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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的概念也是传统中国思想中可取的观点。我们视己身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是以征服自然不是我们要做的事。美国人不会采纳这样的观点，他们研究大自然，目的在于控制它。现今社会上，相信“天人合一”的人在中国也不多了，但至少这是文化上悠久的传统。把这两种不同的观点糅合起来就最理想了。一方面我们锐意了解自然，这本来就是有价值的事；另一方面则与它和谐共处，并生和齐一，即是成为“道”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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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觉得奇怪，为何中国培养的科学家和西方相比，无论质和量皆不如。本人之所以比大部分中国数学家更有成就，或许乃得益于以先父教导的历史和思想为根基，再加上在美国多年，承袭了彼邦的自由思想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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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差不多半个世纪中，美国对我不薄，我对美国感激良多，对美国数学界尤其如此。我非常赞赏它大力培养后进的传统。再者，全世界的研究人才来到美国，都有宾至如归之感。因此之故，我有幸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思想，从而大大地丰富了我对数学的看法。还有一点，那就是在美国我可以畅所欲言，在中国则不然，大家出言都会谨慎些。另外，学生和同行对我蹩脚的口音都非常宽容。最后，在美国令人赞赏的一点就是，只要你的工作出色，升迁差不多是没有悬念的。但在中国就不同了，个人工作上的成绩未必足够，还要看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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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我仍然心系祖国，决心改变她在教育和研究上的积习。聊堪告慰的是，尤其是近几年，情况渐渐出现了变化，其中在下或许也有点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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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么多年，我的身心何在？纵使我对中国怀着深厚的感情和强烈的使命感，事实上，我大部分时间却居住在美国。虽然对美国的情感没那么深厚，但那是孩子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而且我的家和工作还在那里。正如前面说过，这令我有不知何处是吾家的奇怪感觉，我真正的家似乎介于两者之间（在太平洋中部曲折地经过的国际日期变更线）。说到底，只有一样事物能不受这两个国家和不同文化的支配，它就是数学，它早已变成我真正的护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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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数学的长路上走了很久，从伯克利当研究生起计，差不多有五十年了。然而，我尚未有高挂直尺和圆规的打算。一些已经开始了的题目会继续探究下去，同时还有些尚未着手，但列在“可研究”的项目中有待探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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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赖着不走，到老来发表一些不及格的证明，令同事和朋友尴尬。当再无法做研究时，我会专注教学。至今我培养了七十个博士，还有几个在攻读中。汉密尔顿曾说我已“组织了一批俊才……让他们攻克难题”。希望他说的对吧。无论如何，值得告慰的是，他们已完成的和将要完成的，肯定比我个人能完成的多得多。到了再不能教书的时候，我只能退下来，但愿到时是心甘情愿，不会变成我一直与之争斗的老顽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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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早年的折腾，我还能踏上数学这条路，实在很感恩。到了今天，数学依然令我内心激动，好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我曾有幸在河上航行，乘时清理支流上的一两件障碍，从而使水流到以前未到的地方。我会再继续探索一会，然后站在河岸，退后一点，观赏风光，或为别人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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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对我来说，这是多姿多彩的旅程。这个从汕头来的穷孩子，一头扎进了对自然奥秘的探求，又有幸在其中有所收获。这是他的传记，希望你觉得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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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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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求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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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少时，并不喜欢读书，在元朗的平原、沙田的山海之间嬉戏游玩，与同伴在一起，乐而忘返，甚至逃学半年之久，真可谓徜徉于山水之间，放浪形骸之外。在这期间，唯一的负担是父亲要求我读书练字，背诵古文诗词，读近代的文选及西方的作品。当时我喜爱的并不是这些书籍，而是武侠小说，从梁羽生到金庸的作品都看了一遍。由于这些小说过于昂贵，只能从邻居借来，得之不易，借到手后，欣喜若狂。父亲认为这些作品的文字不够雅驯，不许我看，所以我只得躲在洗手间偷偷阅读。除了武侠小说，还有《薛仁贵征东》《薛仁贵征西》《七侠五义》和一些“禁书”，都是偷偷地看，至于名著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则是父亲认为值得看的好书，可以公开阅读。他要求我看的同时，还要将其中的诗词熟记，这可不容易。虽然现在还记得其中一些诗词，例如黛玉葬花诗和诸葛亮祭周瑜的文章，但大部分还是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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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很快就引起我的兴趣，但是读《红楼梦》时仅看完前几回，就没法继续下去。一直到父亲去世后，才将这本书仔细地读了一遍，也开始背诵其中的诗词。由于父亲早逝，家道中落，与书中的情节产生共鸣，从而欣赏和感受到曹雪芹深入细致的文笔，丝丝入扣地将不同的人物情景逐步描写出旧社会的一个大悲剧。四十多年来，我一有空就会看看这部伟大的著作，想象作者的胸怀和澎湃的感情，也常常想象在数学中如果能够创作同样的杰作，是如何伟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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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认为，感情的培养是做大学问最重要的一部分。汪中在《汉上琴台之铭》中有句云：“……抚弦动曲，乃移我情。”《琴苑要录》：“伯牙学琴于成连，三年而成，至于精神寂寞，情之专一，未能得也……伯牙心悲，延颈四望，但闻海水汩没，山林窅冥，群鸟悲号，仰天长叹曰：‘先生将移我情。’”这一段话，我深有感触。立志要做大学问，只不过是一刹那间事，往往感情澎湃，不能自已，就能够将学者带进新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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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以前，我学习了不少知识，也读了不少好文章。但他的去世，深深地触动了我的感情。我读《红楼梦》，背诵秦汉六朝的古文，读司马迁的传记，《报任安书》、李陵《答苏武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等文章，这些文章的内容都深深地印记在我的脑海中。文天祥说：“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足可以描述我当时读书的景况。除了中国文学外，我也读西方的文学，例如歌德的《浮士德》。这部歌剧描述浮士德博士的苦痛，与《红楼梦》相比，一是天才的苦痛，一是凡人的苦痛，描写苦痛的极致，竟可以说得上是壮美的境界，足以影响人的性情。就这样，父亲去世和阅读文学，这大半年感情的波动，使我做学问的兴趣忽然变得极为浓厚，再无反顾。凡人都有悲哀失败的时候，有人发愤图强，有人则放弃理想以终其身。黄仲则诗：“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诗虽感人，思想毕竟颓废，使人觉得乌云蔽天，难怪黄仲则一生潦倒，终无所成。反观太史公司马迁，惨受腐刑，喟然而叹“身毁不用矣”的同时，却完成了传诵千古的《史记》，适可藏诸名山大都。他在自传中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太史公的挫败和郁结，反而使他志气更为宏大。四十年来我研究学问，处世为人，屡败屡进，未曾气馁。这种坚持的力量，当可追索到当日感情之突破。我一生从未放弃追寻至真至美，可以用元稹的诗句来描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当遇到困难时，我会想起韩愈的文章：“苟余行之不迷，虽颠沛其何伤。”我也喜欢用《左传》中的两句来勉励自己：“左轮朱殷，岂敢言病。”此句出自《左传》晋齐鞍之战：“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败君之大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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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研究生时，我有一个想法，微分几何毕竟是涉及分析（即用微积分为工具）和几何的一门学问，几何学家应该从分析着手研究几何。况且微分方程的研究已经相当成熟，这个研究方向大有可为。虽然一般几何学家视微分方程为畏途，我决定要将这两个重要理论结合，让几何和分析都表现出它们内在的美。在伯克利的第一年我跟随莫里教授学习偏微分方程，当时并不知道他是这个学科的创始者之一。从他那里我掌握了椭圆形微分方程的基本技巧，研究院的第二年我才开始跟随导师陈省身先生学习复几何。毕业后，在我的学生和朋友孙理察、西蒙、郑绍远、乌伦贝克、汉密尔顿、陶布斯、唐纳森、李伟光等人的推波助澜下，逐渐将几何分析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学科，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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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奇妙的经验，每一个环节都要花上很多细致的推敲，然后才能够将整个画面构造出来，正如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一样：“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尼采也说：“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我和众多朋友开拓的几何分析，也差不多花了十年才成功奠基，虽不敢说是“以血书成”，但每一次的研究都很花费工夫，甚至废寝忘食，失败再尝试，尝试再失败，经过不断的失败，最后才成就一幅美丽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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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洁有力的定理使人喜悦，就如读《诗经》和《论语》一样，言短而意深。有些定理，孤芳自赏。有些定理却能引起一连串的突破，使我们对数学有更深入的认识。每一个数学家都有自己的品位和看法，我本人则比较喜欢后一类数学。当定理证明后，我们会觉得整个奋斗的过程都是有意思的，正如智者持竿，往往大鱼上钩后，又将之放生，钓鱼的目的就是享受与鱼比试的乐趣，并不在乎收获。从数学的历史看，只有有深度的理论才能够保存下来。千百年来，定理层出不穷，真正名留后世的却是凤毛麟角，这是因为有新意的文章实在不多，有时即使有新意，但是深度不够，也很难传世。当年我看武侠小说，很是兴奋，也很享受，但是很快就忘记了。在阅读有深度的文学作品时，却有不同的感觉。有些武侠小说虽然很有创意，但结构不够严谨，有很多不合理的元素，与现实相差太远，最终不能沁人心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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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个朋友在研究和奋斗过程中，始终不搞太抽象的数学，总愿意保留大自然的真和美。王国维评《古诗十九首》“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坷长苦辛”，以为其言淫鄙，但从美学的观点，则不失其真。数学创作也如写小说，总不能远离实际。《红楼梦》能够扣人心弦，乃是因为这部悲剧描述出家族的腐败、社会的不平、青春的无奈，是一个普罗众生的问题。好的数学也应当能接触到大自然中芸芸现象才能够深入，才能够传世。今日有些名教授，著作等身，汗牛充栋，然而内容往往脱离现实，一生所作，不见得能比得上一些内容与实际有关的小品文，数十载后读之，犹可回味。我自己做研究，有时也会玄思无际，下笔滔滔，过了几个月后才知空谈无益，不如学也。在这时，总会想起张先的词句：“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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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研究工作，深受物理学和工程学的影响，这些科学给数学提供了很重要的素材，广义相对论就是一个重要例子。1973年在斯坦福大学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时，我对某个广义相对论的大问题产生兴趣，它跟几何曲率和广义相对论质量的基本观念有关。我锲而不舍地钻研，终于在1978年和学生孙理察一同解决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之所以钟爱这些与相对论有关的几何问题，也许是受到王国维词论的影响，数学家的工作不应该远离大自然的真和美。直到现在我还在考虑质量的问题，它有极为深入的几何意义，没有物理上的看法，很难想象单靠几何的架构，就能够获得深入的结果，广义相对论中的质量与黑洞理论都有很美的几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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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西方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反思就是复古，重新接受希腊文化真与美不可割裂的观点。中国古代文学的美和感情是极为充沛的，先秦两汉的思想和科技与西方差可比拟。清代以还，美术文学不发达，科学亦无从发展。读书则以考证为主，少谈书中内容，不逮先秦两汉唐宋作者的热情澎湃。若今人能够回复古人的境界，在科学上创新当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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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看《红楼梦》，我也喜欢看《史记》《汉书》。这些史书不但发人深省，文笔通畅，甚至启发我做学问的方向。史家写实，气势磅礴，荡气回肠，使人感动。历史的事实教导我们在重要的时刻如何做决断。做学问的道路往往是五花八门的，走什么方向会影响学者的一生。复杂而现实的历史和做学问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历史人物做的正确决断，往往能够为学者选择问题提供一个良好的指南针。王国维说做学问的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做好的工作，总要放弃一些次要的工作，如何登高望远，做出这些决断，大致建基于学者的经验和师友的交流。然而对我而言，历史的教训是很有帮助的。我刚毕业时，蒙几何学家西蒙邀请到纽约石溪做助理教授。当时石溪聚集了一群年轻而极负声望的几何学家，在度量几何这个领域中可说是世界级重镇。我在那里学了不少东西。一年后又蒙奥塞曼教授邀请到斯坦福大学访问，接着斯坦福大学聘请我留下来。但是当时斯坦福大学基本没有几何学方向的教授，当下我要做一取舍。这时我记起《史记》叙述汉高祖的事迹，刘邦去蜀，与项羽争霸，屡败屡战，犹驻军中原，无意返蜀，竟然成就了汉家四百多年的天下。对我来说，度量几何的局面太小，而斯坦福大学能够提供的数学前景则宏大得多，所以决定还是留在斯坦福做教授，与孙理察、西蒙合作。现在想来，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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