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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魏玛共和的德国年轻人中，主张普鲁士君主政体者，可说是绝无仅有。即使有对君主政体恋恋不舍的，也总是属于老一辈的。但是克雷默和俾斯麦一样，认为德国需要一个具有“父亲”形象的人来带领，除非他们有一个正统、合法的国王，否则将沦为独裁者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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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克雷默对皇帝（Kaiser）并不抱着幻想。他很清楚这位皇帝不但反复无常、爱慕虚荣，而且缺乏判断力，但他是正统的领导人，所以克雷默尊他为合法的元首。虽然这位皇帝——威廉二世已流亡至荷兰，垂垂老矣，但克雷默每年都会拍电报为他祝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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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克雷默心中的普鲁士而言，或许比佩戴单眼镜或穿马靴上法学院的行径更不合时宜。假若克雷默的普鲁士曾经存在过，不是在1848年以前逝去，就是随着俾斯麦以及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成立而告终。他心目中的普鲁士是由一些小扈从组成的［“容克”（Junker）原指年轻人，也就是骑士的扈从］——他们只有几亩多沙不毛的土地，必须从事地方公职或是加入步兵团，才能从节衣缩食的政府那儿得到一点补给。这个阶级的女英雄就是普鲁士皇后。据说，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拿破仑战争：指1799年至1815年法国在拿破仑一世率领下，与英国、普鲁士、俄国、奥地利之间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她亲手修改舞会的衣裳，好再穿一季。这个普鲁士以纪律和恪守法律为傲，从皇帝到贩夫走卒一律奉行不辍。他们的教育程度不高，更别提文化修养，但是非常虔诚，严守狭隘却不失感性的路德教规。这样的普鲁士是个军事国家，但却宣扬教理，也力行职业军人的美德：诚实、谦虚、自制，而且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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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普鲁士，也就是克雷默心目中的理想国，有何优点和限制，在克雷默出生前50年已渐渐消失在金钱和权力之中，剩余的部分，又遭俾斯麦无情地腐蚀、破坏和毒害。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尽管俾斯麦流着容克的血液，姿态保守，却是19世纪最阴险、极端的革命分子。在俾斯麦完成“大业”后，古普鲁士的美、恶皆已不再，而成一个虚浮、暴发户似的自大又好吹嘘的帝国。自制、严谨，视贫穷为美德，以军人戒律为最高成就的容克，已为好大喜功的贵族取代。俾斯麦最后成为大公，集富贵荣华、高功厚禄于一身，大银行家和企业大亨更是馈赠无数。从此，古普鲁士的风采仅存于教科书上的修辞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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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古普鲁士与其说是个“领土”，倒不如称之为“理念”，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述：“经由军队呈现的理念。”几乎所有“伟大的普鲁士人”，直至19世纪中叶，都是在理念的感召下，从普鲁士以外的国度而来。以毛奇（毛奇（Helmuth von Moltke， 1800—1891）：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出身于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士官学校，1822年转到普鲁士军队服役，后因战功被封为伯爵，再晋升为元帅，普法战争后任总参谋长。聪明过人，沉默寡言，精通七国语言，除军事上的成就，还被认为是19世纪德国散文大师。）为例，他建立了普鲁士军队，在1866年首度击败奥地利人，接着又在1870年到1871年间打败法国，使德国得以统一。其实，他的出身和血统都是源于丹麦。抱着普鲁士理念的政治哲学家斯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恰好在俾斯麦掌权前去世，约在19世纪50年代），则是在巴伐利亚首都慕尼黑出生的犹太人。克雷默这个生于莱茵地域的非普鲁士人，也是因服膺古普鲁士的理念，而跟随这个古老的传统。事实上，他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古普鲁士已亡，但复兴古普鲁士却是拯救德国和整个欧洲的唯一之道。不然，由于“丑陋的德国人”之高傲自大和贪婪，或是“善良的德国人”之昏庸无能，德国也好，欧洲也好，都会走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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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俾斯麦塑造的德国之下，那些“丑陋的德国人”不是傲慢，就是奴颜婢膝、贪得无厌，而且蛮横、专制、好侵略，恃强凌弱。最佳写照该是福斯特（E．M．Forster）小说《绿苑春浓》（《绿苑春浓》（Howards End）：另一译名为《此情可问天》。）中提到的德国表兄妹。我认为那是福斯特的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也是20世纪最细致的英国散文作品。《绿苑春浓》可以当做一则有关英国阶级系统的寓言。在这部小说中可见，维系欧洲社会的礼仪已经开始瓦解了。那对德国表兄妹虽未在《绿苑春浓》中登场，但是他们的丑陋、骄慢，以及目中无人的优越感却是笼罩全书的阴影。《绿苑春浓》是在1912年问世的，几年后，“丑陋的德国人”果然成了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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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国人不尽是如此，也有“善良的德国人”，也就是有点伤感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喜爱音乐和啤酒，非常和善，也是典型人物，每一个时代都可得见其真实身影——布兰特（布兰特（Willy Brandt，1913—）：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总理，坚决支持欧洲联合，努力改善东西方关系，获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1974年因其私人助理被揭露为间谍，被迫辞职。）就是一例。把他们刻画得最为逼真的是英国作品，也就是凯恩斯论梅尔希奥（Dr．Melchior）那篇大作。梅尔希奥是个出身犹太的银行家，非常爱国，可谓真正的欧洲人，在希特勒上台后，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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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憎恨“丑陋的德国人”，尊敬“善良的德国人”，但是他不相信自己能打败“丑陋的德国人”，他认为“善良的德国人”正因主张自由主义，感伤而过于和善，因此缺乏抵挡恶势力的政治力量，也没有复杂巧妙的政治手腕来弄权。我和他针对这一点进行辩论的时候，他说俾斯麦就是利用“善良的德国人”，也就是他那个时代自由主义者的规矩和天真，加以颠覆、压服，最后进行对德国自由主义的破坏。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当然，在我们进行辩论的那几年，魏玛共和又教了我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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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克雷默的结论就是，只有“第三种德国人”（third German）能教我们自制并获得政治的主控权；只有“第三种德国人”不但能获得权力，也能善加运用。这“第三种德国人”反对在纳粹标志下急速窜起的丑恶与野蛮，也反对那好心、规矩却柔弱、胆怯的“善良的德国人”所持之自由主义——这“第三种德国人”就是理想的古普鲁士人：贫穷而知足，骄傲而敬天，穿着制服、佩戴武器，但服从正统、合法的权威，且在军官和绅士分际下，展现自制。因此，他所有的奇习怪癖——单眼镜、独木舟上挂着德国皇家海军战旗、白袜、马靴和马裤，都是明明白白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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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知有多少次，我不厌其烦地解释为何克雷默不是纳粹分子，也不可能是纳粹，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他正是一个真正保守的人。那时，克雷默已加入美军和纳粹作战。美军情报单位却很难相信他。调查员一再地到我这儿来盘查，每次总是摇头离开。对美国人而言，特别是在那几年，只有两种传统的德国人，“自成一格的普鲁士保守人士”一定有问题。不管克雷默的观念和行为如何浪漫，我们都不可忽略这个事实：反纳粹最有力的，正是老派的、前俾斯麦的“保守人士”，或者是前俾斯麦的路德教友。在1944年7月，冒着一死刺杀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伯爵（Count Stauffenberg），以及前莱比锡市长格德勒（Dr.Goerdeler），都是“普鲁士保守人士”，领导教徒抵抗纳粹的尼默勒（尼默勒（Pastor Niemoeller，1892—1984）：德国基督教牧师、神学家、反纳粹人士。1931年在柏林市郊高级住宅区达勒姆任牧师，两年后创建牧师应变联盟，反对纳粹干涉教会事务。）也是，这位前潜水艇指挥官信奉的就是秉持古风的普鲁士路德教派，并主张君主政体。克雷默一开始就知道除非借由外力，否则难以阻止希特勒，于是离开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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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本人并没有对我解释他的政治信念和哲学。我必须从偶尔得到的线索、参考资料，以及他告诉我拍给前德皇的生日贺电等去拼凑他的故事。但是，到了我们相当熟稔后，他就开始畅谈自己的理想。他说，他这一生真的只有两大抱负：一是成为军方参谋总长的政治顾问，二是做外交大臣的政治导师。于是我问：“克雷默，为什么你自己不来做参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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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或是外交大臣呢？“他则回答：”不可能。我是个思想家，而非行动者。我不是属于聚光灯下的人物，此外，我这个人不做公众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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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了，这就是典型的克雷默。这两大抱负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天方夜谭。哪一个参谋顾问会来自战败解体的德国呢？即使有，像克雷默这么一个平民，想进参谋总部和想当教皇一样机会渺茫。至于外交大臣的政治导师，这个角色该是由伟大的外交家或是资深的政治人物来扮演，比方说梅特涅（Metternich）或迪斯累里（迪斯累里（Disraeli，1804—1881）：英国政治家和小说家。两度任首相。任内极力推行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第一个重大成就是解决苏伊士运河公司的股份问题。）之流，而不是他——小腓·克雷默，一个来自法兰克福或杜赛尔多夫，原本想当德国地方法院法官的法律研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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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腓也知道他的抱负不可能有实现的一天。但是，他还是说：“这就是我这一生想得到的，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我深信，要是小腓知道他的心愿有实现的可能，或者真的成为事实，一定不会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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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真的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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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希特勒掌权时，克雷默的学业刚好告一个段落，已取得国际法的博士学位，且完成了一半为期三年的法院实习生涯。一般而言，德国律师在考执照之前，必须先在法院服务。于是他跑到他母亲建校的小镇，跟随一名法官做书记；还是老样子，穿着马靴和骑装。克雷默当时新婚不久，新娘是个名叫布里塔的瑞典女孩，以前也参加过一两个学期的国际法研讨会。但是，就在纳粹明令驱逐所有的犹太法官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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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生时，他毫不犹豫地提出辞呈，立刻离开德国——他的荣誉心不许他与这么一个不名誉且没有法律规范的政体发生任何关联。于是，他到了意大利，抵达的那一刻，一句意大利语都不会，不出一年，他已经通过了意大利文的考试，使他在德国得到的博士学位生效，并以意大利文在罗马大学教授国际法。很快地，他的瑞典妻子也来和他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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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夏天，也就是1934年夏，克雷默在索瑞多湾度假时，划着独木舟，和往日一样，在船尾悬挂着前德国皇家海军的三角旗。纳粹有个海军武官正好也在那儿，却愚蠢到向意大利的外交部抗议，说克雷默此举是对纳粹海军的“侮辱”。当时的纳粹海军旗当然还是炫耀式地以纳粹标志为主题，日耳曼帝国的黑、白、红三色为背景。有人请克雷默拿下船尾的旗帜，他非但不从，反而到法院进行诉讼，声明根据国际法，他有权在位于领海的私人船头上悬挂私人旗帜。这个官司一直打到意大利最高法院，结果克雷默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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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几年，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可说是死对头。事实上，在1934年，希特勒首次试图在奥地利建立纳粹政府时，墨索里尼就曾威胁德国不得如此，结果希特勒果然作罢。克雷默的案子因此格外轰动，整个意大利都在窃笑纳粹这次的出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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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纳粹一点都不觉得这件事可笑。到了1937年或1938年，墨索里尼已成了希特勒的盟友。因此，克雷默的朋友都劝他尽快离开意大利，因为纳粹会要他的脑袋。那时，克雷默的太太刚产下一子，而克雷默的母亲依旧在德国管理她一手建立的学校。她不但大肆扩张，还收留一些父母受到纳粹政治迫害的学生，供他们吃住。那所学校因处于偏远的山区，纳粹也就不加理睬。因此他的母亲可以收留他的妻儿，直到他找到新的工作为止。于是，我帮克雷默取得美国护照，帮他在华盛顿美国大学取得教职，教授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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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腓约在1939年春抵达美国。我催他快把太太和孩子接来，但是他想等几个月。到了他决定接他们来时，已是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他的妻儿也就困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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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美国也参战了。就在珍珠港事件后的几天内，克雷默被征召入伍，成为一名二等兵。他第一次执行战斗任务，就表现非凡，从此平步青云。到了战争结束时，他已在巴顿将军麾下官拜上校或准将，协助该军团的参谋总长取下雷马根桥，首度越过莱茵地区。4天之后，克雷默来到了他母亲兴学的小镇，奇迹般地发现他的母亲和妻儿还在人世。他们不只一次遭到纳粹的胁迫、逮捕和盘问，但是最后都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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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克雷默实现了第一个抱负。他解甲归田后，成为美军参谋总长的欧洲政治顾问。他的头衔不很起眼，只是“资深政策分析员”而已。而一名“政策分析员”是不会被送到美国的军事学院深造的，那是将官以上的待遇。但是，克雷默却得以进入军事学院，后来还在那儿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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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很小，就像他呆过的每一间办公室，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各种语言写的书本、杂志和报纸等。这间办公室是参谋总长办公厅的一部分，有一个密门直通参谋总长的房间。在肯尼迪执政的前几年，我曾去过那儿。在那两小时中，参谋总长至少有七八次，把头探进克雷默的办公室，说道：“克雷默博士，可以帮我一点忙吗？”最后，这个小腓终于被叫进去和众将军开保密会议。在他去开会前，我半打趣地问他说：“你仍旧想做顾问，还是指挥官？”“德鲁克先生啊，”他严肃地说，“您应该最清楚了，没有比策略的制定更为重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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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克雷默邀我到他家共进晚餐。他在结束五角大楼的会议后，到我下榻的饭店来接我。他开着白色奔驰，车上插着一面十三州的旗帜（当年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的特灵顿一役陷入苦战时，就是打着这面旗子），还是戴着单眼镜，穿着剪裁优美的马裤和光可鉴人的马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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