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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会议室时,杂志经理交给他一张当月的薪资支票。波拉尼两手都提着箱子,因此请我先帮他拿一下支票,他好找支笔来签收。支票在我手上,又没放在信封内,我不得不注意到上面的金额。以1927年奥地利的标准来看,这笔钱可是多得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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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坐电车到了位于贫民区的总站,再换另一条线到一处林立着小工厂和仓库的工业区。到了终点,下了车,走过一排破烂的木屋、废车场,还有几个城市共用的垃圾场,最后才来到一栋孤零零的出租旧公寓。下面的楼层都住满了,我们一路爬上五楼,他还提着那两大箱的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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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顶楼了,一片漆黑。门开了,波拉尼的夫人伊洛娜、丈母娘(一位上了年纪、守寡的匈牙利女伯爵),还有他那8岁的独生女,都出来迎接我们。我们立刻坐下,共进晚餐。这真是我这一生吃过的最难以下咽的食物。这样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只有一些存放已久、几乎没有削皮、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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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的马铃薯,连人造奶油都没有。这可是他们的“圣诞大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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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注意到我,他们对食物也是食之泰然。接着,他们家四个人,包括那个小女孩,都吵得脸红脖子粗,说波拉尼赚的钱下个月怎么够付账单。他们需要的数目实在少得可怜,约略只有波拉尼那张支票的一小部分,也比我在汉堡做练习生的所得要少。这么一点钱实在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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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于是说道:“请原谅我多管闲事。我在离开编辑会议室时,无意中看到波拉尼博士那张支票上的金额。有了这么一笔钱,不是可以过得挺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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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都闭上了嘴,静默像永恒那么长。然后,他们都转过头来瞪着我,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真是好主意!把支票上的钱都用在自己身上!这种事我们可没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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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结结巴巴地说,“大部分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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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夫人严正地说:“我们可不属于’大部分的人’,我们是头脑清楚的人。维也纳到处都是匈牙利难民,不是为了逃离迫害,就是躲避其后的白色恐怖。好多人都无法赚钱谋生。我先生有能力赚钱,因此把他的支票全数捐出,帮助其他贫苦的匈牙利人,是理所当然的事。至于我们所需的生活费,只要他再设法赚一点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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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拉尼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第四,父母一样不是等闲之辈。这一家人是我所见所闻中,最了不起而且成就最为惊人的,每一个都非常成功而且深具影响力。但是,最叫人叹为观止的,还是他们全家人,起自维多利亚时期的父亲,乃至卡尔和他的小弟迈克尔,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的那一辈,都致力于超越19世纪,找寻自由的新社会:一个既非中产阶级,也非属于自由派的,欣欣向荣而不为经济所操控的,公有共享且不是马克思集体主义的社会。他们一家人,包括做母亲的,虽然都有自己的一条路,目标却是一致的——让我想到朝着不同方向行进,追寻同一个圣杯的圆桌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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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找到了“答案”,也明白这并不是唯一的解答。从世俗的标准来看,我的确没见过比他们更为成功的一家人。(虽然他们因没能达到自身的期许,而自认是彻底的失败者。)我也没见过有谁像他们一家人那样充满着生命力、有趣,而且精力充沛。在我和他们一家四五个人接触之后,发现卡尔尤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最让人好奇,而且是家中最有活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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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没有机会和他的父亲结识。老波拉尼约生于1825年和1830年之间,在匈牙利山间一个小小的犹太村落呱呱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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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8年匈牙利起义,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运动中,老波拉尼就是学生领袖中的一名,而且是其中口才最好的。不到25岁,他就成为匈牙利的游击队指挥官,身陷于无休无止的内战,先是对抗奥地利人,继而与沙皇派来匈牙利镇压的俄国大军交战。最后遭到溃败后,老波拉尼逃到瑞士去学工程,并严格服膺加尔文教派。大约有10年的岁月,他都过着流亡他乡的生活,在全欧各地建筑铁路,从此在土木工程和铁路修筑方面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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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当年的反叛者获得特赦后,他才回到匈牙利,决心以另外一种方法,实行1848年革命的原始计划。当时的匈牙利不再和哈布斯堡王朝对抗,而能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已成为一个独特的现代化国家,其文化不以中产阶级为主,而且经济蓬勃发展,以铁路为命脉,并有受到高度保护的现代农业。就在几年内,老波拉尼成为“铁路之王”,一半是因为财务的关系,一半则是因为政治,然而百分之百是投机性的。就像美国和欧洲其他所有的“铁路之王”,他根据自己的理想建筑铁路,也像其他所有的人,因过度扩张而使得亲手缔造的王国崩陷。他在1900年左右去世时,已一文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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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约是在1868年,老波拉尼登峰造极,成为匈牙利最富有的平民时,他娶了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女孩。她就是塞西莉亚,一位俄国女伯爵,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她还是10来岁的少女时,就曾参与炸弹计划——她在俄国皇家仕女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里制作炸弹,她的兄弟也常利用这间实验室谋杀高级警官。这女孩后来逃离俄国,躲藏在苏黎世,老波拉尼就在那儿遇见她,并和她结为连理。我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与她谋面的,她也是波拉尼家人中我遇见的第一个。那时的她,还信奉无政府主义,但已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妇人,口舌锋利得叫人生畏。然而,也有妙语连珠的时候。正如她谈到第一个在英国成立的工党政府:“在其他国家,这一步可说是方向正确,但在英国则不然,因为他们的仆人过于奴颜婢膝。”不过,她常常只是喜欢逞口舌之快,比方说,她听到好友的丈夫因为伪币交易而入狱,就说:“这实在是玛格丽特的福气。她不是常抱怨她先生在外拈花惹草吗?这下子,这个做先生的不得不对她忠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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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波拉尼夫妇有五个儿女:老大奥托,老二阿道夫,老三则为女孩穆希(她必定还有另一个名字,不过没有人听过,也没有人用那名字称呼她),老四和老五就是卡尔和迈克尔。这些孩子一旦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就带他们到一个城堡。那是他买下的地方,就在一望无际的大麦田中央,离最近的城镇约有数里之遥。这些孩子就在严厉的隔离下接受教育,不得和兄弟姊妹有任何的接触。他们能见到的人,只有家教老师: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有瑞士和法国血统,一个则有瑞士和德国血统,还有一个是匈牙利人。这些老师每周只教一名学生,下一周再教另一个,如此周而复始。老波拉尼教导孩子的方法是根据卢梭在《爱弥儿》一书立下的教育规范:孩子一定要彻底和社会的伪善与腐败隔绝。老波拉尼还试着超越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对其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教育。他确实更胜一筹。令人惊异的是,在这种教育法之下,他的孩子果然个个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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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奥托生于19世纪70年代,和父亲一样成为工程师,也像父亲,年纪轻轻的,就离乡背井到瑞士和德国工作。他显然非常工于机械设计,也是一个很快就飞黄腾达的商人。他在1895年左右到意大利,接手一家几近倒闭的机械制造厂。此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奥托·波拉尼(Otto Polanyi)改成奥托·博尔(Otto Pol),并设法使这家工厂起死回生,成为刹车装置、排挡等主要供应商,同时提供零件给一家新公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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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日后著名的菲亚特(Fiat)汽车公司。到了1910年,奥托·博尔已经跻身意大利的顶尖企业家,而且极为富有。这时的他,已是非常忠贞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宣扬马克思主义,他和一些人创办了机关报《前进!》(Avanti),并提供财务支援。他和该报编辑结为好友,也向他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这位编辑年纪尚轻,却懂得煽动人心,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坚决地反政府,他就是墨索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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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博尔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理想,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已经破灭了。他开始在阶级革命之外寻找替代品,企图在未来建立一个“非中产阶级”的社会。墨索里尼本人也疗好自己的创伤,重新站起来。奥托·博尔使他相信未来将是阶级融合的新局面。这样的结合,既非基于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所有的阶级取得共识,为国家的美好而努力,如“一束结合紧密的树枝”(fasces),重现罗马共和的神圣遗产。(Fascists或Fasgisti是由Facio而来,而Facio或Fasces在拉丁文中为“一束”的意思,在政治上指紧密结合的一帮。原指一束桦树或榆树的枝子,用红带子绑在一起,斧头的锋面露在外边,在罗马共和国及帝国时代,长官、总督或皇帝出巡时,由随从拿着在前面开路,象征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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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拉尼不愿谈到他的哥哥奥托。自从奥托信奉法西斯主义后,家人就和他断绝关系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卡尔告诉我,这个哥哥尚在人世,但不再相信自己一手提拔的墨索里尼,且对他日益深恶痛绝。然而,虽然奥托对墨索里尼有提携之功,墨索里尼还是翻脸不认人,也忘了他,奥托最后变成一个颓废而愤世嫉俗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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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老二阿道夫,和父亲老波拉尼一样,从事铁路工程。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年纪轻轻的时候,他就为一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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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程公司在巴西修筑铁路。他爱上了这个国家,并决心在此落地生根。他成为巴西顶尖的工程顾问,起先只有铁路,后来还建筑了港口、发电厂,并参与一些工业建设计划。然而,他主要的兴趣还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就像他的父亲,他知道“基础建设”的重要,如铁路、电厂和港口等,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更是立国之本。巴西最吸引他的地方就是:一个新社会可以在这里形成,不同于欧洲那“堕落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多种族的社会中,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可以融合,创造出现代却不丧失种族色彩、自由却不倾向个人主义的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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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边都是非凡的人物,像社会学家、小说家、音乐家、画家和政治家。这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内,创造出“新巴西”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使巴西有独特的文化和文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开花结果,在现代绘画、现代音乐和现代建筑等文化艺术层面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阿道夫在宣扬“巴西的大陆任务”方面,永远有旺盛的精力。他一直鼓动巴西建立一个新的首都,比方说迁至内陆,远离沿海地区,这样才不至于依赖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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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奥托·博尔,但却不时在卡尔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寓里见到阿道夫。阿道夫也把姓氏改成博尔。那时约是20世纪50年代,阿道夫已经垂垂老矣,差不多是八旬老翁。他是来纽约看病的,就在一年内撒手人寰。当时,他虽年事已高,仍活力充沛,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对未来有独到的见解。从他口中倾泻而出的,是一大堆的人名、地名、梦想和希望,像卡尔念诵那些中国人的名字一样,把人带到另一个世界。阿道夫至少比任何人早十年预见到南北的冲突是必然的——因为一边是已开发、以白人为主的地区,另一边则是贫穷落后的非白人的世界。然而,此时的他,已经被击败了,不再期待巴西成为未来的社会。他说:“顶多是另一个日本罢了,虽不属于西方,却已全盘西化,无异于迈阿密的文化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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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道夫下面的是老三穆希,也许她是波拉尼这一家中最有天分的,然而其创造力却最为短暂。穆希在25岁嫁为人妇后,立刻成为标准的中产阶级女主人。但在她20岁时,穆希·波拉尼小姐可是匈牙利民族运动之星。这个运动在西方,由于音乐家巴尔托克(巴尔托克(Bela Bartók, 1881—1945):匈牙利钢琴家和作曲家,搜集和整理大量民间音乐,作品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和民族特色,1940年移居美国。)和多赫纳尼(多赫纳尼(Erno Dohnnyi,1877—1960):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1948年因受政治迫害,离开匈牙利。作品在匈牙利禁演长达10余年,1949年起以作曲家身份定居美国。)而远近驰名,为试图回归匈牙利文化之根的运动——也就是回归乡土,找回自己的民族艺术、音乐和民间传说。穆希更丰富了这个运动,称之为“农村社会学”,也为其添加了一股政治动力:农民要一致努力,共同创造出未来的社会图像,也就是一个整体,一个集体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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