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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会议室时，杂志经理交给他一张当月的薪资支票。波拉尼两手都提着箱子，因此请我先帮他拿一下支票，他好找支笔来签收。支票在我手上，又没放在信封内，我不得不注意到上面的金额。以1927年奥地利的标准来看，这笔钱可是多得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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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坐电车到了位于贫民区的总站，再换另一条线到一处林立着小工厂和仓库的工业区。到了终点，下了车，走过一排破烂的木屋、废车场，还有几个城市共用的垃圾场，最后才来到一栋孤零零的出租旧公寓。下面的楼层都住满了，我们一路爬上五楼，他还提着那两大箱的文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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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到顶楼了，一片漆黑。门开了，波拉尼的夫人伊洛娜、丈母娘（一位上了年纪、守寡的匈牙利女伯爵），还有他那8岁的独生女，都出来迎接我们。我们立刻坐下，共进晚餐。这真是我这一生吃过的最难以下咽的食物。这样形容一点都不夸张，因为只有一些存放已久、几乎没有削皮、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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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熟的马铃薯，连人造奶油都没有。这可是他们的“圣诞大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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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注意到我，他们对食物也是食之泰然。接着，他们家四个人，包括那个小女孩，都吵得脸红脖子粗，说波拉尼赚的钱下个月怎么够付账单。他们需要的数目实在少得可怜，约略只有波拉尼那张支票的一小部分，也比我在汉堡做练习生的所得要少。这么一点钱实在难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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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实在忍无可忍，于是说道：“请原谅我多管闲事。我在离开编辑会议室时，无意中看到波拉尼博士那张支票上的金额。有了这么一笔钱，不是可以过得挺好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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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人都闭上了嘴，静默像永恒那么长。然后，他们都转过头来瞪着我，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真是好主意！把支票上的钱都用在自己身上！这种事我们可没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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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结结巴巴地说，“大部分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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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夫人严正地说：“我们可不属于’大部分的人’，我们是头脑清楚的人。维也纳到处都是匈牙利难民，不是为了逃离迫害，就是躲避其后的白色恐怖。好多人都无法赚钱谋生。我先生有能力赚钱，因此把他的支票全数捐出，帮助其他贫苦的匈牙利人，是理所当然的事。至于我们所需的生活费，只要他再设法赚一点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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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拉尼在家里五个孩子中，排行第四，父母一样不是等闲之辈。这一家人是我所见所闻中，最了不起而且成就最为惊人的，每一个都非常成功而且深具影响力。但是，最叫人叹为观止的，还是他们全家人，起自维多利亚时期的父亲，乃至卡尔和他的小弟迈克尔，也就是19世纪60年代的那一辈，都致力于超越19世纪，找寻自由的新社会：一个既非中产阶级，也非属于自由派的，欣欣向荣而不为经济所操控的，公有共享且不是马克思集体主义的社会。他们一家人，包括做母亲的，虽然都有自己的一条路，目标却是一致的——让我想到朝着不同方向行进，追寻同一个圣杯的圆桌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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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找到了“答案”，也明白这并不是唯一的解答。从世俗的标准来看，我的确没见过比他们更为成功的一家人。（虽然他们因没能达到自身的期许，而自认是彻底的失败者。）我也没见过有谁像他们一家人那样充满着生命力、有趣，而且精力充沛。在我和他们一家四五个人接触之后，发现卡尔尤为其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最让人好奇，而且是家中最有活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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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没有机会和他的父亲结识。老波拉尼约生于1825年和1830年之间，在匈牙利山间一个小小的犹太村落呱呱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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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48年匈牙利起义，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运动中，老波拉尼就是学生领袖中的一名，而且是其中口才最好的。不到25岁，他就成为匈牙利的游击队指挥官，身陷于无休无止的内战，先是对抗奥地利人，继而与沙皇派来匈牙利镇压的俄国大军交战。最后遭到溃败后，老波拉尼逃到瑞士去学工程，并严格服膺加尔文教派。大约有10年的岁月，他都过着流亡他乡的生活，在全欧各地建筑铁路，从此在土木工程和铁路修筑方面享有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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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50年代末期，当年的反叛者获得特赦后，他才回到匈牙利，决心以另外一种方法，实行1848年革命的原始计划。当时的匈牙利不再和哈布斯堡王朝对抗，而能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已成为一个独特的现代化国家，其文化不以中产阶级为主，而且经济蓬勃发展，以铁路为命脉，并有受到高度保护的现代农业。就在几年内，老波拉尼成为“铁路之王”，一半是因为财务的关系，一半则是因为政治，然而百分之百是投机性的。就像美国和欧洲其他所有的“铁路之王”，他根据自己的理想建筑铁路，也像其他所有的人，因过度扩张而使得亲手缔造的王国崩陷。他在1900年左右去世时，已一文不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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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约是在1868年，老波拉尼登峰造极，成为匈牙利最富有的平民时，他娶了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女孩。她就是塞西莉亚，一位俄国女伯爵，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在她还是10来岁的少女时，就曾参与炸弹计划——她在俄国皇家仕女学校的化学实验室里制作炸弹，她的兄弟也常利用这间实验室谋杀高级警官。这女孩后来逃离俄国，躲藏在苏黎世，老波拉尼就在那儿遇见她，并和她结为连理。我是在20世纪20年代左右与她谋面的，她也是波拉尼家人中我遇见的第一个。那时的她，还信奉无政府主义，但已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妇人，口舌锋利得叫人生畏。然而，也有妙语连珠的时候。正如她谈到第一个在英国成立的工党政府：“在其他国家，这一步可说是方向正确，但在英国则不然，因为他们的仆人过于奴颜婢膝。”不过，她常常只是喜欢逞口舌之快，比方说，她听到好友的丈夫因为伪币交易而入狱，就说：“这实在是玛格丽特的福气。她不是常抱怨她先生在外拈花惹草吗？这下子，这个做先生的不得不对她忠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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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波拉尼夫妇有五个儿女：老大奥托，老二阿道夫，老三则为女孩穆希（她必定还有另一个名字，不过没有人听过，也没有人用那名字称呼她），老四和老五就是卡尔和迈克尔。这些孩子一旦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就带他们到一个城堡。那是他买下的地方，就在一望无际的大麦田中央，离最近的城镇约有数里之遥。这些孩子就在严厉的隔离下接受教育，不得和兄弟姊妹有任何的接触。他们能见到的人，只有家教老师：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有瑞士和法国血统，一个则有瑞士和德国血统，还有一个是匈牙利人。这些老师每周只教一名学生，下一周再教另一个，如此周而复始。老波拉尼教导孩子的方法是根据卢梭在《爱弥儿》一书立下的教育规范：孩子一定要彻底和社会的伪善与腐败隔绝。老波拉尼还试着超越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对其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教育。他确实更胜一筹。令人惊异的是，在这种教育法之下，他的孩子果然个个不同凡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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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奥托生于19世纪70年代，和父亲一样成为工程师，也像父亲，年纪轻轻的，就离乡背井到瑞士和德国工作。他显然非常工于机械设计，也是一个很快就飞黄腾达的商人。他在1895年左右到意大利，接手一家几近倒闭的机械制造厂。此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奥托·波拉尼（Otto Polanyi）改成奥托·博尔（Otto Pol），并设法使这家工厂起死回生，成为刹车装置、排挡等主要供应商，同时提供零件给一家新公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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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日后著名的菲亚特（Fiat）汽车公司。到了1910年，奥托·博尔已经跻身意大利的顶尖企业家，而且极为富有。这时的他，已是非常忠贞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宣扬马克思主义，他和一些人创办了机关报《前进！》（Avanti），并提供财务支援。他和该报编辑结为好友，也向他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这位编辑年纪尚轻，却懂得煽动人心，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更坚决地反政府，他就是墨索里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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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博尔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理想，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后，已经破灭了。他开始在阶级革命之外寻找替代品，企图在未来建立一个“非中产阶级”的社会。墨索里尼本人也疗好自己的创伤，重新站起来。奥托·博尔使他相信未来将是阶级融合的新局面。这样的结合，既非基于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所有的阶级取得共识，为国家的美好而努力，如“一束结合紧密的树枝”（fasces），重现罗马共和的神圣遗产。（Fascists或Fasgisti是由Facio而来，而Facio或Fasces在拉丁文中为“一束”的意思，在政治上指紧密结合的一帮。原指一束桦树或榆树的枝子，用红带子绑在一起，斧头的锋面露在外边，在罗马共和国及帝国时代，长官、总督或皇帝出巡时，由随从拿着在前面开路，象征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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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波拉尼不愿谈到他的哥哥奥托。自从奥托信奉法西斯主义后，家人就和他断绝关系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卡尔告诉我，这个哥哥尚在人世，但不再相信自己一手提拔的墨索里尼，且对他日益深恶痛绝。然而，虽然奥托对墨索里尼有提携之功，墨索里尼还是翻脸不认人，也忘了他，奥托最后变成一个颓废而愤世嫉俗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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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的老二阿道夫，和父亲老波拉尼一样，从事铁路工程。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年纪轻轻的时候，他就为一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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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程公司在巴西修筑铁路。他爱上了这个国家，并决心在此落地生根。他成为巴西顶尖的工程顾问，起先只有铁路，后来还建筑了港口、发电厂，并参与一些工业建设计划。然而，他主要的兴趣还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就像他的父亲，他知道“基础建设”的重要，如铁路、电厂和港口等，不但是经济发展的引擎，更是立国之本。巴西最吸引他的地方就是：一个新社会可以在这里形成，不同于欧洲那“堕落的资本主义”。在这个多种族的社会中，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可以融合，创造出现代却不丧失种族色彩、自由却不倾向个人主义的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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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边都是非凡的人物，像社会学家、小说家、音乐家、画家和政治家。这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内，创造出“新巴西”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使巴西有独特的文化和文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开花结果，在现代绘画、现代音乐和现代建筑等文化艺术层面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阿道夫在宣扬“巴西的大陆任务”方面，永远有旺盛的精力。他一直鼓动巴西建立一个新的首都，比方说迁至内陆，远离沿海地区，这样才不至于依赖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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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奥托·博尔，但却不时在卡尔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公寓里见到阿道夫。阿道夫也把姓氏改成博尔。那时约是20世纪50年代，阿道夫已经垂垂老矣，差不多是八旬老翁。他是来纽约看病的，就在一年内撒手人寰。当时，他虽年事已高，仍活力充沛，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对未来有独到的见解。从他口中倾泻而出的，是一大堆的人名、地名、梦想和希望，像卡尔念诵那些中国人的名字一样，把人带到另一个世界。阿道夫至少比任何人早十年预见到南北的冲突是必然的——因为一边是已开发、以白人为主的地区，另一边则是贫穷落后的非白人的世界。然而，此时的他，已经被击败了，不再期待巴西成为未来的社会。他说：“顶多是另一个日本罢了，虽不属于西方，却已全盘西化，无异于迈阿密的文化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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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道夫下面的是老三穆希，也许她是波拉尼这一家中最有天分的，然而其创造力却最为短暂。穆希在25岁嫁为人妇后，立刻成为标准的中产阶级女主人。但在她20岁时，穆希·波拉尼小姐可是匈牙利民族运动之星。这个运动在西方，由于音乐家巴尔托克（巴尔托克（Bela Bartók， 1881—1945）：匈牙利钢琴家和作曲家，搜集和整理大量民间音乐，作品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和民族特色，1940年移居美国。）和多赫纳尼（多赫纳尼（Erno Dohnnyi,1877—1960）：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1948年因受政治迫害，离开匈牙利。作品在匈牙利禁演长达10余年，1949年起以作曲家身份定居美国。）而远近驰名，为试图回归匈牙利文化之根的运动——也就是回归乡土，找回自己的民族艺术、音乐和民间传说。穆希更丰富了这个运动，称之为“农村社会学”，也为其添加了一股政治动力：农民要一致努力，共同创造出未来的社会图像，也就是一个整体，一个集体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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