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5583319
1705583320
然而，也有例外。像小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那样，无法忍受超人一等的同僚，徒为我们留下庸庸碌碌之辈。后继者杜鲁门可说是个奇迹。这位副总统当初之所以能雀屏中选，做罗斯福的副手，完全因为像个没有才气的丑小鸭，成为总统后，却一鸣惊人，成为众所瞩目的天鹅。（小罗斯福在1932年、1936年、1940年和1944年四度赢得总统大选，未料第四届任期未满即死于任上，而由副总统继任。在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未曾料想到杜鲁门会成为受到高度评价的总统，然而在10年内，许多美国历史学家已把他置于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列。）
1705583321
1705583322
如果一个伟人的后继者只是庸庸碌碌的高级官僚或是奴颜婢膝者，之前的伟人不要也罢。一个本身有能力又能提拔后进的领导者，才是真正的“伟人”与“领导人”。这样的人看来完全不同，举止也和神话中的“伟人”大相径庭。他并不是靠所谓的“领袖魅力”来领导的。所谓的“领袖魅力”即使不是媒体营造出来的，也是令人反感、虚伪的东西。真正的强人是靠苦干和奉献来领导的，不会大权一把抓，而以建立团队为目的，而且治理事务是靠着正直，而非把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这种人不狡黠，简单而诚实。
1705583323
1705583324
因此，他和所谓“天才外交大臣”，也就是黎塞留、梅特涅和俾斯麦之流完全不同。然而，克雷默发掘并一手训练的基辛格，正是想做这种“天才外交大臣”。
1705583325
1705583326
但是，我们却在基辛格身上看不到一丝克雷默的影子。当年，基辛格虽只是个身着二等兵制服的年轻人，但一定展现出过人的才华，才能引起克雷默的注意——克雷默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在傻瓜身上。此外，基辛格也有克雷默自己完全欠缺的能力，如写作和演说的长才，而且机智过人，颇有政治家的风范。基辛格在自己著作中套用克雷默原则，可说有点石成金之效。他在尼克松上台后就任国务卿时，立刻力行克雷默政治哲学的三要点。这些是他远在1942年从克雷默那儿学来的，亦即：外交是为首要、在外交关系中又以力量为最，以及天才外交大臣的重要。事实上，这三点就是基辛格政策。
1705583327
1705583328
从以往到现在，一直有呼声强调美国外交政策不该臣属于内政之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像美国一样轻易地把外在世界忘怀，来实行国内的政策和计划，而不考虑这么做对其国际实力、竞争力、朋友或盟友的影响；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为了近期的选票，认真严肃地为阿拉伯国家环伺的以色列做后盾。杜鲁门就这么做，他之所以决定承认以色列，原来因为——“纽约布朗区没有需要拉拢的阿拉伯人选票。”当然，基辛格的坚持很对，他说美国需要有外交政策，不能以外交姿态或是独立宣言般堂而皇之的说辞自满。然而，那些姿态或说词就是肯尼迪外交政策的全部了。他不是一方面宣称“我是柏林人”，另一方面怯懦地接受柏林墙的存在；他在猪猡湾事件（猪猡湾事件：肯尼迪政府第一件国际惊人事件，爆发于1961年4月，当时有一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指导的反卡斯特罗部队企图在古巴猪猡湾建立滩头堡，不幸失败。该次入侵计划在肯尼迪就职前即已开始，他上任后准许继续进行。）中的表现也是，更别提出兵越南，使美国做“保证人”之举。
1705583329
1705583330
当霸权姿态变成只是“虚张声势”时，就该不再依赖“集团”或“盟邦”，而形成可行的权力平衡。事实证明，克雷默与基辛格对于权力的定义不但不够周全，且有弊害。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所谓的“强大”可能只是“大而无当”，或是“大而无能”。至于克雷默和基辛格把“中等实力的国家”和“经济因素”排除在外是否得当，现在也很清楚了。如果我们确实地依照克雷默的原则来看，基辛格的摒弃日本，还有1971年美元贬值，他公开表示日本不是影响因素——这些都是无端的重大错误。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的工业实力将使之成为亚太地区的“强权”。基辛格故意忽视美国的欧洲盟友，以及拒绝把经济纳入计划和政策之中，也是大错特错。“中等实力的国家”的确“没有选择的余地”，无法叛逃，但是他们总可以放弃吧。基辛格第一次碰上外交危机时，也就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1973年10月，埃及和叙利亚攻击以色列，企图收复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引发赎罪日战争，也是第四次中东战争。同时，因为这次事件，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和其他亲以色列国家实施石油禁运，造成能源危机。），欧洲人不是很快地就放弃了吗？从此以后，已经没有“基辛格政策”，只有随机处理的方式——这正是克雷默和基辛格原本秉持的外交原则所不容的。
1705583331
1705583332
如果基辛格经验可以证明什么的话，那就是——谬误。事实上，也可说是“天才外交大臣”这个原则的空洞。美国需要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像软木塞浮在内政之上，而是寻求一种权力平衡，整合“中等实力国家”，并把它们视为伙伴的政策。此外，在定义“权力”时，除了军事实力，其他的因素也要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确需要领导才干，但这种才干最好不是以狡黠和精湛的技巧为主，而应崇尚简单和诚实。
1705583333
1705583334
1705583335
1705583336
1705583337
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47]
1705583338
1705583339
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3340
1705583341
就在希特勒的德国瓦解后，《纽约时报》内页有一则简短的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内容大致如下：
1705583342
1705583343
头号纳粹战犯莱因霍尔德·汉斯（Reinhold Hensch)，在法兰克福一间被炸成断垣残壁的房子地窖内为美军所俘时自杀身亡。汉斯曾任纳粹党卫军（SS）（纳粹党卫军（SS）：为希特勒所组织的训练精良、穿黑衫的精英部队，与本质为“武装流氓”的突击队（SA）完全不同。）的代理队长，官拜中将，他带领凶残的部队，灭绝犹太人并屠杀其他与纳粹为敌者，把德国境内“身心有缺陷者”全数杀害，并镇压德国占领区内任何的抗拒行动。人们皆称这个残忍、恶毒的刽子手为“怪兽”，就连他的手下也有同感。
1705583344
1705583345
我在1933年冬天离开德国后，一直没有他的消息，直到看到这次报上的记载，才得知他的情况。但是，我常常想起这个人，因为我在德国的最后一夜，就是和这个“怪兽”一起度过的。
1705583346
1705583347
在离开德国的前一年，也就是1932年春，我已下定决心，纳粹若在德国掌权，我就不留下来。有位老友到我法兰克福的居处来看我，我们一整晚都在谈论对于未来的恐惧。突然间，我听到这些话从我口中溜出：“贝托尔德，有件事我倒可以确定。纳粹一上台，我就会离开德国。”我想，之前我一直没有认真地考虑这个决定，这句话脱口而出后，我知道自己心意已定。我的理智虽然未能信服纳粹终将掌权，情感却已相信这终将成为事实。
1705583348
1705583349
我是在1927年秋来到德国的，在汉堡一家出口贸易商行当练习生。15个月后，我搬到法兰克福，在一家老字号的商业银行担任证券分析员。这家银行是华尔街一家证券公司的欧洲分支机构。由于1929年秋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发生于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1600万股的股票在惊恐中抛售，三周后，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一半以上，并持续下跌。1929～1932年，道琼斯指数由381点跌至41点。美国乃急速自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抽回资金。），这个工作也就泡汤了，于是我转往报界发展，进入法兰克福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法兰克福总指南》（Frankfurter GeneralAnzeiger）担任财经撰述。这家报纸的发行和编辑方针与华盛顿的《星报》（Star）和底特律的《自由报》（Free Press）有点类似。我在报社升迁得很快，两年后就荣任资深编辑，负责国外新闻和经济新闻。这家报社是不可能有冗员的——所有的撰述、记者和编辑加起来只有十四五个，除了星期日外，每天都得完成全版48页或64页的版面。我一星期得写三四篇社论，如果女性编辑人员告病，我还得帮忙完成妇女版的工作。
1705583350
1705583351
除了这份工作，我还有专业的学术课业要做。我到汉堡后，就在那儿的法学院注册就读，后来又转学到法兰克福。到了1931年，我拿到了国际法和公法的博士学位。就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前，我已经开始在法学院任教，并和一位教国际法的老教授结为好友，常在他生病时帮他代课。因此，我在20出头就得到大学“讲师”的教职，这在德国学术界可说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1705583352
1705583353
我也开始为《法兰克福总指南》以外的刊物撰写文章。1929年，我还在银行服务时，写过两篇有关计量经济学、“精深”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文章：一篇有关商品市场，另一篇则是探讨华尔街的股市。这两篇都错得非常离谱，前提“不言而喻”，数学应用方面无懈可击，结论却是愚蠢之至——就计量经济学而言，都是别人说过的，毫无新意。但这两篇文章却被一家非常有水准的经济季刊采用，我的博士论文也由出版社印行成书。此外，我还在杂志发表了不少有关经济和财政的文章，现在都难以找到了。
1705583354
1705583355
我决意希特勒一上台我就离开德国，而且相信这事必将发生，但我还是继续工作、写作。因为，我仍然希望情势有逆转的可能。毕竟在1932年，我们有理由认为纳粹风潮已经到了最高峰，即将下跌，因为在每一次选举中，纳粹的得票数都节节下滑。所以，我依旧在报社工作，在学校教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并为杂志写文章。我觉得自己在《法兰克福总指南》的发展有限，因此想再找一份工作。另一家在德国颇有声望的报社马上表示有意接纳，它们是科隆的最大报社，请我负责一切有关国外的报道，包括政治、经济、文学和文化等层面。它们还向我保证，我可以轻易地在科隆大学或者附近的波昂大学找到讲师的教职。
1705583356
1705583357
虽然科隆的职位还在等我，我也准备离开了，但我却一直裹足不前。连那位教国际法的老教授都开始催促我了，可我还是迟迟未能成行。严格说来，我是研究生助理，工作包括主办国际法学研讨会，并为那位老教授代课；而讲师一职虽然无薪，却是正式的大学教职，且可自动成为德国公民。那时，我还没取得德国公民的身份，不过也不想成为希特勒的臣民。
1705583358
1705583359
最后，我终于下定决心不在原地打转。就在那晚和贝托尔德谈过后，我决定写一本书。我想，这本书跟纳粹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想和他们有任何瓜葛。这只是一本小书，其实和小册子差不多，是以德国唯一的保守政治哲学家斯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为题。他是一位卓越的普鲁士政治家，俾斯麦以前抱持保守态度的议会法学者，主张法律下的自由，也是反对黑格尔的哲学运动领袖，他继黑格尔之后，成为柏林的哲学教授。但是，斯塔尔可是个犹太人——一本论斯塔尔的小册子，标榜他的保守与爱国主义，在混乱不清的20世纪30年代，视他为典范与导师，无异于公然侮辱纳粹。
1705583360
1705583361
我花了几个星期写完这篇论文，并寄给在德国以政治科学和政治史著名的出版社，也就是图宾根的莫尔出版公司（Mohr）。莫尔立刻接受了这本小书，并计划尽快出版，最早可在1933年的4月，刊载在他们第100期的特刊上，列入那有名的法律与政府系列讨论中。我和该公司的人素未谋面，他们却很了解我的用意。我高兴的是，纳粹的反应正如我所预料，这本书立刻遭禁，并公开焚毁。当然，这本书没能造成什么震撼，我想也不会有，但已明白地表示出我的立场，即使没有人在意，为了自己，我还是认为这么做是有意义的。
1705583362
1705583363
希特勒的支持率原已逐渐下降，但到了1933年1月31日，一群民族主义分子和将军将领组成的阴谋集团大力扶持希特勒上台。他们看不起下层阶级的纳粹分子（纳粹党早期成员主要以小工匠、退役军人、下层中产阶级为主，大多数都是在正常社会难以立足的人，据默克尔（Peter Merkl）《字旗下的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一书说，“贫穷的童年与在城市求上进受到挫折”是大多数早期纳粹人物的社会背景。），并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这些狂妄自大的人，另一方面又怕近来在选举中声势颇为浩大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人，于是想借用希特勒之力。我想，真是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了。或许，我小觑了纳粹的实力；他们很快就驱逐了当初扶植自己掌权的容克党人以及保守的普鲁士军官，因此相当厉害。然而我还是认为纳粹的支持者在欺骗自己。打从一开始，我就知道纳粹在打什么如意算盘。我也很清楚，我的外国护照不能给我永久保护，不久之后，我不是被踢出德国，就是入狱。我决定小心行事，尽早离开，而不等到最后的一刻。
1705583364
1705583365
然而，我还是虚掷光阴，没有动作。我跟自己解释的一个原因是，那时我已答应帮出版社校订我那本论斯塔尔的小书。我想，我的担忧情有可原——我怕这一走恰好给出版社借口，放弃这项冒险的出版计划。然而，我自己也有毛病，老是把无可避免的事拖延到最后一刻。
1705583366
1705583367
促使我采取行动、决意远走的是，在纳粹上台的几个星期之后，第一次由纳粹分子主持的大学教职员会议。法兰克福大学是纳粹拿下的第一所大学，原因在于这所学校是所有德国主要大学中，最以自由的风格自豪的——此校教授皆以
1705583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