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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维也纳待了几个星期后，就去伦敦。在那儿我只认识一个人——柏林乌尔斯坦（Ullstein）出版公司的驻英记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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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格拉斯伯爵（Count Albert Montgelas）。蒙特格拉斯出身于巴伐利亚辉格（Whig）家族，在英国已待了好些年，是伦敦备受尊崇的外国记者。我有一段时间都跟他保持联系。上一次，他回出版公司的柏林总部时，曾顺道经过法兰克福，在我那儿待了几个小时。尽管我们的年龄有些差距——当时，蒙特格拉斯将近40岁了，我才23岁，但还是相当投缘。因此，我从维也纳前往伦敦之前，寄了封短笺给他。没想到，他却拍了封电报来，上书：“请早点来。我需要你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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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伦敦，我发现蒙特格拉斯也在整理行囊。纳粹上台后，他也辞去那家德国出版公司驻英记者的职务。出版公司的负责人已由纳粹重新指派，尽管新老板力邀蒙特格拉斯继续服务，他还是决心辞职，现在就等继任的人来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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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就是我要你尽快来的缘故。因为就在这一两天，谢弗（Paul Schaeffer）就要到了。他准备搭下一班特快的船从纽约赶来。《柏林日报》邀请他去当编辑，他可能会接受。但是，我还是要他先来我这儿，希望劝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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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考虑一下——如果谢弗接受这项职务，真会成为悲剧一桩。你刚从德国出来，或许可以告诉谢弗他将踏入什么样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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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至20世纪30年代，《柏林日报》在德国以及德语系的国家一直是举足轻重的角色，和美国的《纽约时报》及英国的《泰晤士报》差不多，虽不是最大的报，但却是最好的，也是最引人注目的日报。这份报纸创刊于1885年，那时俾斯麦还是德国总理，老皇威廉一世仍在位。这么些年来，办报的一直是创办人暨编辑的沃尔夫（Theodore Wolff），一个以其人格和独立闻名的人。到了20世纪30年代，沃尔夫当然已垂垂老矣，因此他从20年代初期就开始栽培继承人，也就是谢弗这个以政论见长、目光犀利的作家和分析家。但是，在把报纸交给谢弗之前，他在1929年或1930年，先派谢弗到美国，成为《柏林日报》的驻美记者。到了新大陆，谢弗当下决定，美国最值得注意的人物，该是当时纽约的新任州长罗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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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弗后来跟罗斯福很熟，罗斯福1932年出马竞选总统时，还邀请谢弗陪他到全国各地进行竞选活动。谢弗执笔的新闻报道堪称一流，不但欧洲各报争相刊载，美国多家报纸也同时印行。罗斯福大选获胜，谢弗也如愿进驻华盛顿，成为总统先生的重要幕僚。罗斯福不仅和他私交甚笃，也靠他来听取欧洲方面的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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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新闻界说来是个小圈子。大家都知道，沃尔夫准备在1935年，他当编辑人的第50个年头，也就是80大寿那一年，交棒给下一代。不幸，沃尔夫身为犹太人，因此早两年被纳粹赶下来。纳粹电请谢弗立刻回柏林继任。谢弗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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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罗斯福总统的就职大典，稍有延迟，离开美国的时间约是在3月底4月初。由于蒙特格拉斯的力劝，他本人亦还未下定决心，于是愿意在对纳粹做出最后承诺之前，先在伦敦停留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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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不用我多费唇舌，谢弗已完全明了德国的情形。事实上，他比我还清楚，且对德国纳粹不抱一点幻想。他的消息似乎相当灵通，一方面是来自《纽约时报》的驻欧记者，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华盛顿国务院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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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哎，可怕的是，这份工作已经由不得我了，我不得不接受。除了我，没有人能抵挡最坏的事。纳粹需要我，《柏林日报》也是。因为他们还需要纽约和伦敦方面的资金，和西方贸易往来；他们要人了解，也希望别人听听他们的声音。所以，他们就需要像我这么了解西方，能和西方交谈，说话也有分量的人。他们需要我，正是因为他们并非每一个都了解外面的世界。其实，他们实在是一无所知。所以，我说他们那野蛮的政策会使他们遭到外界的阻力等等，或是他们必须注意英语世界的舆论时，他们不得不洗耳恭听。因此，他们也就会约束自己的行动和措辞，以换得一丁点的尊重和承认。他们有很多方面都得靠我，也知道美国很重视我。我在离开美国前，和罗斯福总统指派的美国驻柏林大使谈了很久，他是芝加哥的历史学者。他一再地向我表示，他必须靠我取得德国外交部和纳粹高层方面的消息。即使是最愚蠢的纳粹呆子都得尊重并接受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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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蒙特格拉斯说，“你难道不怕纳粹利用你来帮他们赢得面子，并欺瞒外面的世界吗？此外，至今他们根本不在意外界对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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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弗义愤填膺地说：“我又不是3岁小孩。我是一个老练的记者。要是他们想操纵我，我就立刻走人。这样不但会使他们受到伤害，也使他们颜面尽失。这是他们付不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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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定你不是长久以来想进《柏林日报》才接受这份工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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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可以保证，你这么想，就大错特错了。我跟你们两个说件不为人知的事：我和内人实在是太喜欢美国了，我们本已决定留在那儿，不回德国了。而且，我早先也接受了这个职务的邀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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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出《时代》杂志的专用信函，是鲁斯（Henry Luce）写给他的，请他担任《时代》、《财富》，还有即将创刊的图片杂志（也就是后来的《生活》杂志）驻伦敦欧洲首席特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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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给我的酬劳将是在《柏林日报》的两倍。他还暗示，过几年我应该可以在《时代》担任高级职务。我内人要求我接受这份工作，她一点也不愿意回德国。但是，我觉得我有责任。我亏欠沃尔夫，我该回去继续他毕生的事业。在我从大战的壕沟归乡时，他给了我第一份工作。这个老人就像我自己的父亲一样。我也亏欠《柏林日报》，我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份报纸，不让野蛮人来蹂躏、破坏它。我也亏欠祖国，我一定要防止那些纳粹野兽犯下最卑劣的暴行。我并不指望在纳粹治理之下的柏林如何，但是我知道只有我有影响力，因为他们正迫切需要我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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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谢弗抵达柏林，受到盛大的欢迎，集名衔、财富和荣誉于一身。纳粹指派他做《柏林日报》的主编，以证明所有关于纳粹的报道和外国报纸上登的那些他们对报界的掌控，全都是犹太人编织出来的恶毒谎言。他们开始利用他，让他得以采访纳粹的头目。在访问中，这些头目信誓旦旦地对谢弗表示，他们绝不是反犹太，反之，他们有许多亲密的好友都是犹太人。这些访问稿立刻刊在《柏林日报》上，并挂上谢弗的大名。每一次纳粹的欺压或暴行被揭露出来时，谢弗立即被派到柏林的外国使馆，向外国记者保证这种“个别事件”绝不会再发生。德国重整军备的消息一出现，又得谢弗出马，写一篇文章为纳粹辩护，并引用“来自高层的消息来源”，说明希特勒维护和平的强烈渴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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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服务，纳粹偶尔记得施给他一点小惠——他仍得以让两个年老的犹太编辑为《柏林日报》改写财经新闻或做校对，但是为时只有两个月。有时，他得到允许可以写一篇简短的社论，批评即将施行的人造奶油税，或是电影票的娱乐税。两年后，《柏林日报》和谢弗的利用价值都被榨干了之后，两者都被“清除”，消失得了无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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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裔美国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有一本书谈到纳粹的杀人魔王艾希曼（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德国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纳粹的灭绝犹太人行动，战后逃往阿根廷，被以色列人逮捕，并处以绞刑。），提到“罪恶的平庸无奇”。这真是最不恰当的词语。阿连德女士对“大罪人”还抱着浪漫的幻想，并深陷其中。世上不是有相当多的伊阿古（Iago）（伊阿古（Iago)：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Othello）中狡猾残忍的反派人物，暗施毒计诱使奥赛罗因嫉妒猜疑而发狂，将无辜的妻子戴斯德蒙娜杀死。）——平庸无奇却犯下滔天大罪的人？像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那样的，则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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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之所以会在汉斯和谢弗身上发生作用，正因罪恶力量之大，而人却是如此渺小。撒旦是为“黑暗王子”，这种通俗的说法可能要比阿伦特女士所言来得恰当。由《圣经》中的祷告词我们得知，人是如此的渺小、脆弱，因此我们请求上帝不叫我们遇见诱惑，救我们脱离凶恶。正因为罪恶从来就不平凡，平庸的是人。因此，人千万不可和罪恶打交道——一切都是罪恶本身搞的鬼，而不是人。人会成为罪恶的工具，就像汉斯那样的人，他以为靠着自己的野心可以驾驭罪恶；而谢弗本以为可以借着加入罪恶而避免最坏的情况，最后也为罪恶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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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想，哪一个为害较烈——是“怪兽”，还是“绵羊”？哪一个比较不好——是汉斯追求权利欲的罪恶，还是谢弗的骄傲自负之罪？或许，最大的罪恶都不是这两个作古已久的人，或许是20世纪的漠然——也就是那位享有盛名的生化学家犯下的罪——这位学者既不杀人，也没说谎，但却拒绝做时代的见证。用古福音书的话来说，“在主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竟然视若无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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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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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