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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拙著《经济人的末日》出版，我在书中预言，希特勒和斯大林可能会有所妥协，6个月后才成为事实。但是，此言一出，我立刻变成美国共产党人和其同路人的敌人。《每日劳动者》（Daily Worker）以我为题，刊了一大篇，“证明”彼得·德鲁克这个人根本就不存在，而是个笔名，是纳粹高级军官和华盛顿国务院官员联手图谋不轨之作。而苏联官方新闻机构，塔斯社（Tass）在华盛顿的负责人托德(Larry Todd）个人更组织、策划了一项以我为攻击对象的运动，封杀我投给杂志社的每一篇文章，并阻止报社或学术界雇用我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托德的一举一动都是遵照克里姆林宫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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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鲁斯才亲口告诉我，当初的我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作家，出了一本书居然会引起这般轩然大波，完全是因为丘吉尔的强力推荐。当时的丘吉尔虽然已不再得势，而“姑息政策”正方兴未艾，但丘吉尔也不是毫无希望的“失败者”。几年前，他还是风云人物，因此，他大力推荐的书必然不可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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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麦卡锡（McCarthy）主义盛行时，在好莱坞名列于“反共黑名单”上，的确可耻。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把所谓的“黑名单”引进美国学术圈、新闻界和媒体的，正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共产党人，而且因为同情者众多而发挥力量。就麦卡锡而言，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所做的每一件事不过是以“反共”为名，用的策略还是当初美国共产党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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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对加入《时代》没有很深的疑虑，但一想到他们的内部斗争就倒胃口，或许我还有一场漫长的战争要打：一方面要对抗想继续留任的戈德伯勒，一方面有《时代》编辑们对自己的排挤，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公司里人多势众的美国共产党人。于是，我告诉鲁斯，请把当初的约定抛到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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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就知道写作是一种暴露自我的行为。出书就是自找苦吃，免不了遭人攻击，而我在书中揭示的，必会引起论战。然而，过了几个月后，我才不得不承认，《时代》里的共产党人即使没有给我天大的恩惠，也算是有助于我——没有他们，我可能会接受那份工作，这么一来，我若不被毁了，也不能再有什么作为。鲁斯招募了很多天分很高的人来为《时代》、《生活》和《财富》工作，结果这些人一旦加入，一生就写不出什么著作了，甚至在离开之后也是。鲁斯的善意，他给的高薪和溺爱，简直是对才智的谋杀。若是为鲁斯工作，我怀疑自己是否有那份能耐，能成熟到抗拒那些诱惑。很少有人做得到吧。我之所以有这种了悟，并不是酸葡萄心理在作祟。我因为曾和鲁斯手下的人共事过，才下此结论，更何况我还不知道是否他们真有一份工作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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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见我居然有排拒之意，干脆给我一份高薪的闲差，就当做是他的幕僚。我已学乖了，于是谢绝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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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不是那么容易打退堂鼓的人，一年后，他又提出一个令人心动的提议。这可是我写作生涯中最有趣、刺激，又有教育意义的工作，也就是——拯救《财富》1940年的10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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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斯创办的那些杂志中，《财富》才是他的挚爱。1923年创刊的《时代》，并不是他一手创立的，而是和他在耶鲁的同学哈登（Briton Hadden）合作的事业。然而，连对鲁斯多有贬抑之辞的传记作家斯旺堡（A.W.Swanberg），在他的著作《鲁斯和他的帝国》（Luce and His Empire）(1972年）中也强调，真的立下汗马功劳的是鲁斯，他从一开始就亲自负责编辑和出版的作业。但是，形式上，哈登和他还是平起平坐。在众人眼里，外向、爽朗、注重外表的哈登的确要胜过羞涩的鲁斯。鲁斯也有自己的情结，他一直无法忘怀他是个赤贫的传教士之子。一直到1929年哈登死后，鲁斯才得以坐拥整个王国，成为《时代》名副其实的大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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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30年问世的《财富》，从构想到诞生，都是出自鲁斯一人之手。头两年他亲自编辑，组成班底，定出版面设计风格、社论方针和发行办法；这一切都是在最艰难的时期，也就是经济大萧条的谷底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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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斯自己一生的计划中，《财富》的角色也相当特殊。《时代》使他不到30岁就致富。他一直想富有，但是不会用钱，直到他娶了克莱尔·布思，才知道如何享用金钱。《生活》使他在40岁以前成名，但是我想他一直不太习惯成为名人。《财富》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希望借由这份杂志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这也就是他心中真正的渴望。《财富》也比较符合他的风格。鲁斯从来不会使用“时代人”这种字眼，那种怪异的语言是哈登对《时代》的贡献。鲁斯自己文笔不错，也喜欢写作，偏好的是长篇的、闲适自然的、《财富》风格的文章。为《财富》写作、编辑一直是他的乐趣。最后，他想出《财富》的版面设计，对他来说，设计风格和内文是一样重要的。他和美术部门一起投入，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和美术主任及艺术家商讨。编务已经够繁忙的他，仍不得抽身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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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财富》的10周年特刊，简直有如他亲生的孩子，也是一个里程碑，他认为这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个人成就。他思考再三，拟定详尽的计划，就开始着手。然而，这10周年特刊却差点难产，原因在于：他无法把老朋友撤换掉，即使这个朋友显然疏于职守。时代公司很多次失败也都肇因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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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财富》的主任编辑达文波特（Russel Davenport）可说是惠特曼（Walt Whitman）再世——一个见解远大、对美国的未来怀抱着乐观态度的作家；可写出撼人心弦、情感炽热的散文；他也是杰出的文字编辑——为了搜寻一个最完美的字眼、重整一个句子，或是从一堆扑朔迷离的字词中找出意义，他都有耐心花上好几个小时来思考；他更是个好人——机智，待人热诚，常激励别人，而且很慷慨。但是，他却完全不适合做月刊的编辑主管。他不能做好计划，不知如何授权，更不会监督部属。截稿日期对他来说，无异于吓吓顽皮小孩的“狼外婆”；他也不会定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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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是第一个把“甘特图”（Gantt Chart）运用在杂志编辑的人。这种图表，始自完成日期，再一步步地往前计划。不这么做，鲁斯的杂志根本不能定期出刊。当时，他们所做的这种进度表可说是前所未有的精细、复杂。引进这种新的进度计划系统可说是一大创举，也是鲁斯对公司的贡献。《财富》当然也用这种进度表，但是达文波特却从来没用过，他解释说：“我把进度表放在脑子里。”显然，进度表是不可能放在脑袋里的。但是，达文波特已经跟了鲁斯多年，尽管不胜任做主管，鲁斯还是把他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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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财富》10周年特刊却是《财富》有史以来最有野心的计划，而且和以往大不相同：将有20篇论及美国经济的文章，12篇是主要论文，其他8篇则是次要的文章。鲁斯和编辑群商量出这个伟大的设计后，就交给达文波特执行。6个月后，离送厂印刷只有几星期时，鲁斯来查核进度——几乎一无所成。有一些主要的文章还没找人来写。就在此时，鲁斯找我来做“救火员”。关于我过去做过的研究、分析，他已经了如指掌，手中就有几本剪贴簿，专门用来收集我的文章。他请我写两篇主要的论文：一篇论美国农业，一篇则是有关美国的劳动力。还希望我编辑几篇当期预定选用的文章，并从未来几期预备刊登的文章中找几篇出来编辑一下，让这10周年特刊得以顺利出刊。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最后终于赶上截稿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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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来几期的文章找出来加以编辑、刊登的文章中，有一篇是有关IBM和沃森（Thomas Watson，Sr.）的故事。这篇是刚加入《财富》的一个年轻人写的，也是他为《财富》写的第一篇。但是，因为大家忙，没有人帮他做研究工作，结果，这篇文章惨不忍睹，错得非常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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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财富》可说是相当支持企业界，但在当年只是做“有关”企业的报道，他们的描述不一定是“正面的”。鲁斯眼中的《财富》是想以很严正的态度来看企业，将企业视为美国生活和美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并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加以分析。他开创了《企业的故事》这种报道方式，头三四篇都是他本人自己动笔，就是现在“深度报道”的始祖，而他的故事却偏向黑暗面。当时，自己的公司若被《财富》刊登出来，主管阶层无不觉得是一大困扰，可比拟为遭受带状疱疹袭击。有一次我问加勒特（Paul Garrett），斯隆聘他做通用汽车第一任公关主管时，他的首要任务是什么。他答道：“离《财富》远一点。”那时，《财富》才刚起步而已。听说，有些企业主管私底下说服或是贿赂《财富》的编辑或记者，要他们取消有关自己公司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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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为IBM那则报道执笔的年轻人并不了解“深度报道”和“抹黑”是有所不同的。由于这种混淆，使得这种报道很容易受到其他条件的影响。在那电脑还未普及的年代，IBM还不是一家大公司，刚达到中等规模而已，然而他们却有与众不同之举：比方说不裁员，在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甘冒破产的危险，也不愿将员工解雇；该公司的蓝领阶级领的是周薪或是月薪；提供员工持续的训练课程；还有，他们没有所谓的“监工”，而是由“助手”来协助团体工作。而IBM得以熬过经济大萧条，全靠那毫不起眼的产品——时钟，还没有什么科技成就可言。但是，IBM还是希望营造出大而重要的形象，于是创办人沃森大举运用“思考”这个口号——发出数万张特别设计的、印着“思考”的贴纸。沃森自己还编出一些有关这口号的笑话，并使之广为流传。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吸引众人的目光，在纽约世界博览会把自己的摊位设计得光彩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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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还没有几个人听过或用过IBM的产品。由于这些特质，IBM实在是个特殊、有趣的好题材，正符合鲁斯当初想报道这个企业的构想。但是，那个年轻人却忽略这些，反而对沃森进行无法无天的人身攻击，称他为“美国的希特勒”、“新集权头目”等。沃森不准任何人在办公室饮酒，甚至在供员工休闲的乡村俱乐部也绝对禁止。这点在那个执笔人眼中，简直是罪大恶极，因此义愤填膺，大加挞伐，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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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客观地来报道这家公司。他以一支生花妙笔，写尽了沃森之恶，后来还成为《财富》最佳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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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篇报道本来有人审核，但是审阅者太忙，又因时间紧迫，没有看就让它过关。《财富》在每一则企业报道出版前，都会先把文稿送给该企业过目，并请他们指陈其中有违事实之处（但不保证一定会更正）。这篇文章虽然也送到了IBM，但已经是付印前一刻的校样。因此，实在是太迟了，无法不登这篇稿子，或是再重写。看完这篇文章后，我跟鲁斯说这次的事情无法挽回，不过我们可尽量改正文中写得最愚蠢的部分。我当然不怕该公司的抗议，或是沃森的威胁——他的确可以因此控告我们诽谤。但是，我还是会先保护这篇文章的执笔人，并加以修改一番。我要求鲁斯下令，把IBM的电话转给我来处理，不要让他们接触原来的执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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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天后，IBM终于打电话来了。恰巧，原来的执笔人正坐在我对面，和我讨论那篇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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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沃森，我想和有关IBM那篇文章的执笔人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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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他不在。您可以跟我讨论。我是德鲁克，负责那篇文章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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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要讨论那篇报道。我想和执笔者本人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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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否先告诉我？我一定会代为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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