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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不喜欢失败，特别是当失败可以避免的时候。他回到贝尔实验室后，雇了一位乒乓球教练并买了一台发球机，这台机器可以没完没了地发出高速的旋转球。不久，格雷厄姆就成了贝尔实验室的乒乓球冠军。通过同样系统的专一训练，格雷厄姆掌握了保龄球（他表演过几场很出色的比赛）、中文（在电话上会把他当成中国人）、钢琴和各种各样的玩球、钱币和纸牌的戏法——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妨碍他去完成他那极其繁忙的工作计划：除了在贝尔实验室的职务和撰写数学著作与论文（他总共写了200多篇论文外加好几本书）外，他还是40多家数学刊物的编委，他经常外出讲课，出席有声望的政府委员会会议，同时还担任国家科学院和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司库，还有体操教练，等等。他做所有这些事情总是显得从容不迫。当有人问他是如何安排处理好这一切的时候，格雷厄姆用他缓慢而文雅的声音回答说：“嗯，一周有168小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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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如一日，格雷厄姆总要从百忙之中抽出一些时间来为爱多士动荡不定的生活管理财务和日常杂事。“他从来没有支票账户，”格雷厄姆解释说，“我本人常常随身携带一些现金，当然不会太多，也就是500或1 000美元吧，只是为了旅行方便而已。这是个好习惯，爱多士很快就发现了我的这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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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恩，借我一点儿钱。”爱多士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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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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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给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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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格雷厄姆就会借给爱多士300美元。爱多士总是能够还上他借的钱，但是没有银行账户，他的现金流通就会有些麻烦。从格雷厄姆那里得到一笔借款后，有时候爱多士还会为他的匈牙利朋友从格雷厄姆那里再借100元。“那时，一些匈牙利人打算离开他们的国家，因此想在西方国家建立一个硬通货账户。这在当时是不合法的。”格雷厄姆解释道。爱多士设法取得格雷厄姆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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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格雷厄姆终于为爱多士开了一个支票账户，他把爱多士从世界各地赚得的各种各样的演讲酬金的支票全部存入这个支票账户。“看来那不是什么难事，过了一段时间就变成自动的了。”格雷厄姆说。因为爱多士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奔波，为了在爱多士的支票上签名，格雷厄姆学会了模仿爱多士的笔迹。“我有他一些手稿的复印件，可以反复练习，”他说，“我自己揣摩着：想想那抖动的手。我终于把他的手迹模仿得惟妙惟肖。但过了几年之后，我们两人的手迹大有分道扬镳之势。我敢打赌，银行不会接受爱多士本人签名的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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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爱多士曾采取过这样一种做法：悬赏解决使他感到困扰的问题。他不在意谁能解决它们，他只是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并且认定奖金是获得结果的最好办法。“像年迈的国王一样，”斯特劳斯写道，“爱多士根据不同的难度提供不同的奖金，这样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问题的解决，还有他对问题难度的估计。”他的一些简单问题只值一两美元，但是对于爱多士认为“没有希望”的问题，他的悬赏额高达10 000美元。爱多士支付过的最大赏金为1 000美元。“有人曾问过我，如果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怎么办？”爱多士说，“我能支付得起吗？当然我不能。但是如果所有的客户都要取回他们的存款，最强大的银行会怎么样呢？肯定要关门大吉。管理银行跟管理我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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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如此，爱多士不得不频繁地支付他的奖金。有好几年，格雷厄姆保存着一些支票本，爱多士用于支付奖金的透支账号实际上早已关闭。当然对于数学家们来说，支票是否有效并不重要，得到一张爱多士签发的支票比支票的面值本身要值钱得多。但不久人们就发现，从格雷厄姆那里兑现作废的签名支票似乎更好，因为他们可以既保存支票，又拿到现金。这样格雷厄姆不得不开始启用有效账户开具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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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一生之中，爱多士共支付出三四千美元的奖金，但是他的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格雷厄姆和爱多士的其他几个朋友许诺继续为攻克任何未决的爱多士问题的人支付奖金。“许多问题已经长时间未能解决，也许应该提高奖金数额。”格雷厄姆说，但考虑到他的财政负担已经很重，似乎不大可能再提高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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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成为位于默里山的贝尔实验室的常客，每年他都要在格雷厄姆和他妻子即爱多士的合作者金芳蓉两人的家中住上大约一个月。20世纪80年代后期，格雷厄姆和金专门布置了一个“爱多士房间”，房间里有独立的卫生间和电话，爱多士非常高兴，因为这使他能自由地与世界各地取得联系，当然这还多亏了格雷厄姆额外的法人津贴。爱多士还可以自由进出一个图书室，室内藏有各种最新期刊，并有一些格雷厄姆用来保存爱多士所有的论文单印本和大部分通信的公文柜。这样做与其说是慷慨，不如说是为了省事。爱多士是一个麻烦的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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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是否真的没有从事哪怕最简单的家务的能力，或者说他这种无能是装出来的？人们对此有些争论。偶尔处之，爱多士的书呆子气还是招人喜爱的，但作为客人的魅力很快就会消失。任何与爱多士在一起住过的人都有一打关于他的故事：将容器中的番茄汁洒在冰箱架上，竟然打不开很容易打开的饼干袋，等等。“他不太喜欢独处，”金芳蓉说，“当他待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多了一位客人，而且要一直扮演所谓‘保罗姆’的角色！”爱多士不会驾车，这样房东就成了他的车夫；他不会缝补，房东就成了他的裁缝；他不会整理衣箱，房东又成了他的跟班。他的房东会被他弄得疲惫不堪。“他来的时候我非常高兴看到他来，”波默朗斯说，“他走的时候我非常高兴看到他走。”唯一不同意的是爱多士房东的埃泼西龙们，他们总是期待着爱多士叔叔的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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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在一个地方一般只逗留一周左右，在耗尽了当地所有数学家的脑力和耐心之后，他就要转移他方去寻找新的刺激。有一次，在访问斯坦福大学时，爱多士在他的朋友塞戈（Gabor Szego）家安营扎寨，待了很长时间还没有离开的迹象。一天晚上，塞戈的妻子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了瓦佐尼，她绝望地说：“爱多士三周前来串门，现在还和我们在一起。我简直毫无办法。”瓦佐尼告诉她：“没问题，叫他搬走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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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那么做，”她说，“我们爱他，不能伤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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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说的去做，”瓦佐尼坚持说，“他根本就不会受到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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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爱多士来见瓦佐尼，并要车到宾馆去。“怎么了？”瓦佐尼无辜地问。“哦，塞戈夫人请我搬走，因为我待得够久了。”他泰然自若地回答说，看来完全没有受到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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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姆”还需要照顾爱多士的健康。像爱多士的许多朋友一样，格雷厄姆关心爱多士每天的苯丙胺用量。1979年，格雷厄姆试图使爱多士戒掉药品，或至少使他明白这是一个问题，他跟爱多士打赌500美元，看他是否能戒药一个月。爱多士赢了，然后又立刻开始服药。“你证明了我不是瘾君子，”爱多士说，“但是我什么事情也做不了。我清早起床，整天盯着一片白纸，没有想法，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你使数学倒退了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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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那一个月，爱多士始终保持着他那非凡的工作速度，在白纸上写满了定理和猜想，充实地度过自己的时光，而在这样的年纪许多数学家却在忙于撰写他们的回忆录。多年来他年事渐高的唯一迹象是，他加在名字上的字母数开始缓慢增加：起初是PGOM，每过5年加上两个新字母，一直到75岁时，他已变成PGOMLDADLDCD(4)。他在世界各地的讲座——他时常称为“布道”——上背诵这些首字母，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两手托住双肘，站在圣坛之上，以机智的喜剧般的语调缓慢平稳地讲演着。“他是数学界的鲍伯·霍普。”他的朋友内桑森喜欢这样说。爱多士会给大家讲述关于古怪的希东和杰出青年波绍的故事，讲述他自己如何在3岁时发现负数的故事。他会开一些有关年龄的玩笑：明年，你将主持我的追悼会；我好像也年轻过，但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他还会告诉大家他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波利亚祝贺他97岁大寿的情况。“我对他说：‘你将以伟大的辉煌庆祝你的百岁大寿。’他说，也许吧，我希望活到100岁，但不是101岁，因为年老和愚蠢毕竟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于是他会说：“让我们不要再瞎扯过去，还是来讨论数学吧。”然后就开始认真描述他最喜爱的数学问题，以及他准备为其解决支付多少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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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75岁在他的签名上添加最后两个字母时，爱多士最好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的过去。他的思想已不再能开拓诸如拉姆齐理论、组合几何学、极值图论、随机图论这样新的数学分支，也不再能导致像概率方法这样强有力的数学工具的发明。但是他发表论文的步伐并未缓慢下来。每一年他都要周游世界，像一只候鸟一样定期重访他的朋友，同时挑选出新的合作者。每一年他最喜欢的一站是位于卡拉马祖的西密歇根大学——世界图论领导中心之一。他在卡拉马祖时总是与阿拉维（Yousef Alavi）住在一处，阿拉维是一位数学家，他表达自己的恼怒时会高喊：“这是高度不规则的！”阿拉维老是想与爱多士合作写一篇论文，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题目。一天，阿拉维在爱多士、格雷厄姆和其他一些人都在场时，又使用了他的术语“高度不规则”。图论学家经常分析一种称为规则图的对象，所谓规则图就是在每一个顶点上有相同数目条边相交的图（正方形就是规则图，每个顶点有两条边相交）。受阿拉维表述的激励，数学家们想弄清“高度不规则”的图是什么样子。经过讨论，他们提出了一个合适的定义并开始证明定理。这个高度启发性的定义被证明是有意义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系列的合作论文并确定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阿拉维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获得了爱多士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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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爱多士患上了心脏病。阿拉维把他介绍给心脏病专家盖勒特（Janos Gellert）。“他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盖勒特后来回忆爱多士说，“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你立刻感到你不是在与一个同事或一个普通人打交道。他是个天才，他的思想无处不在。我遇到过聪明人，但以前我还从未遇到过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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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不是天才，爱多士都是一个糟糕的病人。他关于最新医疗技术和理论的知识使盖勒特感到惊讶。他能滔滔不绝地谈论药品几小时，但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他似乎特别不喜欢听别人告诉他应该做什么。盖勒特试图劝说爱多士放弃服用苯丙胺，但未能奏效。他给爱多士开了抗心律不齐的药让他每8小时服用一次，爱多士却只是在高兴的时候吞几片。“他基本上无视对任何事情的任何约束。”盖勒特说道。他告诉盖勒特说自己总是走楼梯而不乘电梯，来让盖勒特放心。在盖勒特家用餐时，爱多士会从椅子上跳起来，在楼梯上跑一个来回，以证明他没有什么不适。“我是要向医生表明，我的状况还不错。”爱多士会说。但是当夜晚降临，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时，爱多士会在椅子上频繁地打盹。有时他会从沙发或椅子上滑下来。一次，他向盖勒特的夫人要了一杯咖啡，然后就打起盹来。这时一个客人说：“不要打扰他，他睡着了。”爱多士突然坐直了喊道：“我没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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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对自己的健康很担心，但又不愿放弃任何投入数学的时间，即使是遇到严重的健康问题时也如此。爱多士是孟菲斯大学的常客，在那里他与数学家谢尔普（Richard Schelp）和其他数学家合作，同时治疗他的严重眼疾。谢尔普记得，有一次他与爱多士正在病房里工作，这时进来一位护士。“你们在讨论什么？”她问。爱多士花费了几分钟向这位护士解释素数的基本知识。当她稍后又回到病房来时，爱多士出题考她有关刚刚谈论的东西。她离开后，爱多士对谢尔普说：“要么她不太聪明，要么我不是个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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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需要角膜移植来保住他一只眼睛的视力。当他即将离开孟菲斯时，他得到了一笔捐款。起初，爱多士不想为了手术而耽误他的行程，但是经过长时间争论之后，他的朋友说服了他，使他相信他的视力是非常重要的。不过，爱多士坚持要带一个小本到手术室，以便能继续计算。外科医生看到这个小本时说：“你用不着这个。我要在你的眼睛上工作。”爱多士回答：“我可以用另一只眼睛做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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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向盖勒特抱怨，他老是感到很抑郁，他向每一个人都这么抱怨。对他来说，更大的麻烦是，他没有以前那样敏锐了。同事们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点。波默朗斯曾向爱多士提过一个问题，“爱多士说：‘噢，那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个月以后，在电话上他向我提出了同一个问题。这在他壮年的时候是不可能发生的。”爱多士与一位以色列同事合写了一篇数论论文，其中改进了他以前与博洛巴什共同发现的一个结果。不幸的是，爱多士已经彻底忘记了以前的这项工作，而把他与博洛巴什以前的发现作为新结果写进了论文。博洛巴什指出了这一点，爱多士极其沮丧。“谁在乎呢？”博洛巴什说。“当然，我在乎，”爱多士坚持说，“我很在乎。”与许多数学家相比，爱多士的反应仍然非常快，但是一切都不像他壮年时候了。爱多士最后的合作者之一数学家卡尔金（Neil Calkin）说：“我最大的遗憾是，在他比许多人快百万倍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只比别人快几百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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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仍然以别人看来像旋风一样的速度旅行，但是邀请已经开始减少了。他访问朋友的旅行变得冗长和越来越麻烦。爱多士像以往一样不顾时差，在澳大利亚的午夜时分，给塞凯赖什夫妇打电话，要求进行一次较长的访问。埃丝特·塞凯赖什身体不是太好，他们的房子又很小，加上爱多士不分昼夜地播放他自己喜欢的“噪声”（奇怪的是，那不是巴赫，而是拉威尔的“波列罗”舞曲），与爱多士相伴很令塞凯赖什为难。但是与埃丝特商量以后，塞凯赖什还是向爱多士发出了长期访问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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