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3269
1705583270
他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很小，就像他呆过的每一间办公室，从地板到天花板都堆满了各种语言写的书本、杂志和报纸等。这间办公室是参谋总长办公厅的一部分，有一个密门直通参谋总长的房间。在肯尼迪执政的前几年，我曾去过那儿。在那两小时中，参谋总长至少有七八次，把头探进克雷默的办公室，说道：“克雷默博士，可以帮我一点忙吗？”最后，这个小腓终于被叫进去和众将军开保密会议。在他去开会前，我半打趣地问他说：“你仍旧想做顾问，还是指挥官？”“德鲁克先生啊，”他严肃地说，“您应该最清楚了，没有比策略的制定更为重要的了。”
1705583271
1705583272
那天晚上，克雷默邀我到他家共进晚餐。他在结束五角大楼的会议后，到我下榻的饭店来接我。他开着白色奔驰，车上插着一面十三州的旗帜（当年华盛顿在独立战争中的特灵顿一役陷入苦战时，就是打着这面旗子），还是戴着单眼镜，穿着剪裁优美的马裤和光可鉴人的马靴。
1705583273
1705583274
那天晚上，是我在他家待过唯一的一次。几年后，基辛格成为国务卿。然后，我猜克雷默可能改变心意，认为造就外交大臣要比制定政策来得重要——基辛格正是克雷默造就出来的，克雷默发掘、训练了他；事实上，克雷默正是他的再造恩人。
1705583275
1705583276
基辛格传记中的早年生涯就记载着这么一段故事：年轻的基辛格以德国难民的身份抵美，之后入伍，成为二等兵。在基本训练中，有一次是以欧战为题的讲演，主讲者是个一等兵，和他一样来自德国——就是克雷默。年轻的基辛格在那次讲演中提出的问题留给克雷默很深的印象，因此克雷默就请这个年轻人前来一谈。从那时起，基辛格就一直受到克雷默的提拔。战争结束后，出身贫寒的基辛格想借由退伍军人法案到纽约市立学院就读。但克雷默有意见，他用普鲁士军官特有的慵懒语调说道：“绅士是不进市立学院的，他们都去哈佛。”因此，他安排基辛格去哈佛就读。因为克雷默的缘故，哈佛政治学方面最好的教授都视基辛格为爱徒。在这段期间，克雷默一直是基辛格的友人、精神导师以及顾问，直到基辛格在哈佛取得第一份教职。（基辛格于1954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就在该校任教。）
1705583277
1705583278
就基辛格的生平而言，未曾公之于世的是：基辛格在尼克松和福特任内担任国务卿时的思想与行动简直是克雷默的翻版。厌恶曝光的克雷默一生没有出版任何著作，但在1929年到1933年间，我们一同参加法兰克福大学的国际法学研讨会时，他常常把自己的想法巨细靡遗地告诉我，一谈就忘了时间。就在那时，他的思想已经完全成形了。
1705583279
1705583280
那几年，我们的关系颇为奇特，比所谓的“友谊”多一点，也少一点。我们俩每周共同举办一次国际法学研讨会。教授因为身体欠安，几乎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我们。小腓和我在其他人都回家后还继续方才的对话，谈着谈着不知天之将明，一直到我得上班了，才互相道别。但是，其他时间我们几乎从不碰面。我在法兰克福那几年，从未拜访过他，也没进过他的房间。只有一个周末是在他母亲的乡间客房度过的。这就是我和克雷默一家交往的全部。我们从未亲密地以“彼得”或“弗里兹”相称，更别提一般用德文表示友谊时常用的“你”（Du）。我们一直以姓氏“德鲁克先生”和“克雷默先生”以及德文的“您”（Sie）称呼。（在德文中对非亲非故的成人用“Sie”称呼，为一种敬称。）
1705583281
1705583282
我们直觉地意识到彼此有不同的答案，然而很快就发现，其实我们心中有着同样的问题。我们虽然年少，但很清楚这些问题不可小觑，因此利用对方，听听自己的论述，并强迫自己把一些事定义清楚。
1705583283
1705583284
在所有的人当中，帮我了解自己最多的，就是克雷默。他引导我明白，就政治观而言，我是特立独行的人，并迫使我发掘自己的兴趣——正因这些特质和兴趣与他的不同。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我也帮了他同样的忙。我们的关系纯然属于学术辩论，彼此尊重，当然也不会互相存有一点反感。我们从来不问：“您觉得怎么样？”总是说：“您为何这么想？”
1705583285
1705583286
我们讨论的主题无远弗届，就像20多岁的年轻人常常谈的。但是，每回进行讨论的时候，克雷默总组织好三个重点。这三个重点形成克雷默的政治哲学，基辛格的政治思想也是这个模子出来的。
1705583287
1705583288
第一个重点就是，外交重于内政。外交政策关系到一国的存亡；只有在国家稳固后，才能考虑到政治、法律、社会正义和经济等层面。或许，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时候，克雷默所述并不像20年后戴高乐说得那般优雅动听，但他的确相当强调这点。
1705583289
1705583290
我同意，生存下来重于一切。但是，当初的我不认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是绝对而且无可改变的，现在更不抱持这种想法。我认为，国家和帝国不只会因为外力的侵略而灭绝，内部的腐败也会造成覆亡。独尊外交，视内政为其次的问题最后一定会走向衰败。17世纪法国的黎塞留（黎塞留（Richelieu，1585—1642）：法国政治家，17世纪强大法国的缔造者，他使得原本混乱的政局趋于稳定。）、19世纪初奥地利的梅特涅，特别是19世纪德国的俾斯麦都可以印证这点。我心目中的模范则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皇的大臣赛西尔（赛西尔（William Cecil，1520—1598）：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枢密顾问，曾任国务大臣、财政大臣，长期为女王出谋划策。）。这位卓越的外交家认为，一国要在险恶的环境中求生存，一定要外交与内政并重，并接受这么一来引发的利弊与妥协。事实上，经由这些讨论，让我不得不好好思考政治运作的艺术，以及如何在“鱼与熊掌不能得兼”的情况下，找出危害最小之道。
1705583291
1705583292
然而，克雷默一点都不这么认为。他能接受最后的妥协。但是，他还是坚持一定要以外交优先作为出发点。对他而言，外交优先不但是我们希望的，也是诚实的做法。我提出的两相平衡以及取其危害小者之道，对他来说，不是虚伪，就是不够严谨。
1705583293
1705583294
克雷默的第二个要点就是，外交关系应以权力为重。他所谓的“权力”就是政治实力，也反映军事力量。在外交关系中，另一个该认真考虑的因素就是伟大而且超乎国家的概念，例如宗教的力量，或是比较通俗的信条，像马克思主义等。受过历史训练的克雷默看出伟大的理念对国家利益或国家权力具有相当的约束力。通常国家不会因为意识形态而放弃既定利益的追求，但是常常会受其牵制，而不能一味地追求利益。这点，想必丘吉尔和戴高乐也同意。
1705583295
1705583296
这两位也同克雷默一样，认为经济因素是次要的，且不宜以经济作为政治行动的动机，或是用经济来对政治行动进行限制。每一次，我想就经济层面进行辩论时，克雷默就说，经济封锁或是想以经济制裁使敌人在军事或是政治上屈服，都注定失败；不管是拿破仑的大陆封锁、美国内战期间对南部邦联（南部邦联（Confederacy)：南北战争期间，脱离联邦的南方十一州组成的政府。）的封锁，或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对德国的封锁，都一样没用。他说，经济力量的强弱，其实没有多大差别。就以美国内战时期的邦联为例，他们没有工业，农业也落后，只有烟草和棉花，这些在内战时，都无法出口。然而，他们还是撑了4年，最后才被强势的北方军力击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和奥地利也是，经济生产欠佳，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原料，然而它们也是熬了4年。因此，克雷默下结论道，政治家可以把经济放在一边，或者把经济当成一个不起眼的角色，在计划和策略中聊备一格，没有发言权可言。
1705583297
1705583298
克雷默和我都同意，争夺世界霸权终究会危害到自己。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以雅典覆亡史警告我们，追逐霸权是愚不可及的。这点我和克雷默都知道，且铭记在心。我们也都同意，强权若想联合小而弱的国家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这种为某种目的而形成的“集团”是徒劳无功的。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20世纪30年代初期，俾斯麦的德国和日渐消颓的奥国联合，不但无法增强德国的力量，反倒失去行动自由，最后因奥地利的无能与不负责任被拖进了一场自我毁灭的战争。在外交史上，多的是由这种“合作”造成的愚蠢，最后导致“请神容易送神难”的局面。
1705583299
1705583300
由于这点，克雷默下结论说，唯一值得追求的外交政策就是维持强权之间的平衡。其他，不管是经济实力，或是政治结盟的关系都可以不考虑。处于弱势的，基本上没有选择的权利，用现代政治语言来说，他们可说是“没有选择的余地”。
1705583301
1705583302
我又得提出异议了。弱势的国家或族群，以劳动阶级或是美国黑人为例，我不相信他们已“无路可走”。从来没有一个美国政治家运用传统智慧来处理这个问题，这并非巧合。也许这些族群不会轻易投向另一个政党或是国家，但是他们总可以放弃吧。因此，我不禁说道，除了权力和意识形态，其他因素，比方说经济，也应在权力平衡方面纳入考虑。此外，权力平衡，不只是强权间的平衡，更该整合“强权”和“中等实力”的国家。
1705583303
1705583304
这样的争议由来已久。像罗斯福、斯大林和戴高乐等世界领袖都站在克雷默那一边。但是，丘吉尔就比较接近我的看法，他在德黑兰和雅加达论道，希望强权间能达成协定，保证全体的和谐，欧洲所有的传统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这就是19世纪“欧洲联盟”（欧洲联盟(Concert of Europe)：指四国同盟，亦即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奥、俄、普、英所缔结的同盟。）的架构——除了强权间得以保持平衡，更避免了整个世纪，亦即从1815年至1914年间重大的国际战争。
1705583305
1705583306
然而，克雷默又一次指责我动不动就妥协，不仅没有原则、犹豫不前，在思辨上更不够严谨。
1705583307
1705583308
他最后一个要点，更让我不能苟同。这是因为原则的关系，而非理论背景不够强。克雷默认为，不，该说他坚持，外交大臣该由伟人来担任。对他而言，外交事务的处理对政治家是终极的挑战，非天才不足以担大任。
1705583309
1705583310
然而，翻开历史来看，1878年的柏林会议可说是俾斯麦外交生涯的巅峰，会后迪斯累里却说道：“可怜的德国。俾斯麦垂垂老矣，还能撑多久？谁能做这个巨人的后继者？也许他们只好找来一个胆怯、不能成事的人来充数，幻想后继者能扮演俾斯麦的角色。无论如何，德国必将迷失。”可惜，在和克雷默辩论那几年我还没听过这一段话。
1705583311
1705583312
我读的历史越多，就越相信：天才型的外交大臣对国家是场灾难。法国尚未从黎塞留造成的伤害复原呢。即使是戴高乐，还是和黎塞留一样梦想着使法国成为欧洲霸权，而非试着融入一个大和谐的欧洲——尽管戴高乐比黎塞留晚了
1705583313
1705583314
300年之久，仍拒绝依资源和需要来调整法国的外交政策。此外，奥地利因梅特涅的成功而亡，德国正因俾斯麦的登峰造极而灭。正如迪斯累里预言的，天才型外交大臣的后继者常是个“庸碌之辈”，或是个高级官僚，而且之后这人不是放弃，就是更糟——只会虚张声势。在天才外交大臣的灿烂辉煌之后，所剩的就是外在世界长久的疑虑。至于那古老的法则：外交不可狡黠，要简单而诚实。黎塞留、梅特涅和俾斯麦之流无不嗤之以鼻。他们就是狡黠之人，因此诡诈而不实。
1705583315
1705583316
多年前和克雷默的长谈，使我注意到伟人处理公共事务的玄奥。没有伟人，就没有远见、没有领导，也没有卓越和成就的标准。此外，在公共事务方面，平庸可谓毒药。但公共事务不像艺术或科学，不是个人之力所能成就的，必须持续下去；公共事务的伟人必须要有伟大的后继者。但是，伟人留下的总是真空，只好由迪斯累里所谓的只知道一点训练、对其他方面一无所知的人来继任。
1705583317
1705583318
当初和克雷默进行漫长的讨论时，我想我自己并不了解这么许多，毕竟我们一样年少，而且还在追寻一些问题的答案。但是，之后我对“伟人处理公共事务的玄奥”产生了毕生不灭的兴趣，特别是在组织方面，不管是政府、大学，或是企业组织。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赛西尔已找出解决之道——他找来一流的同僚来培植自己的儿子，使之成为一流的后继者；乔治·华盛顿也解决了这个问题，造就了无数闪亮的新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军方首长的马歇尔亦然。其他组织的领导人，如企业或大学等，这些强而有力、能言善道的人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就以企业管理为例，早期的例子，像遭人批评的“大亨”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内基，更早如日本企业王国三井和三菱的创办人也是。
[
上一页 ]
[ :1.70558326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