处。基本物理上的突破往往给数学家带来许多新的想法，反过来数学也促进物理的发展，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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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努力从最细小，也是最基本的水平上去了解宇宙。但杨先生反对，认为这是“金钱上的无底深潭”，要求取消王贻芳原本定在2016年11月举行的演讲会。王是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也是这次对撞机项目的领军人物。一个月后，王在北大公开做了一次关于对撞机当前的研究和发展的报告，听众真还不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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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怀疑杨先生是一番好意，真心促进物理的发展。但老一辈学者应不应该对年轻学者的研究加上这么沉重的压力，值得我们深思。这现象来自千百年来的传统，中国人“敬老”的概念可追溯至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并由《孝经》一书确定下来。扬名声、显父母、敬老、慎终追远等皆被视为义务和美德。这些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我也赞同，而且为人处世，也一直依从父母的教诲，相信他们泉下有知，也会颔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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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对于学术研究，情况则不然。在美国的学术界，绝大部分年纪老迈的学者都不再企图去影响年轻人的学术方向，但在国内，“愈老愈强”似乎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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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是一流的科学家，在他的本行具领导地位。除了在物理学上做出贡献外，1957年他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提升了中国人的自信，说明就算远远落后于美国、欧洲、日本，中国人仍然能够做出世界级的成就，功勋不可磨灭。近年来，年轻学者也进步巨大，让他们有机会赶上来，留下自己的印记，也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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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陈先生极为尊敬，他是公认的数学大师，对几何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他提升了芝加哥和伯克利数学系的地位，又创立了MSRI，扶持了不少年轻学者包括在下的事业，我铭感于心。到了1970年代的后期，即他助我到伯克利的十年之后，我终究走上了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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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花大量时间，在中国办了六个数学中心，积极投身于那里的数学和科学活动，正是因为我相信青年人。无可避免地、自然而然地，在数学和科学的园地中，都会出现年轻的领导者。他们将新思维带进各个领域，渐渐地加强影响，整个学术界都会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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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尝试在这方面宣传一下，在我办的数学中心，做法和其他中心不同，我采取一种任人唯贤的方法。如果资源得到保证，便可以持续地干下去，所以要努力不懈地向私人筹募经费。这些中心以年轻的数学人才为主，年轻得还不会打当院士的主意。我要他们以出色的研究成果为回报，和名利或其他动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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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如在清华大学的中心，大批有才能的研究人员正在从事高质量的研究。只要有足够数量的人怀着共同的抱负工作，我们或许能够在中国建立一个根据地，使其他数学和科学研究所有例可援。但这需要不懈的奋斗，每当清华数学中心的青年学者有所建树而尝试宣传一下时，某些大学数学研究所的一些领导，就会想办法出来打压一下这些努力得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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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任何时候都有把金钱和权力放置在首位的人，但我亦感到有愈来愈多的年轻研究人员把学术成就视为最重要的目的。怀着这种抱负的人多起来，中国的数学便有前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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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聚焦在大学本科生、博士后、年资尚浅的教授外，2008年，在陈东升先生领导的泰康人寿保险公司的资助下，我还办起了中学数学奖，俾使中学生也可以浅尝做研究的滋味。这项计划本于美国的英特尔科学奖，它最初由威斯汀公司赞助，后来由英特尔和再生元制药支持。它不像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那样，每年由学生比赛解题，而是鼓励创造性和合作性。学生可自由选择参赛的题目，然后花时间、精神和创造力去解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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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刻板式的教育制度，学生多年来一直死记硬背，被动地接受老师的灌输，这类竞赛是我抗衡这种制度的一招。要知道真正的研究，并不是把老师给的习题解出来便算完成，而是至少在你研究的具体项目之中超越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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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独立思考，并给予适当的空间，中国学生可以更具创造性，一如美国学生般，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竞赛的目的便在此。得奖的准则基于创造性，以及对题目熟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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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中学物理奖开始了。2016年，生物和化学的科学奖也开始了。著名的科学家如物理学家尼玛·阿卡尼—哈米德（Nima Arkani-Hamed）、布莱恩·格林、戴维·格罗斯（诺奖得主），以及数学家约翰·科茨、陶哲轩（菲尔兹奖得主）等都来过中国当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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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每年都有由来自三百所中学的两千多名学生，组成八百五十队参加比赛。2015年，二十四位数学比赛的得奖者中，三分之一被海外的著名学府录取了。不久以前，我还不肯定这些学生学成后会不会回国，但情况开始改变了。感谢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过去三十年，每年的经济都维持了高增长率，因此薪金也愈来愈有竞争力。我的数学中心要聘请高明也愈来愈容易了，相信这全国性的趋势还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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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存在种种问题，但在某些方面则比美国优胜。近数十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军费花了上亿兆，经济上大量流失。在这期间，投放在科学和数学上的研究发展资金都枯竭了。但另一方面，中国则没有惹上这些漫长而又花费巨大的军事行动，因而可以投放更多的资源于内政，如打造基础设施、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科研资助等。虽然美国的大学还是大为领先，但双方都有值得取长补短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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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则兼取两者之长，交替以东方和西方的观点处理事务。中国文化对我的影响至深，对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兴趣也随年岁的增长而转强；悲喜之际，闲暇之时，不免写些旧体诗词来抒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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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离不开的这些传统习惯和嗜好，使我和美国的同事很不相同。但毕竟在美国生活了差不多五十年，我和中国的同事也不相同。中国文化的精粹继承自父母，父亲教我儒家之道，还有他的伦理观。友云和我也将部分思想和价值传给了儿子。喜见他们长大后心地善良而事业有成，也成家立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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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推得过了头，会对后生一辈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但它确也有正面的影响。中国的小孩从小就学会忠于家庭和朋友。老年人一般都较受社会包容，不会不瞅不睬，因此能安享晚年。西方则不然，老年人往往独自生活。在不太远的将来，当自己进入所谓黄金的岁月，我也期望由此得到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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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个人经验，中国人注重历史，这有好有坏。清朝的时候，大概是从1600—1900年，学者很少研究数学，反而把精力专注于数学史上。研究数学史当然很有价值，你可以知道前人（对我来说，如高斯、黎曼等几何学家）的工作，这是十分有用的。很多美国人不喜欢回头看，有时花了很长时间在某个问题上，当我告诉他们问题是从何处和从何人来的，他们会觉得很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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