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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先生，那美国股市的兴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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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赔款事宜呢？”又有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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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股票大涨不过是资本主义的错觉，”波拉尼严正地说，“而德国赔款事宜5年前就决定了。我们已经很清楚，不管签订什么条约，德国不会赔偿，也没有偿债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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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他注意到我，问我是谁，了解我是何人后，问道：“你对我们的主题文章有什么建议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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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才其他编辑纷纷提议，波拉尼一一加以反驳时，我恰好有时间思考一下。因此，我得以想到这么一个问题：“何不谈论希特勒席卷德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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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八道，”所有的编辑同声反对，“纳粹在上次德国大选中一败涂地，差不多要被送进坟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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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知道这点，但是我还是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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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很重要的主题，”波拉尼说，“你可以写篇三页的文章，告诉我们缘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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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波拉尼请我写稿的计划，最后还是被否决了，入选的都是没有争议、传统的主题，而编辑们所谓波拉尼那些“臆测”，变成短短的几段，而且沦落到杂志后面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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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我只对波拉尼一个人有兴趣。于是，我问他是否可在会后一同乘车到他家，听听他对原先提议的主题进一步的看法。他立刻邀请我和他全家人共进圣诞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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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会议室时，杂志经理交给他一张当月的薪资支票。波拉尼两手都提着箱子，因此请我先帮他拿一下支票，他好找支笔来签收。支票在我手上，又没放在信封内，我不得不注意到上面的金额。以1927年奥地利的标准来看，这笔钱可是多得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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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坐电车到了位于贫民区的总站，再换另一条线到一处林立着小工厂和仓库的工业区。到了终点，下了车，走过一排破烂的木屋、废车场，还有几个城市共用的垃圾场，最后才来到一栋孤零零的出租旧公寓。下面的楼层都住满了，我们一路爬上五楼，他还提着那两大箱的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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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顶楼了，一片漆黑。门开了，波拉尼的夫人伊洛娜、丈母娘（一位上了年纪、守寡的匈牙利女伯爵），还有他那8岁的独生女，都出来迎接我们。我们立刻坐下，共进晚餐。这真是我这一生吃过的最难以下咽的食物。这样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只有一些存放已久、几乎没有削皮、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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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的马铃薯，连人造奶油都没有。这可是他们的“圣诞大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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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注意到我，他们对食物也是食之泰然。接着，他们家四个人，包括那个小女孩，都吵得脸红脖子粗，说波拉尼赚的钱下个月怎么够付账单。他们需要的数目实在少得可怜，约略只有波拉尼那张支票的一小部分，也比我在汉堡做练习生的所得要少。这么一点钱实在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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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于是说道：“请原谅我多管闲事。我在离开编辑会议室时，无意中看到波拉尼博士那张支票上的金额。有了这么一笔钱，不是可以过得挺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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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都闭上了嘴，静默像永恒那么长。然后，他们都转过头来瞪着我，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真是好主意！把支票上的钱都用在自己身上！这种事我们可没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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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结结巴巴地说，“大部分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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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夫人严正地说：“我们可不属于’大部分的人’，我们是头脑清楚的人。维也纳到处都是匈牙利难民，不是为了逃离迫害，就是躲避其后的白色恐怖。好多人都无法赚钱谋生。我先生有能力赚钱，因此把他的支票全数捐出，帮助其他贫苦的匈牙利人，是理所当然的事。至于我们所需的生活费，只要他再设法赚一点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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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拉尼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第四，父母一样不是等闲之辈。这一家人是我所见所闻中，最了不起而且成就最为惊人的，每一个都非常成功而且深具影响力。但是，最叫人叹为观止的，还是他们全家人，起自维多利亚时期的父亲，乃至卡尔和他的小弟迈克尔，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的那一辈，都致力于超越19世纪，找寻自由的新社会：一个既非中产阶级，也非属于自由派的，欣欣向荣而不为经济所操控的，公有共享且不是马克思集体主义的社会。他们一家人，包括做母亲的，虽然都有自己的一条路，目标却是一致的——让我想到朝着不同方向行进，追寻同一个圣杯的圆桌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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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找到了“答案”，也明白这并不是唯一的解答。从世俗的标准来看，我的确没见过比他们更为成功的一家人。（虽然他们因没能达到自身的期许，而自认是彻底的失败者。）我也没见过有谁像他们一家人那样充满着生命力、有趣，而且精力充沛。在我和他们一家四五个人接触之后，发现卡尔尤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最让人好奇，而且是家中最有活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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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没有机会和他的父亲结识。老波拉尼约生于1825年和1830年之间，在匈牙利山间一个小小的犹太村落呱呱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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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8年匈牙利起义，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运动中，老波拉尼就是学生领袖中的一名，而且是其中口才最好的。不到25岁，他就成为匈牙利的游击队指挥官，身陷于无休无止的内战，先是对抗奥地利人，继而与沙皇派来匈牙利镇压的俄国大军交战。最后遭到溃败后，老波拉尼逃到瑞士去学工程，并严格服膺加尔文教派。大约有10年的岁月，他都过着流亡他乡的生活，在全欧各地建筑铁路，从此在土木工程和铁路修筑方面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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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当年的反叛者获得特赦后，他才回到匈牙利，决心以另外一种方法，实行1848年革命的原始计划。当时的匈牙利不再和哈布斯堡王朝对抗，而能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已成为一个独特的现代化国家，其文化不以中产阶级为主，而且经济蓬勃发展，以铁路为命脉，并有受到高度保护的现代农业。就在几年内，老波拉尼成为“铁路之王”，一半是因为财务的关系，一半则是因为政治，然而百分之百是投机性的。就像美国和欧洲其他所有的“铁路之王”，他根据自己的理想建筑铁路，也像其他所有的人，因过度扩张而使得亲手缔造的王国崩陷。他在1900年左右去世时，已一文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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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约是在1868年，老波拉尼登峰造极，成为匈牙利最富有的平民时，他娶了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女孩。她就是塞西莉亚，一位俄国女伯爵，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她还是10来岁的少女时，就曾参与炸弹计划——她在俄国皇家仕女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里制作炸弹，她的兄弟也常利用这间实验室谋杀高级警官。这女孩后来逃离俄国，躲藏在苏黎世，老波拉尼就在那儿遇见她，并和她结为连理。我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与她谋面的，她也是波拉尼家人中我遇见的第一个。那时的她，还信奉无政府主义，但已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妇人，口舌锋利得叫人生畏。然而，也有妙语连珠的时候。正如她谈到第一个在英国成立的工党政府：“在其他国家，这一步可说是方向正确，但在英国则不然，因为他们的仆人过于奴颜婢膝。”不过，她常常只是喜欢逞口舌之快，比方说，她听到好友的丈夫因为伪币交易而入狱，就说：“这实在是玛格丽特的福气。她不是常抱怨她先生在外拈花惹草吗？这下子，这个做先生的不得不对她忠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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