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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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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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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希特勒的德国瓦解后，《纽约时报》内页有一则简短的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内容大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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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号纳粹战犯莱因霍尔德·汉斯（Reinhold Hensch)，在法兰克福一间被炸成断垣残壁的房子地窖内为美军所俘时自杀身亡。汉斯曾任纳粹党卫军（SS）（纳粹党卫军（SS）：为希特勒所组织的训练精良、穿黑衫的精英部队，与本质为“武装流氓”的突击队（SA）完全不同。）的代理队长，官拜中将，他带领凶残的部队，灭绝犹太人并屠杀其他与纳粹为敌者，把德国境内“身心有缺陷者”全数杀害，并镇压德国占领区内任何的抗拒行动。人们皆称这个残忍、恶毒的刽子手为“怪兽”，就连他的手下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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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33年冬天离开德国后，一直没有他的消息，直到看到这次报上的记载，才得知他的情况。但是，我常常想起这个人，因为我在德国的最后一夜，就是和这个“怪兽”一起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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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德国的前一年，也就是1932年春，我已下定决心，纳粹若在德国掌权，我就不留下来。有位老友到我法兰克福的居处来看我，我们一整晚都在谈论对于未来的恐惧。突然间，我听到这些话从我口中溜出：“贝托尔德，有件事我倒可以确定。纳粹一上台，我就会离开德国。”我想，之前我一直没有认真地考虑这个决定，这句话脱口而出后，我知道自己心意已定。我的理智虽然未能信服纳粹终将掌权，情感却已相信这终将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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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27年秋来到德国的，在汉堡一家出口贸易商行当练习生。15个月后，我搬到法兰克福，在一家老字号的商业银行担任证券分析员。这家银行是华尔街一家证券公司的欧洲分支机构。由于1929年秋纽约股票市场“崩盘”（发生于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1600万股的股票在惊恐中抛售，三周后，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一半以上，并持续下跌。1929～1932年，道琼斯指数由381点跌至41点。美国乃急速自德国和欧洲其他地区抽回资金。），这个工作也就泡汤了，于是我转往报界发展，进入法兰克福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法兰克福总指南》（Frankfurter GeneralAnzeiger）担任财经撰述。这家报纸的发行和编辑方针与华盛顿的《星报》（Star）和底特律的《自由报》（Free Press）有点类似。我在报社升迁得很快，两年后就荣任资深编辑，负责国外新闻和经济新闻。这家报社是不可能有冗员的——所有的撰述、记者和编辑加起来只有十四五个，除了星期日外，每天都得完成全版48页或64页的版面。我一星期得写三四篇社论，如果女性编辑人员告病，我还得帮忙完成妇女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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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份工作，我还有专业的学术课业要做。我到汉堡后，就在那儿的法学院注册就读，后来又转学到法兰克福。到了1931年，我拿到了国际法和公法的博士学位。就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前，我已经开始在法学院任教，并和一位教国际法的老教授结为好友，常在他生病时帮他代课。因此，我在20出头就得到大学“讲师”的教职，这在德国学术界可说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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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开始为《法兰克福总指南》以外的刊物撰写文章。1929年，我还在银行服务时，写过两篇有关计量经济学、“精深”得令人难以忍受的文章：一篇有关商品市场，另一篇则是探讨华尔街的股市。这两篇都错得非常离谱，前提“不言而喻”，数学应用方面无懈可击，结论却是愚蠢之至——就计量经济学而言，都是别人说过的，毫无新意。但这两篇文章却被一家非常有水准的经济季刊采用，我的博士论文也由出版社印行成书。此外，我还在杂志发表了不少有关经济和财政的文章，现在都难以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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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意希特勒一上台我就离开德国，而且相信这事必将发生，但我还是继续工作、写作。因为，我仍然希望情势有逆转的可能。毕竟在1932年，我们有理由认为纳粹风潮已经到了最高峰，即将下跌，因为在每一次选举中，纳粹的得票数都节节下滑。所以，我依旧在报社工作，在学校教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并为杂志写文章。我觉得自己在《法兰克福总指南》的发展有限，因此想再找一份工作。另一家在德国颇有声望的报社马上表示有意接纳，它们是科隆的最大报社，请我负责一切有关国外的报道，包括政治、经济、文学和文化等层面。它们还向我保证，我可以轻易地在科隆大学或者附近的波昂大学找到讲师的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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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科隆的职位还在等我，我也准备离开了，但我却一直裹足不前。连那位教国际法的老教授都开始催促我了，可我还是迟迟未能成行。严格说来，我是研究生助理，工作包括主办国际法学研讨会，并为那位老教授代课；而讲师一职虽然无薪，却是正式的大学教职，且可自动成为德国公民。那时，我还没取得德国公民的身份，不过也不想成为希特勒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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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终于下定决心不在原地打转。就在那晚和贝托尔德谈过后，我决定写一本书。我想，这本书跟纳粹没有什么关系，我也不想和他们有任何瓜葛。这只是一本小书，其实和小册子差不多，是以德国唯一的保守政治哲学家斯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为题。他是一位卓越的普鲁士政治家，俾斯麦以前抱持保守态度的议会法学者，主张法律下的自由，也是反对黑格尔的哲学运动领袖，他继黑格尔之后，成为柏林的哲学教授。但是，斯塔尔可是个犹太人——一本论斯塔尔的小册子，标榜他的保守与爱国主义，在混乱不清的20世纪30年代，视他为典范与导师，无异于公然侮辱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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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几个星期写完这篇论文，并寄给在德国以政治科学和政治史著名的出版社，也就是图宾根的莫尔出版公司（Mohr）。莫尔立刻接受了这本小书，并计划尽快出版，最早可在1933年的4月，刊载在他们第100期的特刊上，列入那有名的法律与政府系列讨论中。我和该公司的人素未谋面，他们却很了解我的用意。我高兴的是，纳粹的反应正如我所预料，这本书立刻遭禁，并公开焚毁。当然，这本书没能造成什么震撼，我想也不会有，但已明白地表示出我的立场，即使没有人在意，为了自己，我还是认为这么做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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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支持率原已逐渐下降，但到了1933年1月31日，一群民族主义分子和将军将领组成的阴谋集团大力扶持希特勒上台。他们看不起下层阶级的纳粹分子（纳粹党早期成员主要以小工匠、退役军人、下层中产阶级为主，大多数都是在正常社会难以立足的人，据默克尔（Peter Merkl）《字旗下的政治暴力》（Political Violence Under the Swastika）一书说，“贫穷的童年与在城市求上进受到挫折”是大多数早期纳粹人物的社会背景。），并相信自己有能力控制这些狂妄自大的人，另一方面又怕近来在选举中声势颇为浩大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人，于是想借用希特勒之力。我想，真是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了。或许，我小觑了纳粹的实力；他们很快就驱逐了当初扶植自己掌权的容克党人以及保守的普鲁士军官，因此相当厉害。然而我还是认为纳粹的支持者在欺骗自己。打从一开始，我就知道纳粹在打什么如意算盘。我也很清楚，我的外国护照不能给我永久保护，不久之后，我不是被踢出德国，就是入狱。我决定小心行事，尽早离开，而不等到最后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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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还是虚掷光阴，没有动作。我跟自己解释的一个原因是，那时我已答应帮出版社校订我那本论斯塔尔的小书。我想，我的担忧情有可原——我怕这一走恰好给出版社借口，放弃这项冒险的出版计划。然而，我自己也有毛病，老是把无可避免的事拖延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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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我采取行动、决意远走的是，在纳粹上台的几个星期之后，第一次由纳粹分子主持的大学教职员会议。法兰克福大学是纳粹拿下的第一所大学，原因在于这所学校是所有德国主要大学中，最以自由的风格自豪的——此校教授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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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良知与民主自由为傲。纳粹心想，控制这所大学，等于制服了整个德国学术界以及大学校园中的每一个人。此外，这所大学科学方面的教学阵容坚强，不仅学术水准高，更以崇尚自由著称，其中有一位是诺贝尔奖水准的生化学家、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就在那年的2月25日，法兰克福大学的纳粹代表就任当天，不只每一位老师都得参加这次教职员大会，所有的研究助理也不得缺席，以聆听新上任“长官”的训词。大家都知道，这简直是一场试验。从未参加过教职员大会的我，这一次也出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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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纳粹代表直截了当地向大家宣布：从今以后，犹太人不准踏入校园，目前在校的犹太教职员将在3月15日无薪解聘。说真的，即使纳粹反犹的口号响亮，我们还是没料到他们真会这么做。然后，他开始长篇大论地谩骂，措辞粗鄙，动不动就搬出三字经，这些话在军营里都难得听到，更何况是学术界。他满口脏话，虽然在场的学者知道这些脏话的存在，但这辈子恐怕还没有人当着他们的面说出。接着，这个“长官”逐一指着在场的每一个系主任，对他们说：“你要不乖乖地照着我的指示去做，我们就送你进集中营！”语毕，现场一片死寂，每个人都在等那位卓越的生化学家发言。这位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站起身来，清了清喉咙，说道：“代表大人，您说得十分有意思。从某个角度来看，具有振聋发聩之效。但是，有一点我不太确定，可否请您明示——生理学的研究经费是不是可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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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那个纳粹代表向学者保证说，“纯种的”科学绝对不会短缺研究经费的。会议就此结束。有几个教授还有勇气和他们的犹太同事并肩离开会场，大部分的人则避之唯恐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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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时前，大家不都还是亲密的朋友吗？会后，我觉得恶心之至——就在48小时内，我非得离开德国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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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后，谢天谢地，那本有关斯塔尔的校稿仍在。接着，我去报社办公室。那天早上，为了参加教职员会议，本已请了假，这会儿回报社是为了提出辞呈，并向同事道别。接着，又回家继续校对。到了晚上，将近10点钟，我已精疲力竭，准备先上床睡觉，明天一早再打点行李，搭由法兰克福开往维也纳的火车。就在此刻，门铃响了，站在门外的是一个身穿纳粹军服的人。我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之后，我才认出这人原来是我的同事，和我一样在《法兰克福总指南》当编辑的汉斯，我早上到办公室辞职时，他刚好不在。他对我说：“我听说你辞职了。因为路过你家，所以顺道跟你说声再见。我能进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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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并不是一个特别的朋友。他在报社负责的是地方新闻和市政方面的报道，和大家有点格格不入。对外地人或不想老死在法兰克福的人来说，这样的工作实在很乏味。他在工作上的表现并不特别突出，而且有人怀疑他运用政治关系，收取贿赂。他个子中等，有着一对小而窄狭的眼睛，虽然不到30岁，但短发上已是白发斑斑。他出身当地的工人家庭，父亲应该是个石匠。关于他，只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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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他可爱的女友埃莉斯·戈德斯坦（Elise Goldstein)，一个商业艺术家，报社里有很多工作都少不了她。她外向、活泼，而且年纪尚轻，是我们公认最有魅力的女孩子。她和汉斯同居，也准备结婚了。差不多在一年以前，我们都参加了他们的订婚典礼。二是每个同事都知道，他不但是共产党员，也有纳粹党的党证。对没有党派色彩的报纸而言，这么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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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别人的怀疑，根本不必如此。有人拿这件事质问汉斯时，他总是回答：“我必须从他们那儿得到消息，才知道市政厅到底发生什么事。不管是共产党还是纳粹党，他们只跟党员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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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他就在我的住处开口对我说：“今天我一整天都在参加纳粹领导会议。会中指派我为法兰克福纳粹代表的媒体顾问，也是掌管《法兰克福总指南》的纳粹党代表。之后，我召集所有的报社编辑宣布这件事。你早上辞职的事就是他们告诉我的。我想，我该亲自请你再考虑一下。我希望，嗯，我们需要你，希望你能留下来。我已经把发行人免职了。毕竟，法兰克福第一大报岂有犹太人当家之理？主编不多久也得离开。他是个左翼分子，太太又是犹太人，何况她还有一个姊妹是社会党的议员呢。像你这样的人，大好时机正在等着你。我太忙了，不可能亲自编辑，我得管理整个法兰克福区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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