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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我们回到屋内，准备品尝茶或雪利酒。布雷斯福德每天都要喝上两杯的苏格兰威士忌，这时也是来第一杯的时候。克莱尔很快也回来和我们相聚。我们就这么静静地坐着，陶醉在音乐中。布雷斯福德和克莱尔过着简朴到几近俭约的生活，他们只有非常少的奢侈品，其中的一样就是那精工雕琢的留声机和数目庞大的唱片，大多数都是室内乐。我们的晚餐吃得比较早，之后就开始闲谈，从时事、政治，谈到文化人类学、古典历史和艺术等。特别是文化人类学，那是布雷斯福德在巴尔干半岛工作时就很感兴趣的东西，那时正为流行。克莱尔总是第一个上床，因为每天清早就得起身工作。一个小时左右以后，我的妻也上楼睡了。最后，只剩布雷斯福德和我两个人，他就慢慢把话题转向他此次邀请我来的原因，以及我们当初成为忘年之交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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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和我相遇之时，我还不到25岁，他却足足比我大36岁。我到英国还不到一年，刚在一家很小，且少有人知的商业银行做经济和证券分析员，那是我第一个正式的工作。而那时，布雷斯福德已是知名作家，也是所有以英语写作的记者中，最顶尖的一位。就性情而言，我是个旁观者，他则是个行动家。我对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看法，和布雷斯福德所代表的或实践的，完全不同。那时，我已怀疑社会救赎，不管是信条还是未来救世主那动人的说词，都无法使我信服。但是，布雷斯福德从骨子里就相信这些，并热情献身于社会救赎这个信念，正如他的祖先全心全意地为了基督信仰奉献一般。他后来慢慢“左倾”，和他那些工党的朋友决裂。他们在1931年组成了全国联合政府，很快地他们就变得相当保守，只是不以保守为名罢了。于是，布雷斯福德成为知识分子反当权组织“左翼书会”中最活跃的人物。我从来就不是左翼分子，甚至也并非一直都是自由派。事实上，在布雷斯福德和克莱尔的朋友中，唯独我不属于“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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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布雷斯福德正是由于这一点才和我结交。在那几年中，他最关心的，常常在他内心萦绕的事，却不能说与任何一个“左派”人士听。然而，他还是要找个人来谈谈，听自己倾诉。这件事也就是他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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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从来就不觉得共产主义有任何吸引他的地方，更别提斯大林的共产主义了。但是，他看到法西斯和纳粹日益壮大，越来越觉得只有苏联的共产主义可以有效地来制衡。在1930年左右，这个因撰写文章反对英国和帝俄结盟而声名大噪的人，开始提倡英国和苏联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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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2年他出版第一本有关这个议题的书开始，一些非共产党的知名西方人士便纷纷对苏联表示赞扬。这本书的主旨在号召西方自由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组成联合阵线，一同对抗法西斯和纳粹。“左翼联合阵线”这个理念和口号都是他提出的。然而，他不只请求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接受共产党这个伙伴，也要求共产党放弃其意识形态的“纯粹”，共同为避免法西斯并与之对抗而努力，成为“欧洲共产党”，而非只是“莫斯科共产党”。同时，布雷斯福德也对苏联和斯大林大加赞颂，他的称扬并非完全不分是非且过分虚伪，如后来英国那些斯大林的仰慕者，如费边社的圣人韦布夫妇（Sydney ＆ Beatrice Webb），或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领导人物拉斯基（拉斯基（Harold Laski，1893—1950）：英国政治学家、教育家、杰出的工党成员。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困难可能导致政治民主的毁灭。他看出只有社会主义是唯一可能取代当时正兴起的法西斯主义。）等。虽然韦布夫妇的政治影响力要比布雷斯福德这个“孤客”来得大，而拉斯基也比他杰出，但是布雷斯福德却是第一人。他的书造成相当大的波澜。他那无可比拟的风骨与内心的纯正比起学术分量所造成的冲击力要来得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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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我和布雷斯福德初次相遇时，他已经开始有了疑虑，而且这些困惑越来越深。斯大林轻而易举地利用了布雷斯福德的口号“左翼联合阵线”。不多久，我们就明白斯大林和他所控制的共产党背离了布雷斯福德的原意。对他们而言，“左翼联合阵线”指的是，俄共的专权独大，使所有的盟友都在其完全控制当中。我想，布雷斯福德本人相信由于德共拒绝莫斯科方面的命令，支持并容忍德国“左派”和中间的民主政党，才使得希特勒有机可乘，但是，他也认为他们在德国政策的错误应该可以教共产党一课——几年后，他们在法国进行的一样是手足残杀的政策，先使布鲁姆（Léon Blum）“左翼联合阵线”政府无能，再将之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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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其说布雷斯福德是个政治人物，不如说他代表良知。他写出赞颂斯大林的文章时，斯大林实行集体农场、镇压富农的首次报告已经传到西方了。但是这样的故事令人不敢置信，因此被视为恐吓式的宣传而不予注意。几年后，这个疑问已得到证实，然而在西方还是很少有人相信斯大林曾冷酷无情地杀害大批异己分子。这些人当中，很多是布雷斯福德在当左翼政治作家时认识的友人。他无法相信他们的背叛，以及那编造的自白。但是——没有其他力量来对抗黑暗的势力时，他如何和苏联决裂呢？他的良知促使他又一次成为特立独行的异议分子，以信仰和权力相抗衡。另一方面，他觉得政治现实在向他低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于是，他宽宥罪恶，或是干脆闭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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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非常清楚，布雷斯福德的理智和良知正在作战。于是，他们巧妙而花心思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这人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多年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华盛顿，一位资深英国外交官告诉我，他确信苏联驻伦敦大使迈斯基（Maiski）是精心挑选出来的，且在该职位停留甚久，主因就是他是布雷斯福德的密友，也是他的知己。这么说，也许高估了布雷斯福德对莫斯科的重要性。但是，无疑地，迈斯基的大前提之一，必定是使布雷斯福德继续支持苏联，成为“同路人”。因为特别对那时总是不信任政治和政客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而言，布雷斯福德代表着风骨、独立与无私。他的支持共产主义，要比最好的、经费最为充裕的宣传活动强过好几倍。因此，迈斯基不惜在布雷斯福德身上花时间、下工夫，以防止他变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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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曾流亡伦敦多年，那时就和布雷斯福德成为好友。布雷斯福德有一次在偶然间提及，迈斯基曾为《曼彻斯特卫报》做研究工作以维持生计，那也是他唯一能帮他找到的差事。迈斯基当时是属孟什维克党（Menshevik），这是俄国社会党里最大的派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Bolsheviks）也是从这社会党脱离而出的。1917年在俄国唯一的一次自由选举中，孟什维克党比布尔什维克党所获得的选票要高出甚多，迈斯基因此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员，然而在1917年10月的革命中，这个政府被推翻了。很多孟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不是被处决，就是消失在集中营里。迈斯基之所以能保住一命，靠的就是布雷斯福德和其他英国社会主义者居中与列宁和托洛茨基（Trotsky）协调的结果。在列宁死后，共产党内部发生斗争，迈斯基把他命运的筹码押在斯大林身上，结果押对了宝，平步青云，终于成为苏联驻伦敦大使，任务是“麻醉”布雷斯福德的良知。他对布雷斯福德百般示好，每个礼拜两个人总是坐在一起诉说无穷无尽的心里话，迈斯基还透露一些俄共的“内部情报”，还请布雷斯福德给他一些忠告。每当俄共欺瞒世人或是一些事件曝光时，布雷斯福德不免感到困惑。一开始，迈斯基会否认，说这是法西斯的谎言，到了不得不承认是事实的时候，消息已经过时了，于是迈斯基就说：“翻这些无谓的旧账做什么？没有人会对半年前的新闻有兴趣的。”然后，他又恳求布雷斯福德不要采取任何行动，以免弄巧成拙，反倒帮了共同的敌人法西斯和纳粹一个大忙。“想想看吧，一旦用你的名字发表出去，纳粹的宣传机器会轻易放过吗？如果英国和全欧洲都知道创出联合阵线这个理念的布雷斯福德已经投向敌人的话，不知有多少人将会认为”左派“已经无药可救了。想一想，你自以为是的正义之举造成的伤害会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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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是个阅历很深的人，不至于完全被阿谀冲昏了头；他也是个老练的记者，不会就此听信迈斯基的狡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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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的谎言，以为那一连串的整肃和审判皆非事实。但是，迈斯基劝他别弄巧成拙反倒帮了敌人大忙的话却奏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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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斯福德的力量来自于不考虑良知会带来何种后果。这也就是异议分子的力量，布雷斯福德自己也很清楚，这也会造成自己的毁灭。因此，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因时制宜地来发挥良知。尽管他和迈斯基多年来情谊深厚，他却不再相信这个人了，对斯大林的宣传和共产党的目标也抱着深深怀疑的态度。但是，他却没有采取最极端的一步来直接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党，或是和他们公然决裂。因此，陷于极度痛苦的他，不得不找个人来倾诉。然而，那时他的问题却无法说与任何一个“左派”人士听，至少在英国不能这么做。正因为我不是“左派”，不会成为让他头痛的问题，因此就成了他倾吐胸中块垒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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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想要和俄共划清界限时，我也是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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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离开英国一年后，我曾回我所服务的地方去看看。我是英国报社的驻美记者，同时也是该国财政机构的驻美经济分析员和投资顾问。布雷斯福德邀请我第一个周末有空时就到他在孟克斯·瑞斯伯罗的小屋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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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离开英国和他告别时，只是一年两个月前的事，这回相逢，却发现他看起来足足老了10岁。我搭船回英国时，希特勒已经大举进军奥地利，以武力吞并这个国家——这是他首次公然的土地掠夺行动。然而，国际上却是一片绥靖之声，以英、法为最。苏联的整肃和审判，也使恐怖和伪善达到高峰。最让人失望的消息，还是西班牙传来的。共和党人还继续执政，佛朗哥（Franco）直到一年后才获得最后的胜利，但又被迫退为守势。德国和意大利纷纷调派军队和武器至西班牙，以确保佛朗哥的成功，西方也对共和党实施武器禁运，在西班牙的苏联代表进行一连串的整肃活动，对象包括非共产党党派和共和党的领袖，不管是社会民主党、天主教巴斯克人（Catholic Basques）、加特隆尼亚的自由派（Catalonian Liberals），还是无政府主义者等。这则大整肃的消息1937年从西班牙传出时，苏联立即否认，迈斯基立刻说服布雷斯福德写一篇文章反驳这个“谣言”，并宣称这就是纳粹的宣传伎俩。之后不久，这个“谣言”却被证实为真，许多百分之百纯正的“左派”知名人士纷纷出来指证，如奥威尔（George Orwell）、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还有那劫后余生的林肯旅团（林肯旅团（Abraham Lincoln Brigade)：或称林肯师团，是美国人自愿参加西班牙内战的军队，后被出卖。）。布雷斯福德觉得他这一生已经名誉扫地，成为大家耻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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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公然受辱，生涯遭到极大的挫折之外，又加上他个人的不幸——克莱尔准备离开他了。她已搬出和布雷斯福德同居的公寓，只有在布雷斯福德不到孟克斯·瑞斯伯罗的住处时，她才会去，同时也在整理行囊，准备前往美国，永远告别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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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在3月一个急风暴雨的日子再度见到他时，他的愁绪已浓得化不开，几近陷入极度的沮丧中。但是，他还是打起精神，如同往常，待客亲切而殷勤。他还是一样为我们准备了点小小的“惊喜”——在结冰的溪畔摇曳生姿的小杨柳。他拒绝谈论自己的心事，一直怂恿我说说太太如何、自己怎么样，还有目前关心的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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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已经完成了我第一本重要的著作——《经济人的末日》。在离开美国之前，我已经把手稿交给布雷斯福德为我介绍的一家美国出版商。他很喜欢这本书，但却有一点不同的意见。我预测纳粹最后的“解决之道”——计划屠杀欧洲所有的犹太人，以及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妥协——这些都是当时自由世界“正派人士”无法想象的。我和布雷斯福德谈了一整晚，也透露我担心找不到人出版。我随身带了一份手稿，布雷斯福德因此想看一下。第二天早上，他下来吃早餐时，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他彻夜未眠读完全书，而且非常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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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这实在是第一流的东西。我已经拍了封电报给纽约的出版商，告诉他们非得出版这本书不可，而且要尽快。但是，你可别谢我，我也想请你答应一件事——让我为这本书作序。这样我就可以公然和俄共决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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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虽是谨慎之举，但为另一个人写的书作序并不等于大声地“昭告世人”。不过，借此布雷斯福德还是表示和俄共一刀两断。他在序中说，苏联似的共产主义注定失败。正如布雷斯福德预期的，这本书相当成功，几个月后在英国一出版，布雷斯福德的背离共产主义已经公之于世，列入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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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8个月，欧战爆发了。布雷斯福德立刻鼓吹英国要全力对抗希特勒。对美国左派知识分子而言，布雷斯福德特别有影响力，因此他成为苏共的头号敌人，也是共产党意欲摧毁美国反共运动的第一个目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的非共产党的期刊——《新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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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public）的编辑布利文（Bruce Bliven），也是布雷斯福德的老友，告诉我说，他在为布雷斯福德辩解，否认他是“战争贩子”、“背叛者”以及“法西斯间谍”时，所遭受的压力是空前的。布雷斯福德本人亦是这份刊物的欧洲编辑。美国有一家知名大学请布雷斯福德演讲欧战及其相关议题时，校园中的共产党人及他们的同路人就强迫校方取消对布雷斯福德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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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1年春，罗斯福政府警觉当初新政最热切的支持者——大学教授、大学生、自由派的报人和知识分子等——正一步步走向孤立主义。所以华盛顿方面就要求英国政府派布雷斯福德来美进行巡回演说，因为那些为孤立主义者宣传影响最巨的，正是布雷斯福德在美国的朋友，多年来一直相当支持他。布雷斯福德非常欣喜，至少他可以有所作为了。但是，他打算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办好一桩“私事，”也就是说服在科德角定居的克莱尔回到他身边，跟他回英国。我和妻已在康涅狄格和麻州之界租了一间避暑小屋，于是我们邀请他们俩7月时一同来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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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趟美国之旅，对布雷斯福德而言，简直是一场灾难。在他抵达美国之前，已经注定此行功败垂成。他人还在海上时，希特勒就进军苏联，在纽约上岸时，每一个共产党、他们的同路人以及美国的左派分子都狂热地大声倡导干预。他的“私事”也落了空，即使他表示如果必要，他愿意搬到美国，克莱尔还是不愿回到他身边。于是，布雷斯福德提早结束这趟伤心的旅程，只在美国停留了两星期，告别美国时，已成一个被风霜摧残、心碎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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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的家乡还有更难堪的羞辱等着他。他决定此次回去，准备原谅并且忘记英共在前两年对他做的种种不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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