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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姆选择外贸局，放弃财政部的“肥缺”，简直是匪夷所思，这是一种具有政治意味的宣示。财政部是官方的“自由派”，官员皆受过高等教育，度量不错，有见识而且明智，在保守的奥国政府中，他们可谓“忠诚的反对党”。但外贸局却是个故意“唱反调”的机构：奥地利政府力行保护主义，外贸局却高唱自由贸易；奥地利是个农业国，外贸局却提倡发展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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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工会组织，如果没遭到警察镇压，也会受到政府当局公开的反对，但是外贸局不但认同这些工会成员的信念，还鼓励工会为成员开一些大学程度的科目，并为他们延揽教师。此外，外贸局还主张确保劳工安全、实施儿童劳动法、减少每周工时等。更糟的是，这个外贸局是18世纪奥地利启蒙运动的产物，因此与共济会有着某种关联，而这共济会在奥地利与其说是社会的或是公益的社团，不如说是一个政治组织——他们反对神职（即使不是反天主教），抨击大地主，也不赞成土地操控在少数人的手里；更重要的是，他们极其反对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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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政府居然能让这种具有“颠覆”因子的机关存在，不是心胸宽大，就是本身组织大有问题，这点就留待历史学家去研究吧。当时，外贸局的存在已成事实，大家只好忍耐。但是，明明可以到财政部就职的，却跑到外贸局去，这就不是“古怪”一词可以形容的了。赫姆此举，让大家都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好像被打了一巴掌一样，而且知道他是公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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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赫姆之所以选择外贸局，并不是有志于此。像我父亲10年后加入外贸局就是因为个人的志趣，大多数加入外贸局的官员也是这样。但赫姆进入外贸局为的只是和家人划清界限，他如此费尽心机，就是要让他们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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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赫姆那热心的舅舅不但为他取得财政部的职位，还帮他订了火车头等席并把车票寄给他。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只有将军和高级银行主管才能如此奢侈。这个舅舅很体贴，想到赫姆从来没到过维也纳，于是亲自在凌晨时分跑到火车站去接这个远道而来的外甥。他第一眼看到赫姆时，简直吓呆了：他原知道赫姆的脚有点不方便，但是没想到竟会如此严重。赫姆提议，不妨在清晨爽朗的阳光下，步行回舅舅的住处。这个舅舅十分欣喜，心想可以在路上跟他谈工作的事和为赫姆的生活做的种种安排。他邀请赫姆住在他家，同时又很有技巧地说，如果他想一个人清静的话，可以在舅舅家附近的饭店休息。他还跟赫姆说，他已和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人谈过，说他那聪明绝顶的外甥马上要到维也纳来了，请他们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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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走了约一个小时，赫姆却一句话也没说，让做舅舅的觉得有点不安。最后，他们走到一条安静的街道，舅舅和舅妈就住在这里，这时赫姆终于开口，希望舅舅能给他几分钟，他马上回来。这个舅舅日后回想道：“那时，我心里想着，这个年轻人真是难得，或许是要去买束花，送给素未谋面而将一起生活的舅妈吧。”一个小时后，他不见外甥身影，两小时，三小时，四个小时都过去了，还是没等到。最后，到了下午，舅妈已经快歇斯底里了，而这个舅舅也准备打电话报警时，信差送了一封信来，上面写着：“我已决定到’商业博物馆’任职，请把我的行李交给信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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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这个舅舅和舅妈再也没见过赫姆，也没有他的消息。在赫姆到维也纳的前几年，他那些好心的亲戚年节时还邀请他过来玩或是共度周末，他们的邀请函却原封不动地被退了回来。赫姆也从不和自己的哥哥联络，不回信，连电话也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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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真是十分怪异，最后终究会被人认为是目中无人。在赫姆搬到维也纳约十年左右，他的母亲过世了，他那一无所长的父亲也放弃了这个儿子。舅舅于是把赫姆的父亲带到维也纳来，并帮他找了份闲差，也就是在财政部大楼里卖点小东西。当然官方是不准政府机关有小贩出入的，还是托人靠着贿赂或是关系，才得以入内贩售各式各样的小东西，如刮胡刀等，有时也做一些跑腿的工作，像买胸花什么的，年轻的官员要约会就代购戏票啦，年长的官员周六下午要带家人出去踏青，就为他们准备野餐篮子啦，到街上代为采买文具以赚个一成小利……总之，部里的小事、各种小礼物都可以由他一手包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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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专门在政府机关服务的小贩并非奥地利所特有。从特洛伊普19世纪50年代写的小说，就可发现英国政府办公室也有这等人存在，德国俾斯麦政府里也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纽约办公大楼不是也有“擦鞋童”吗？他们都有自己的地盘，专门卖领带、衬衫等杂物。据我所知，这些人今天仍可得见。这些政府大楼里的小贩可算是一种高级仆役，不过社会地位不高，但和开一家小店相比，这种工作还算稳当、高尚。这种小贩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也不会“降格以求”，公然地开起店来。所以老施瓦兹瓦尔德，也就是赫姆的父亲，终于找到了一个有保障、生活无虑的工作。不料，后来赫姆入主财政部时，第一件事就是把这老人赶出去。父亲可怜兮兮地要求见儿子一面，跟他求情，却被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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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是弗洛伊德的弟子，后来成为其竞争对手的心理学家阿德勒（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 —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设计了一种灵活的支持性心理治疗方法，以指导有自卑感的情绪障碍患者，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于1911年坦率地批评弗洛伊德，并与之分道扬镳，和追随者建立个体心理学体系。）和赫姆很熟。他认为赫姆这种行为完全是由畸形身躯所引发的典型“过度补偿”（overcompensation）心理。阿德勒认为，赫姆在下意识里，一定责怪他的父母把他生成一个跛子。因此，他对自家人持这种态度绝不是“古怪”而已，就像他当初选择外贸局，弃财政部如敝屣这件事，才不是认同外贸局的基本做法和方针呢。比方说，外贸局秉持着自由贸易的信条，赫姆却一点也不相信自由贸易，认为只有在严密的控制之下，才能赞同自由贸易；又如外贸局主张工业化，创造人口稠密区的就业机会，赫姆却偏好农业，而且宁可弃婴儿于不顾，也要防止人口增长；此外，外贸局之所以创立，为的是帮助商人，赫姆却是彻头彻尾地反商、反中产阶级，认为他们都是寄生虫。总之，他的理想是中国，这辈子唯一写过的文章就是赞扬中国的复本位币制（复本位币制（bimetallism)：如金银二本位制，在二者间保持一定的兑换率。），并大力抨击奥地利当时通行的币制与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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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赫姆应属于凯恩斯学派（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和评论家，有成就的金融家。在20世纪20年代，他没有直接批判过自由放任政策，但到30年代，由于面临经济大危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对传统政策丧失信心，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和政策，于是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中提出因应之道，而此书也为他奠下不朽的声誉。他主张国家干预，并认为通过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可以使经济从衰退中复生。），却比凯恩斯早了40年。他认为国家干预有其必要，然而一般传统的看法则不能接受经济受到政府的干预和操控，或者只相信供给面的管理。赫姆认为政府应该操控货币、信用和金钱，但传统的看法却认为这种操控没有效果，终将失败；他更相信增加消费者的购买力将是经济复苏的万灵丹。然而在1890年的时候，却无理论工具，也没有资料来支持这种革命性的理论。从某方面来看，赫姆实在是个不善表达的先知，而不是有系统的思想家。从赫姆的经济学观点来看，可看出他的怪异，和他对父亲的态度有点异曲同工之妙。这点，我们要从赫姆所崇拜的经济学英雄杜林（杜林（Eugen Dühring，1833—1921）：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作家，也是德国主要的实证主义者。因攻击军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宗教和犹太教而树敌甚多。）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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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杜林在经济学历史上有什么地位，那就是他是恩格斯的箭靶。在《反杜林论》（Anti-Dühring）这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之作中，恩格斯对杜林大肆攻击。不用读完全书，我们就知道恩格斯的立场了。对《反杜林论》一书的读者而言，杜林已经完了；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赫姆·施瓦兹瓦尔德。赫姆在索斯诺维次大学求学时就读过《反杜林论》一书，自此反而对杜林佩服得五体投地，终生不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赫姆每年都会去德国东部的耶拿——一所小小的大学，他的英雄就长眠于此。赫姆在杜林的墓前献上花圈，流连凭吊。但是杜林之所以吸引赫姆，并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学，赫姆至为精明，知道杜林的脑筋实在是像一团糨糊。让赫姆倾心的原因，是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中，只有杜林极端而且强烈地反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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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犹太的情结当然要比希特勒来得早。当时反犹太不见得一定会有什么后果，赫姆并不是唯一以反犹太来解决自己内心冲突的欧洲犹太人，马克思也是一样，和赫姆同时代的人，如维也纳的弗洛伊德以及法国的柏格森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作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哲学的主要代表。（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作家，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生命哲学和现代非理性哲学的主要代表。）也是，借着反抗，来面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弗洛伊德晚年的主要作品《摩西与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就探讨了这个问题。赫姆不像马克思那样对犹太人不具任何个人情感。他的妻子是犹太人，唯一的好友，一位维也纳的银行家，也是犹太人；当时那些银行家大都是犹太人出身的。这个银行家好友信奉的是正统的犹太教，从他教导儿子的方式可见他的宗教狂热。他儿子是我的同班同学，班上那么多犹太人，就他一个人每星期六都不读书、不写字或是不背书。犹太长老的儿子也在班上，他都没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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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赫姆不会刻意隐瞒自己纯正的犹太血统，然而他还是认为犹太人是现代世界的罪恶之源，更因为犹太人多是中产阶级，贪得无厌而且精打细算，而认为他们是毒害社会者。身为犹太人对他来说，并不是种族或是宗教的问题，而与态度和精神有关。赫姆自己知道他已弃绝犹太人多年了，而且尽可能表现得完全不像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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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奥地利的官场可说是相当冷酷，派系恩怨很多而且见不得别人好，因此实在令人想不到像赫姆·施瓦兹瓦尔德这种人会有立足之地。他这个人脾气暴躁、粗鲁，欠缺谋略，令人退避三舍；从名不见经传的索斯诺维次大学毕业，而非自维也纳大学出身，还放弃财政部的要职，跑到“商业博物馆”服务。他的妻子和他一样激进、反犹。他们没有钱，也没有显赫的家世、背景，却对每一件事都有意见，而且常高声表达自己的“高见”，不是惹火了别人，就是让人觉得可笑，再加上那恶毒的舌头，和他交往过的，多半成了敌人。这样的一个人就像是阿雷钦（Ｓholem Aleichem）作品中的反英雄角色，或是伊撒·辛格（lsaac Bashevis Singer）写的犹太人悲喜剧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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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赫姆还是力争上游。有一次，他终于有机会晋身成为枢密顾问官，也就是奥地利文官制度中的最高首长，和德国的“枢密官”或“内廷参事”相当，他却差一点毁了这个机运。远在赫姆成为资深官员以前，犹太人已慢慢“咸鱼翻身”为大众所接受，并掌控政府高级职位。但是，在一些具有特权的部门中，仍保留着过去要职皆由基督教徒担任的传统。也就是说，原本在比较小的单位担任首长的犹太人在晋升“大臣”前，都得悄悄地进行一种古老的“受洗仪式”：为了秘密进行，多半凌晨5点由宫廷里的神父为之主持仪式，而成为天主教徒，或是请维也纳最大的路德教会的牧师到家里来，并请这牧师的夫人或牧师的儿子做见证。一切行事极为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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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赫姆将升官到“天下第一部”财政部做枢密大臣时，有人就向他建议进行“受洗仪式”，但是他却大声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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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不管什么仪式，”他说，“对我这种’儒家’而言，受洗一点意义都没有。即使不做犹太人，我还是不会因此而受洗的。我已不是犹太人了。多年前，还在求学时，我就已经彻底去除自己精神中的犹太成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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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进言的官员知道赫姆这个人素以顽固闻名，只好打消念头，撤销他的提名。然而这件事还是引起了皇帝的好奇心。当时的奥皇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要求属下给他一份调查报告，毕竟任命枢密顾问大臣的不是那些部长，而是皇帝自己。于是这个老皇帝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赫姆。这封信赫姆曾给我父亲看过，后来就被怒发冲冠的赫姆焚毁了，上面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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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瓦兹瓦尔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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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人从未独断地决定任何一个臣民的信仰，也尊重各种宗教。但登基时，已宣誓吾国将继续基督教国家之法统。对汝等而言，此举可能过于迂腐，但寡人还是希望在吾国任公职者，皆能信仰基督。寡人虚长多岁，看在年纪的分上，或许卿愿意稍做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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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赫姆还是坚决不肯妥协。就这样僵持了6个月后，赫姆终于成功，晋升成为枢密顾问官，那“受洗仪式”也悄悄地废除了。之后，赫姆却提出正式声明，请即将成为高官的犹太人皆能先除去其犹太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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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赫姆成就非凡，事实上他是奥地利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公职人员。“为什么呢？”在我十四五岁，第一次注意到所谓的“赫姆·施瓦兹瓦尔德现象”时，请父亲为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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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需要像他这样的人，”父亲答道，“有时，我们碰到一些极为棘手、难以处理的事情，必须找一个毫无惧色的人来处理的时候，就会想到赫姆；或是事情复杂到没有人能理解时，也只有赫姆可以解决。他具有直指核心的洞察力，并愿意去面对最艰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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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记得吗，”父亲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在你差不多四五岁的时候，爸爸妈妈不是带你去亚得里亚海岸度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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