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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希还只是19岁的少女时，她就创办了一本杂志，大半的文章都是自己撰写的，影响所及遍布多瑙河盆地，直至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在古匈牙利的非马扎尔人地带，例如克罗地亚。这个民族运动更引发了“绿色前线”运动，也就是提倡农业合作和民主的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这是蔚为强大的政治力量。为世人所知的铁托（铁托（Marshal Tito，1892—1980）：南斯拉夫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曾领导游击队抵抗法西斯侵略者，解放后任联邦政府总理，在国际上倡导不结盟运动。）就是克罗地亚的农村社会学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穆希·波拉尼的信徒，那时的他不叫铁托，原名为布洛尤维奇（Josip Brozovitch)。而南斯拉夫特有的乡村自治区和自治垦殖区等概念是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说铁托是个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异教徒”。这话很对，因为铁托的概念就是源自穆希在1900年提出的“农村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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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希投入社会运动只有短短几年，然而她留下的小册子、杂志、文章和演说却是本世纪最有趣的社会实验，也是以色列集体居民组织“基布兹”（基布兹（kibbutz)：又称集体农庄，希伯来语是Qibbtz，一般从事农业，但也从事工业活动。所有财富皆归公有，收益用于成员的食、衣、住、社会服务和医疗服务，所余再投资于居留地。成人有私人住宅，儿童则集体住在一起。1948年以色列成立以来，各居民组织的人身和财产趋向私有。20世纪末以色列约有200个以上的基布兹，总人口约10万人。其民主和人人平等的特色，对以色列早期社会有重大影响。）得以诞生的原因之一。在穆希的朋友和信徒中，德国社会学和经济学家奥本海默也在其中。奥本海默一开始是个浪漫的社会主义者，追随拉萨尔（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928—1864）：德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发言人、马克思的门徒、德国工人运动的创始者之一。），而非马克思，后来才转向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他在1900年左右，积极参与犹太复国运动（犹太复国运动（Zionist)：一种在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的主张。），并成为赫茨尔（赫茨尔（Theodor Herzl，1860—1904）：犹太复国运动的创始人。他认为，如果要对付排犹主义，只有让犹太人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并有组织地移居到自己的国家。）最亲密的伙伴。赫茨尔设计犹太人在圣地的第一个群落，亦即以色列第一个集体居民组织时，就向奥本海默请教。然而他们创设集体农场的蓝图——那如田园诗的农民共同社区——其高度的文化和简朴的生活，就是按照穆希·波拉尼的理想策划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既非倾向“资本主义”，也非“共产主义”，而是属于“真正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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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希的寿命很长，20世纪60年代末期逝于纽约。她一直是个美人，其实波拉尼一家人的相貌都很出色。可惜，她提早60年放弃了自己的才华——1905年左右，她刚在社会运动方面展现过人的实力时，就嫁为人妇，专注于养儿育女，对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婚后，她再也没有写过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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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家中最小的是迈克尔，是1891年才出生的孩子，因此比老大奥托和老二阿道夫几乎小了20岁。然而，他却是波拉尼家最出名的一个，至少好些人听过他的名字。不到30岁，迈克尔这个年轻的科学家就在柏林当爱因斯坦的助手。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一度是诺贝尔奖的候选人，问题只是该算化学奖，还是物理奖。希特勒入侵时，他跑到英国，在曼彻斯特担任化学教授。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却改变了研究领域，转向哲学发展。一开始，他像其他所有的家人，关心社会和社会化的过程，试着在科学中找答案。但是，他很快就放弃了，并成为怀抱人道主义的哲学家，反对实证主义、传统自由派的理性主义，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下那种集体主义。对迈克尔·波拉尼而言，人都是孤立的个体，而个人是基于价值和伦理，而非逻辑和理智。他的作品，最为人知的就是《超越虚无》（Beyond Nihilism)，迈克尔在其中提出他关心的议题，并提出答案。迈克尔·波拉尼可谓现代的斯多噶派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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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是波拉尼家的老四，排行在穆希之后，迈克尔之前。他们一家，除了奥托外，我都认识，但只有卡尔和我成为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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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穆希，卡尔从小就崭露过人的天赋，也和穆希一样，他的才华在早年就已燃烧殆尽；和穆希不同的是，他在几近60岁的时候，还打算重来，而进入另一个充满创造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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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20岁前，曾在布达佩斯攻读法律，和富有的匈牙利贵族卡罗依伯爵（Michael Karolyi）结交。卡罗依伯爵后来创立匈牙利自由党，不久就成为该党党报的主笔和编辑。然而这个自由党却完全不为国人接受，正因在所有匈牙利政党中，只有这个党反对压迫非匈牙利人，并主张人人平等，不管是斯洛伐克人、克罗地西亚人或罗马尼亚人都可平起平坐，却使匈牙利人在自己的王国内成为少数。当时，加入自由党的，几乎都是罪犯。尽管卡罗依声名显著，而且极为富有，也不得不流亡国外。然而卡尔·波拉尼却是匈牙利最受欢迎的演说家，不到25岁就当选国会议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军，担任军官，结果身受重伤。在医院接受治疗时，他遇见一个非常年轻的护士，并坠入情网，于是娶她为妻。她就是出身于古老士绅家庭的伊洛娜，父亲曾为铁路局局长。那铁路本来是卡尔的父亲老波拉尼的，因为破产而被匈牙利政府接收。伊洛娜和卡尔结婚时才17岁，但已是个老练的政治家，曾因反战活动被捕，也是当时地下共产党组织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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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刚结婚时，卡尔的伤势还未完全复原，匈牙利就宣告战败。卡罗依伯爵此时已流亡归来，出任匈牙利的行政院长，并延揽卡尔入阁，请他担任司法部长。6个月后，共产党人推翻了卡罗依，卡尔于是逃亡到维也纳，成为难民。过了3个月，原本热衷于共产主义的伊洛娜脱离了共产党，并和老母及刚出世的女儿到维也纳去和卡尔相会。卡尔在《奥地利经济学家》谋得编辑一职，很快就晋升为副总编辑，而且是该期刊最好的作家。过了几年，我才遇见他。伊洛娜也开始研究物理，并把他们的女儿抚养长大。那时，卡尔已经40多岁了，收入颇为丰厚，对灿烂的过去似乎十分满意。我告诉父亲在编辑会议上遇到他的经过，父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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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知道卡尔·波拉尼这个人。他过去的确很辉煌，但现在已光华不再，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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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卡尔并没有一直待在《奥地利经济学家》以写政论终老一生。6年后，他失业了，一方面是由于景况不佳，一方面因为纳粹在德国掌权后，该杂志已经不得在德国发行了。还有一个因素则是奥地利本国右翼的兴起。于是他到了英国，在那儿他还有些贵格会的老朋友。接下来的几年，他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有时在工人教育联盟授课，有时帮一些不知名的小杂志写文章，赚个几文钱。此外，由于他那些贵格会老友的大力支援，他才得以独自到美国做几场演说，然而待遇却是寒酸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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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几年，我开始有机会常常见到他，并和他结识。我在卡尔之前搬到英国，不久就养成在星期天早上一同散步的习惯。就在1937年，我和妻移居美国后，每回他到美国，必定前来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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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在那几年受了不少苦。我在1927年圣诞的编辑会议和他初相见时，就已了解他当时说的并非如同事所言，只是“臆测”，而是分析得来的。他有一种神秘的直觉，能洞察先机。但在离开维也纳、漂泊不定的那几年，他真是开始“臆测”，一展过人的想象力。尽管他已有不少政治经验，还是天真地以为执政者是纯熟、机灵且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并怀疑处处都有阴谋和策划已久的反动计划。他从前是解读新闻，现在则是编造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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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回，大约是1938年的3月1日，我们在纽约长谈。他刚从英国来美，而我正打算前往英国。我告诉他，想到希特勒即将入侵奥地利，实在忧心如焚。他告诉我：“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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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用不着担心。“我很惊讶他这么说，因为希特勒已经公然威胁奥地利，他的大军也开始集结在奥地利边境了。”没错，“卡尔答道，”假如他对着奥地利大吼大叫，一定不会入侵的。最危险的国家就是希特勒没有恐吓到的。我想，他一定会向瑞士进军。“10天后，我在大西洋驶向英国的轮船上时，希特勒已经进攻奥地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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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在1940年的春天，“舆论战”进行的那几个月，卡尔把伊洛娜留在英国，独自到美国来做几场演说，希望大家相信，不会再有战争了。他说：“再清楚不过的是，希特勒、俄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已经达成秘密协议，计划攻击中国，进行瓜分。欧洲的战争只是个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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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中，每当我听到卡尔谈论政治，总想起拿破仑麾下的首席外交官塔列朗（Talleyrand）的老故事：有个同事的噩耗传到他耳朵里时，他说：“他是什么意思？”我想，卡尔似乎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但这样评论他，或许并不公平，他可能只是走在时代之前而已。在卡尔死后，如水门事件的政治现实，最后证明和他的想象颇为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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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他还是相当杰出而富有新意的人，亲切、慷慨，不时面带点亮冬夜的微笑，并拥有一种内在的清明——环境愈是险恶，愈能显示出他的不乱。在1940年的6月，闪电战开始，舆论战结束，卡尔暂时回不得英国，我和妻子都很高兴他能在我们租来的北佛蒙特避暑小屋住几周。当时，我们第一个孩子凯瑟琳还不到两岁，不但不怕生，还跟他很亲。那个夏天，每晚我们都在收音机旁，听那些可怕的新闻——法国倒下了，敦刻尔克失守，以及不列颠的战役。之后，卡尔几乎不能成眠，总是整个晚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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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沉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第二天一早，他一听到凯瑟琳在婴儿床里翻动的声音，马上走到她的房间，告诉她所有的想法，问她问题，好像要在她身上试验自己的理论一样。当然，宝宝不懂他说的任何一个字。特别是他说起话来快得像机关枪，又像是诵经的声调，正如多年前他念着那些中国人的名字。然而，凯瑟琳完全被他迷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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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个星期，尽管梦魇一般，对我来说，倒是颇为“多产”的一段时期，对卡尔来说，也是个转折点。一年半以前，也就是在1939年的春天，我出版了第一本重要的著作《经济人的终结》（The End of Economic Man），试着分析纳粹主义之根，并论及欧洲自由主义和人道传统的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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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多年来我一直在构思一本书，从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掌权时起，我就开始思索，想写一本探讨未来而非过去的书，讨论以后政治与社会整合的问题，并假定希特勒终将被击溃。到了1940年，我才开始动笔，两年后，终于出版了，书名为《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一开始是以社会迈向组织型的社会（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为讨论的焦点，以及有关这组织型社会的情况、功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组织管理的种种问题；这些都是二战后世界将要面对的主要课题。《工业人的未来》提出的要点，现在看来几乎是稀松平常，但却是第一本处理这样主题的书，书中论及：企业体或任何组织，就是一个经济有机体，可说是社会组织，是一个集体，也是个社会。我对机构管理的兴趣，也从这本书起奠定基础，使我开始注意管理的问题。也因为这本书，几年后通用汽车公司请我分析其高层组织结构和公司政策。我的第一本“管理专书”——《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也因此而诞生［英国版书名为《大企业》（Big Business）］，成书时间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出版则是在1946年。之后，我的写作方向大抵是以社会、政治和管理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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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蒙特的那个夏天，我正埋首于《工业人的未来》一书的草稿，并准备拿卡尔来试试我的理念。他和平常一样感兴趣，给我许多鼓励，也很热忱，却不认同我所谓的“保守的写作态度”。这使得他必须把自己的想法澄清一下。很快地，卡尔自己和我终于明白，在卡尔的脑中也有一部巨著正在酝酿之中，虽然仍片片断断、杂乱无章，而且没有焦点，但已有了雏形，只要他有时间和财力支援，一两年之内成书应该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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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卡尔恰巧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有一次，卡尔启程到中西部去演讲，我刚回纽约，一家在南佛蒙特的学院的校长打电话来。他们虽只是一家小型女子学院，但素质很高。他问我可否在冬季和春季莅临本宁顿学院讲学一周，我欣然同意。接着校长又说，他们需要一位政治学和经济学方面的学者，问我有没有适当的人选推荐给他们。洛克菲勒基金会同意给他们一笔补助金，条件是这个学者必须提交一本经济史或社会史方面的著作。当然，我说，我已经想到了最好的人选。于是，卡尔·波拉尼在1941年初到了本宁顿学院，伊洛娜也去了，虽然她没有正式的文凭，该校还是聘她教授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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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后，1942年夏天，我也搬到本宁顿，正式在那儿任教，《工业人的未来》也定稿了。卡尔那时才开始动笔写书，需要一个听众听他阐述理念，并提供意见。在1942年年底至1943年战事仍在进行。年初，因为石油缺乏，本宁顿学院被迫停课3个月。我的书刚好完成，下一本也还没有开始，所以有不少时间。一星期总有两三次，我和女儿凯瑟琳踩着积雪走到波拉尼家的小屋，看看他的书——《大转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写得如何了。凯瑟琳已经四岁多，如同当年，臣服在卡尔的魔力之下。后来，这本书成了他唯一完成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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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转型》一书中，卡尔试图重写工业革命的历史。他论道，使英国社会和经济产生变革的原因，不是机器或是先前世界贸易突然蓬勃所致，也非由于“农业革命”产生的过剩资本，而是由于市场系统的延伸、超越货品贸易和资本交易的“供需法则”，加上其他两项“生产的主因”，也就是土地与劳力，特别是后者，亦即就业以及人民的生计。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主题，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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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卡尔而言，经济史只是一种工具，一则用来替代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一则寻找能提供经济发展、安定、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他认为，《大转型》一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发展出的经济和社会融合的理论模式。他的目的是要说明，市场并非唯一可能的经济体系，也未必是最先进的一种，此外，还有另一个选择，和经济、社群互相调和，并使经济成长和个人自由并行而不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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