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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减慢了速度，在1995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996年初，爱多士仍然访问了亚特兰大、孟菲斯、得克萨斯州的三个城市、贝尔实验室、新泽西的拉特格斯大学、纽黑文、巴吞鲁日、科罗拉多、法国和德国。1996年2月，爱多士在卡拉马祖参加一个国际图论会议。在一个主要报告快要结束时，西密歇根大学的施文克注意到坐在第二排的爱多士看起来不太好。其他人也注意到了，便前去搀扶，这时爱多士的头突然垂到了胸前，他失去了知觉。一辆救护车被召来，把爱多士送进了急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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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急诊室里，爱多士恢复了神志，一点也不着急。他不耐烦地回答了医生的问题，然后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陪伴他的数学家施文克、福德里（Ralph Faudree）、格雷厄姆和塞尔弗里奇身上。“拉尔夫，”他说，“我在想我们讨论的问题。你试过这种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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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维和盖勒特医生先后赶到，盖勒特给爱多士做了检查。这时爱多士正在房间里踱步。当盖勒特问爱多士是否介意当着这么多探望者谈论他的身体状况时，爱多士摆着他的手说：“当然没问题，这些都是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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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盖勒特医生诊断，爱多士患了“病态窦房综合征”——一种可以引起心律严重下降的危险病症。盖勒特告诉爱多士，需要立即给他植入一个起搏器。这只需要一个小型外科手术，而且在医院待一两天就可以。“他盯着我，就好像我疯了似的。”盖勒特回忆。他看了看表，然后说：“我得参加会议。况且晚上还有宴会！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爱多士解释说，他已经计划下周去费城，接着去以色列。“也许当我回到匈牙利的时候，就可以把手术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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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是冒险。”盖勒特警告说。“你不仅会昏迷，而且可能永远不再苏醒。”爱多士终于同意植入起搏器，但前提是立刻做手术，以便能出席宴会。“通常情况下，你不能吃东西，你得服用镇静剂，往心脏内引入一条新引线，因此我们一般要让病人在医院里待够24小时。”盖勒特解释说。很明显，爱多士唯一同意的就是立即动手术。在盖勒特看来，不植入起搏器比仓促手术危险更大。他同意了爱多士的条件，但坚持他本人也一起出席宴会，并再请一名心脏病专家相陪，盖勒特召来了一名同事并制定了手术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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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多士被推进导管植入实验室接受手术时，他却拒绝服用镇静剂。“真像是在控制一头野兽。他不想让自己的活动或任何事情受到任何限制。”盖勒特说。最后，起搏器终于被成功地植入，盖勒特把爱多士放到床上，并在阿拉维的帮助下说服他留在医院休息了几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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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宴会上，爱多士站起来说：“我总是开玩笑说，‘你主持的下一次会议可能是我的追悼会’。这一次你们几乎做到啦。”接着他立即开始讨论一个很有道理的论点，而这个论点是发言者在他昏迷的几分钟内提出来的。尽管盖勒特警告他把手臂放在吊带里不要动，但是爱多士还是为了强调而挥舞着手臂。第二天，他与阿拉维一起在百鸟公园里散步了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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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信守他的诺言，急速赶赴费城、以色列和匈牙利访问。亨里克森回忆，爱多士出席了他9月初在匈牙利科学院的一次演讲，并以他惯有的尖锐评论打断演讲。当亨里克森跟他说再见时，爱多士正与一位年轻数学家一起在纸上计算呢。爱多士经常给别人复读他模仿一首家喻户晓的匈牙利两行诗而写成的对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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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一死，我心实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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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严重，老年痴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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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显然是逃过了老年痴呆的悲剧。亨里克森在布达佩斯与之告别的爱多士，很像多年前他在普渡大学遇见的那个人。在那个时候，爱多士向他遇见的所有人哀叹：“死亡从40岁开始。”但是40年以后，爱多士的大脑仍然是敞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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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从布达佩斯飞到华沙参加了一个组合论会议，在那里他做了两个报告。9月20日，星期五清晨，爱多士独自待在房间里犯了心脏病。他被送到医院，下午又出现了第二次致命的心脏病发作。爱多士“离开”时享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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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爱多士如此经常地开玩笑谈论死神的突然降临，因此当他逝世的消息通过互联网和电话传遍世界各地时，人们在最初的一瞬都不相信这消息会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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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几乎实现了他经常表示的“猝然离世”的愿望。他喜欢谈论另一位多产数学家之死：“欧拉，他死的时候忽然倒下，嘴里只说：‘我结束了！’［有一次］当我讲述这个故事时，有人冷冷地说了一句：‘又一个欧拉猜想被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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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对他自己的死也有一个猜想：他正在做一次讲演，宣布一个令人震惊的新结果。观众中发出一个声音高喊：“是的，但在一般情形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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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想象，他将回答说：“把这问题留给下一代吧！”接着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爱多士的死差不多证明了他的这一猜想，他如果知道这一点，大概会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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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数学家的去世，正像他们活着的时候一样，在他们狭窄的社交圈子之外，根本不会引起注意。但是，当爱多士去世时，《纽约时报》的头版发表了消息：“保罗·爱多士，83岁，一位数学先驱者，不幸逝世。”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刊出了长篇讣告来介绍爱多士的才华及其工作的重要性，着重说明他的古怪、与众不同。政治专栏作家克劳特哈默（Charles Krauthammer）像爱多士的许多朋友一样，读着所有这些讣告，看到爱多士善良与慷慨的本质埋没不彰，深感不安。他尤为《华盛顿邮报》的讣告中无礼而武断的结论所激怒，《华盛顿邮报》的结论痛苦地指出，爱多士“未能留下任何直接的继承者”。克劳特哈默以与爱多士有关的一则故事来反驳，这个故事是他从格雷厄姆那里听来的，格雷厄姆在布达佩斯爱多士悼念活动的演讲中又重述了这个故事。关于爱多士，人们可以讲出100个类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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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厄姆知道有一个极具数学才华的年轻学生惠特尼（Glen Whitney）已经被哈佛大学录取却无钱去报到。惠特尼拿出他所有的积蓄还是不够，一天，格雷厄姆向来访的爱多士提到了惠特尼的处境。爱多士安排与惠特尼见面并借给了他1 000美元，这些钱对一个兜里从未揣过多于30美元的人来说可算是一笔巨款了，用节省的方法远不能积累这么多钱。爱多士告诉惠特尼，他可以在有能力的时候再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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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惠特尼从哈佛大学毕业并开始在密歇根执教。他与格雷厄姆取得联系并说明现在他已有能力还爱多士的钱。格雷厄姆告知了爱多士，爱多士只说：“叫他用那1 000美元去做我做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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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继承者，是啊。”克劳特哈默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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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多士去世一个月后的10月18日，在这个寒秋的早晨，几百名爱多士的继承者在布达佩斯的开瑞培斯公墓聚会来表达他们最后的致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年龄的数学家，但白肤色居多。多年来，爱多士的许多朋友彼此从未谋面，仅仅通过他不知疲倦的数学漫游来保持联系。数学家们悲痛地相互致意，突然间他们意识到，随着爱多士的故去，一个时代结束了。“哎，我不能说你看起来很好，安德烈（André），”一个老数学家向另一位年老腰弯的朋友致意说，“但是你仍然活着，那就足够了。”另一个人哀叹道，“我们的加权爱多士数［与跟爱多士合写的论文数成反比］再也不会减小了。”一个相对年轻的数学家抽泣着说：“我曾害怕，最高法西斯早晚有一天要把他带走，但是我总是希望这一天不会来得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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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现代小教堂里，数学家们围绕在爱多士的骨灰坛周围，一个一个地做告别演讲。格雷厄姆引用了刻在希尔伯特墓碑上的名言：“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必将知道。”他觉得这句名言也表达了鼓舞爱多士的动力。随着潮湿的叶子从开瑞培斯公墓的大树上飘落下来，爱多士的第一个合作者，50年里仅回过布达佩斯一次的塞凯赖什表达了所有人的心声。“对我来说，”塞凯赖什说，“与爱多士的告别，就意味着与我们整个年轻时代的告别；就意味着与城市花园无名纪念碑下的数学讨论告别；就意味着与周末的远足告别……在数学世界里，千百人会以他们各自的方式来哀悼爱多士，他的去世给我们所有的人造成了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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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往后，敲门声和午夜铃声都不会再响起；从今往后，再不会有那既是挑战又是承诺的勇敢声明：“我的大脑敞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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