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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卡尔自己却陷入极度的沮丧。对他而言，不管是史前史还是文化人类学仍次于他所追求的“另一个选择”，也就是寻找一个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健全社会。他真正想在经济史里找到的是一把未来之钥。然而，他所发现的，却只是一个愈来愈神秘难解的过去。他越深入史前史，研究原始经济，深究古典和古典前的遗产，那个美好的、“非市场”的社会，就越来越遥不可及。卡尔的才智不仅止于看出达荷美的黑人王国就是哈利（哈利（Alex Haley，1921—）：美国作家，描写黑人的奋斗，使所有的人以自己的传统自豪。第一部重要著作为《马尔科姆·X自传》（1965），最成功的作品是《根：一个美国家庭的历史》（1976）。）以半小说文体写成的《根》（Roots）一书中呈现的人间乐园，更为哈利先祖的达荷美深深吸引。他们建立了一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的安定社会和健全经济；市场贸易仅限于进出口，和内在经济严格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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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接着发现的，却让他震慑不已——原来这种安定正是基于奴隶的贩卖与交易。事实上，他偶然发现的这一点，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为人所知了。原本爱好自由和和谐的黑色种族社会，之所以有奴隶的贩卖和掠夺等事情，都是由邪恶的外来者（例如东方的阿拉伯人和西方的白人）用强力造成的——这一点实在是个错误。引进奴隶的正是黑人国王与首领自己，他们组织、训练这些奴隶，并支持掠夺奴隶的行动。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削弱非自己种族或王国的敌人，或毁灭他们，另一方面是想获得枪支等交易货品以统治自己的臣民，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维系这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的社群的内在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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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研究16、17世纪的西非到古典希腊，也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时，又受到同样的震撼——正是奴隶制度和有组织的奴隶掠夺，让这些奴隶对抗自己的种族、自己的语言以及自己的血肉，因此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才能得到经济发展和自由，建立一个基于互惠和重新分配而非市场的经济体制，并制定社群内的关系，把劳力放在市场的体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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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曼彻斯特学派（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19世纪英国部分产业资本家及知识分子组成的派别，以Richard Cobden和John Bright为代表，主张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主义。）中主张“放任政策”（laissez-faire）的自由派宣称——市场是农奴制度外唯一的选择。波拉尼这一家，从父亲开始，若有共同的信念，那就是一致认为这是个错误。事实上，曼彻斯特自由派秉持的市场信条，可说是波拉尼家的夙敌。波拉尼这一家无不汲汲于寻求另一个选择，不管是奥托早期的法西斯主义、阿道夫那浪漫的巴西、穆希的《农村社会学》、迈克尔的自律及主张没有欲念的个人，乃至于卡尔的“经济整合的社会原则”皆是。但是卡尔对于史前史、原始经济学和古典遗产钻研越深，就得到越多的证据，证明李嘉图和边沁（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对19世纪思想改革有显著影响。）的市场信条是可憎可鄙的，和卡尔同时代的令人敬畏的米瑟斯（Ludwig von Mises）及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Frederick Hayek）也好不到哪里。于是，卡尔退缩到注解的世界，越来越深入人类学以及纯学术的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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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几年，每个月我至少都会去看卡尔一次。他住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员宿舍——一栋年久失修的小公寓，房间阴森森的，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书本、手册、文章和信件。窗户紧闭，暖气一直开着，然而卡尔还是觉得冷，因此用一层又一层破破烂烂的毛衣把自己裹起来。从外表看来，他似乎一点儿也没变，笑声还是低沉而充满爆发力，也和往常一样开朗、口若悬河。每次见到我，他总是急于一吐心中关切的研究，连询问我的工作和家人等开场白都省了。他依然喜欢高声念着奇特的名字，几年前从他口中倾泻而出的是中国人的名字和未来，慢慢地变成在小亚细亚挖掘出的铜器时代遗址，或是5000年前苏美尔人楔形文字所记录的地方官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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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喜欢预测新闻背后的“真相”，聪敏和思绪的错综复杂，一如往昔。然而，在政治方面，他现在感兴趣的，并非世界强权之争，而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之间深层的权力斗争与权谋。他还是常常谈到寻找“另一个选择”，以及人类自由和经济发展如何取得和谐。每一次，在原始文化或古文化进行新的研究计划时，他还是期待能从中找到心目中那“另一个选择”。然后，差不多有几个星期，他又充满青春的活力与热忱。但接着又转向古物研究、细枝末节、文本批评和版本修订等“学究”工作。以前，他可能过于大而化之，但是慢慢地他变得只会追逐注脚。偶尔灵光乍现，这个步入晚年的卡尔·波拉尼——也许该说是青春的卡尔重现了吧——才有惊人之语。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在纽约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说：“原先，我希望现代中国产生另一个孔子。但是现在看来，却没有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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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70岁时，也就是在1956年，从哥伦比亚大学退休。之后，和伊洛娜搬到多伦多，8年后撒手人寰。他们的独生女嫁给加拿大人。晚年的他，还算快乐，至少可说相当满足。他继续进行研究，例如近东地区的古文明和中国的汉朝，但著作却越来越少，即使后来有一点，也是死后由朋友和学生帮他整理出版的。到他几近80岁离开人世时，他已把20年前在《大转型》一书中做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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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有人听我说起波拉尼家的事，总会说：“你何不以他们的生平写一本书？”这一家人的确是相当独特，无疑地，是我所见最特别，也是最富才华的一家人。然而，重要的并不是他们的生平事迹，而是他们的理想和挫败。他们家每一个人都极有成就，却没有达成理想。他们都相信经由社会得到的救赎，最后却放弃了社会，而深深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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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这一家，尽管天赋过人，却只是些有趣的小角色。重要的是，他们的挫败象征着近200年来，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即使不是从更早100年的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算起］，西方人追寻的落空——亦即追寻一种完美的“公民宗教”，或是追寻一个十全十美的，或是完善的社会，却不得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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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则愿意以一个充裕、能让人忍受且自由的社会取而代之，也就是我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提到的。卡尔从前批评这是一种懦弱的妥协，而嗤之以鼻。然而，这么一个社会也许是我们所能希冀的最好的一个。我们可以借着付出一点代价，亦即借由市场的分裂、分隔和疏离来维系自由。为了个人，冲突、冒险以及走向多元化等代价也是我们可以付出的。在这样一个社会或许我们可以小恶，而不以大善为主要的考虑。这可能指社会以及人间善恶诸神已成为次要，社会组织也不再重要，正如“完美的宗教”在日渐凋零的社会时代里一样，已不再引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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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美的社会”这种观念仍主宰一切的今天，要追寻这种社会，可能会使我们的世界陷于无法容忍，完全失去自由，或是引发自我毁灭的战争——这些听来可能还很遥远。鉴往知来，在16世纪末期与17世纪初，整个世代最杰出的思想家无法在天主教和新教间找到合成的可能性，他们的失败预示了50年后“完美的宗教时代”的结束。因此，波拉尼这一门英杰寻觅的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另一个选择，最后遭到失败，也许就是预示了“完美的社会时代”(the Age of the Infallible Society）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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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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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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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8年到1929年间，欧洲历经了百年以来最严酷而漫长的冬天。所有的主要河川——莱茵河、多瑙河、易北河、隆河等，及其支流都冰冻三尺，直至3月末才开始融化。春天终于来临时，简直又是一场大难——原本随着和暖的4月而来的是怒放的百花，当年放眼望去却是一片雨雹和湿雪。雨雪融化后许久，湍急泛滥的溪流上，还有一块块的浮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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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年4月初的某一天，寒风刺骨并夹杂着暴雨，我发现流经法兰克福的美因河浮冰上有一叶独木舟。上有一人，脸色死白，几乎全身赤裸，除了一条极其“迷你”的泳裤和用黑色带子系着的单眼镜。这条小舟的船尾升起一面狭长的小旗，那是昔日德国皇家海军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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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上路人，原本行色匆匆，急着躲避刺骨的风寒，这时都驻足观看。有些人做出粗鄙的手势，伸出食指碰触额头——在德国这是表示“疯子”的意思。有个路人大叫：“他又来了。”我不禁转头问这路人，独木舟上的狂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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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律系学生，名叫克雷默。虽然像个疯子，倒没什么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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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当晚，我遇见了这位弗里茨·克雷默（Fritz Kraemer）。我们都是参加国际法律研讨会的学生，在场的还有其他几个学生。因为教授告病，所以这场在教授家举行的研讨会一直延到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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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这个人即使衣冠笔挺，还是十分怪异。首先是他的单眼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容克军官（容克：普鲁士和德意志东部的地主阶级、德意志帝国（1871—1918）及魏玛共和时期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政治方面，容克持极端保守主义。）才戴单眼镜，之后几乎没有人戴这玩意儿。事实上，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克雷默在哪儿弄来这种眼镜。由于好奇，我一直在找卖这种镜片的眼镜商，却未曾如愿。他一身上下其他的穿着打扮都和那单眼镜一样怪异，都是很早以前的东西。我们大都标准的学生装扮，亦即宽松的长裤加上花呢夹克，克雷默则是一身正式骑装：白袜子、格子背心、绒面呢外套、剪裁得宜的马裤，以及光可鉴人的及膝黑色马靴。这种打扮实在是做作，但是他穿起来的确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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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以为克雷默是讲究衣着的纨绔子弟的话，一听他那高亢、带着鼻音又有些慵懒的声音发出的高见，就会改变对他的观感。我们大家，包括教授在内，都知道眼前是位大师。克雷默不但天资过人而且见识广博。我和克雷默才20岁出头，参加研讨会的不乏聪颖而见多识广的前辈，但年纪轻轻的克雷默却能把政治史、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整合成一套政治哲学。他这个人又彬彬有礼、极其谦虚，且有着完全而无可妥协的自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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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高中等，但却十分消瘦，在独木舟上划着桨时，肋骨甚为明显。他看来是个典型的德国人，头部狭长，五官分明。但是，这些特质在他身上又特别突出，到了几近夸张的地步：鼻子高挺、硕大，呈三角形，像一张帆船突出于脸部；颧骨很高，下巴尖尖，还有一双锐利的灰蓝色眼睛，看起来，就像是灰狗和狼交配出来的品种。但是，有时他的容貌却极像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Prussian King Frederick the Great）——18世纪中期，把穷乡僻壤的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变成强权国家的英雄人物，也使柏林这个被上帝遗忘、多沼泽的渔村一跃而成欧洲启蒙时代的都会。腓特烈大帝有个绰号，是为“老腓”，因此我们都在克雷默的背后叫他“小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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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默是很平常的德国姓氏，和贵族一点关联都没有，原指“沿街叫卖的小贩”。从小腓的背景，我们无从得知他佩戴单眼镜、穿马靴或是声调有点慵懒的原因，那些都是1900年左右普鲁士军官的特色。他的母亲是鲁尔区一位化学品制造商的独生女。她和小腓一样聪颖过人，但在20世纪初，年纪轻轻的她固执、独立，而且想象力特别发达，必定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少女”。此外，她既不具备优雅的女性美，也没有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而且不够柔顺，因此也不算是“美少女”。她个子比儿子还高，而且骨瘦如柴，神似少女时期的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家财万贯的她，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丈夫——一个出身中下阶级一贫如洗的小律师，但这人野心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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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桩婚姻打从一开始就是场灾难。家中第二个孩子，也就是小腓的弟弟威廉（日后成为爱丁堡的外科医师）出世后，克雷默夫妇就分居了，孩子都归克雷默太太。老克雷默由于妻子的财务支援，做得有声有色。到我认识小腓的时候，他父亲已是法律界的大腕，是为杜赛尔多夫的主任检察官，辖区包括整个莱茵地域。老克雷默明白，像他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父亲是开小店的平民，要以自由派的身份在魏玛共和立足，恐怕很难，于是就决心变成极端的国家主义者，和新兴的纳粹往来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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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小腓的母亲在离法兰克福不远的山间村落，为有学习障碍的儿子创办了一所学校，也给这些孩子一个家。她或许不涉政治，却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品位。她对丈夫那群纳粹朋友嫌恶至极，小腓则更胜于母亲，简直无法容忍那些纳粹的存在，公开指责父亲为了飞黄腾达而成为一个没有原则的人。之后，父子两人渐行渐远。对克雷默而言，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纳粹无异于垃圾，是一群见不得别人好的普罗暴民，又有自卑情结，却把国家主义叫得震天响，并以伪保守主义的修辞来掩饰他们的极端激进与无法无天，简直可鄙之至。克雷默则以一个真正的保守主义者自居，主张前俾斯麦的普鲁士君主政体，信奉路德教派，并力行斯巴达式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