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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杂志，事实上整个杂志的概念会有相当大的变革。麦克卢汉（Marshau McLuhan）一直强调印刷的文字已死。实则不然，死去的是经由邮件运送的文字。对编辑或读者来说，重要的是信息，而不是传递的方式。把墨水印在重磅的纸上送到远方，要比用电子媒介传送到读者的家，价钱贵上100倍，却慢1 000倍以上。为了运送1/10盎司墨水的信息，用了3磅左右的纸来印刷寄送是不是不合经济效益？除非没有其他方式可行，否则没有必要如此。更何况今天电话和电脑相当普及，是传送信息、排印文件的好帮手；如有需要，电子信息自然可在纸上排印、存档，这些纸张也可再回收。从科技的层面来说，彩色电子图像也是可能的。现在的阻碍只是立法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比方说受到“新闻自由”的限制。付费电视已经被接受了，电子杂志终将成为事实。用邮件运送的方式太浪费人力，电子传送不但合乎经济效益，而且更有弹性，更多样化，更可以展现编辑的特性。英国邮局已经开始做电子图像传送的服务，这种创意实在让人眼睛为之一亮，而美国IBM的子公司也在1980年开始这项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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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生活》这种以图片为主的杂志，和一般以文字为主的杂志一样，用人工运送，因此不能长远。在1950年左右发行量创下新高的同时，采用昂贵的生产、邮寄方式，生存必定会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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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个人给予这份杂志的评价极高。《生活》可谓现代文化的重要成就，特别是其中表现出的无穷变化和个性。但是，我所赞赏的是这杂志本身，而不是那传统印刷用的纤维，也不是机器印在那纤维上的黑点。我衷心希望这份杂志能长久，也愿那古老的传送媒介早日作古。鲁斯的杂志，就本质而言，可说是旧日科技最后的大众杂志。若是要写杂志史，可以题为——“从爱迪生的《观察者》到鲁斯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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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0年后，也有可能出现另一段历史——“从鲁斯的《生活》到……”因为鲁斯的杂志不仅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个，也是新品种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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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家的传记中，很少提到鲁斯这个人。和他同时代的共和党巨人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参议员塔夫脱（Taft）就是典型的例子。论艾森豪威尔任内表现，写得详尽的是帕梅特（Herbert S. Parmet）的《艾森豪威尔与美国十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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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senhower and the American Crusades）（1972年）。在这长达650页的巨著中，只提到鲁斯两次——一次说鲁斯是第一个公开和麦卡锡唱反调的人，那是在1953年6月。过了一年多，艾森豪威尔的内阁才有人敢声明反对麦卡锡。另一次是论及艾森豪威尔援外计划，他集合了30位卓越的领导人，鲁斯也名列其上。同年帕特森（James T. Patterson）出版的《共和党先生——塔夫脱传》（MrRepublican；A Biography of Robert ATaft）提到几次“鲁斯的杂志”，几乎没有提及他这个人，如果有的话，也只是一笔带过，而不认为他是有政治势力或影响力的人。另一本较早出版的政治传记，由舍伍德（Robert ESherwood）所著，有名的《罗斯福和霍普金斯》（Roosevelt and Hopkins）(1948年)，同样地也提到鲁斯两次而已，且是“完全不重要的人物”，一次说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反对孤立主义的“白色委员会”成员，另一次是说他在1944年的一篇社论中正确地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孤立主义不会再度兴起。这三本书都有根有据，参考了当事人详尽的日记、文件，没有一个认为鲁斯在政坛上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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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鲁斯立传者，不管友善或敌对，都把他描绘成美国政治的重要人物，且不论他有无正面的贡献，他对美国的政策相当有影响力。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到1967年他辞世为止，在这一段美国政治史中，鲁斯即使不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也不可小觑。有关鲁斯生平的专著，最有名的、在一出版就炙手可热的是斯旺堡（Swanberg）的《鲁斯和他的帝国》（Luce and His Empire）。根据斯旺堡的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孤立主义、干涉政策、反共产党，以及美国支持蒋介石等多项政策，鲁斯都有份。斯旺堡认为，美国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只有一个有力的政治人物——亨利·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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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以上两种对鲁斯的评价，不是失之不及，就是失之太过，因此都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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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鲁斯的出版事业声势是多么壮大，以传统的角度来看，他对美国政坛完全没有影响力，而且一点分量都没有。他甚至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来完成自己一点小小的政治野心。大家都知道鲁斯对驻伦敦大使一职垂涎已久，因此自己的出版王国帮助艾森豪威尔顺利登上总统宝座时，就提出该项要求。然而，老谋深算的艾森豪威尔想让他出局，又不能给他难堪，于是巧妙地指派他的妻子克莱尔，前剧作家，后来为康涅狄格州的议员，出任驻罗马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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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在政坛的影响有限，原因之一就是他旗下的杂志很少反映出他自己的立场。在编辑方面，鲁斯非常积极地参与，直至20世纪50年代的早期或是中期。但是他并不在乎这些刊物所透露的政治信息。他本人虽然坚持某种政治主张，但是他允许编辑有完全不同的观点，并自由发挥。打从一开始，鲁斯就是激进的“干涉主义者”，早在1935年他就和丘吉尔有过接触，似乎已参与大西洋联盟对抗希特勒的计划。但是一直到欧战爆发，在他旗下还是有大声倡导孤立主义、对希特勒姑息的人，也就是《时代》的国外新闻编辑戈德伯勒。鲁斯本人非常保守，但是《时代》、《生活》和《财富》的主任编辑都是自由派的，还有一些如20世纪40年代在《时代》的英格索尔，还是自由派的左翼人士。鲁斯几乎从一开始就反对麦卡锡，使得艾森豪威尔政府相当困窘，但是他还是容忍《时代》里拥戴麦卡锡的前共产党分子，让他们言所欲言，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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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鲁斯不会缄默，他也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从他给编辑的便条或是他修改的社论就可以看出。不过，他也有百分之百坚持己见的时候，那就是论及中国政治时。在其他方面，他都可以允许不一样的看法，但是谈到中国，他可一点都不让步。他对中国的主张和很多“中国的友人”一致，如小说家赛珍珠（Pearl Buck）和罗斯福总统。鲁斯的情感反映出美国传统那种对中国的移情。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对美国的兴趣不大，不易接纳美国的情感和价值，和美国几乎没有任何的共同点，不管这中国是在清朝、蒋介石还是毛泽东的统治之下。然而，美国却以最迷蒙、多情而浪漫的眼神看着中国，像鲁斯和罗斯福所憧憬的蒋介石的中国，或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之于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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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所有同情中国的友人，鲁斯鄙视日本，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多年后，他的杂志仍然表达出反日的偏见。时值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一次我为《财富》写了一篇文章，并受邀参加他们的编辑会议。鲁斯突然现身，并提议以欧洲的恢复为题做一特刊。那时的欧洲才开始有一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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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道：“你们意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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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表示：“这个构想很好，现在正是时机。不过，我们是不是该有一篇讨论日本战后恢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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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真认为如此？”大家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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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个特刊的构想就作罢。”说完，他随即起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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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中国和日本，鲁斯并不关切他的杂志所表达的政治立场。他在意的是感觉，而不是概念。对他而言，编辑抱持着干预主义或孤立主义，都不重要，但是他希望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和自己所创办的杂志跟他一样，对事件的看法和采用的方法也相同。鲁斯是个道德感相当强烈的人。即使他偶尔会喝一点酒，但不会刻意摆脱自己是传教士家庭出身的背景。他和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有同感，认为美学就是道德。远在麦克卢汉之前，鲁斯就已经断言，媒介本身就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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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和政策而言，鲁斯造成的冲击力几近为零。虽然他自己有所主张，但问他也是白问。然而，在美国对世界的认知方面，鲁斯的影响却十分深远。或许，他并未创出一个全新的角度，但是他却使之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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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鲁斯一个中国字也不认得。他小时候在山东烟台就读的教会学校只教英文。在1939年我们初相遇时，他拿一个中国字来问我，看我知不知道。他说，这个字的结构流露出建筑之美，不像西方字母只是无意义的排列组合，这样的中国字能够把意义和情感都传达出来，他还说：“完美的《时代》报道就像如此。”他在创办《财富》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要成为企业喉舌，或是道出它们的黑暗面，他的着眼点在于企业终将变得重要，将越来越显著。他觉得要了解企业这个中心主题必定要透过全新的图像，如毕加索和德国包豪斯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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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haus School）的作品。《财富》有美国杂志史上第一个现代艺术的美术主任。鲁斯大胆地提议美术设计部门不但要负责版面设计，也得做广告设计，这样才能给读者一个整体的视觉感受。《生活》终于也把电影新观念从戏院搬到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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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当然也有“书报”，最成功的例子就是20世纪20年代德国的《柏林书报》（Berliner Illustrierte Zeitung）。鲁斯从德国人那儿学到印刷技术。但是，德国人的出版物依旧以文字为主，插图和照片虽多，却还是配角。鲁斯创办了第一本用照相机说故事的杂志，成就宛如最好的默片。《生活》的精神导师可说是德米尔（德米尔（Cecil B.DeMille，1881—1959）：美国电影制片及导演，美国类型电影大亨。他的70部电影反映出改变中的美国品位及价值观，特别以花费百万的壮观场面著称。作品中最著名的为有史诗风格的《十诫》。），而不是杜米埃（杜米埃（Honors Daumier，1806—1879）：法国石版画家和雕刻家。以在许多自由期刊发表政治讽刺画和嘲讽中产阶级的漫画而闻名。对平凡人的人性诗情和悲剧十分关切，又被称为社会写实主义者。）——鲁斯了解到，借由默片美国人可以看到摄影机所看到的，而不是透过插图家的眼睛来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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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的电子杂志等于是鲁斯之子。他尊重美国宪法，因此不会说：“我不管国家的法律是谁定的，让我为国家写歌吧。”但是他可能会说：“且不论政策是谁制定的，不过让我的灵感来引导吧。”而且，他真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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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见到鲁斯是在他辞世前6个月，1966年9月纽约的国际管理大会的正式餐会上，鲁斯就是主办人之一。那时68岁的他，看起来已像85岁的高龄，而且病得很重。但是，他还是和以往一样彬彬有礼，热情地招呼我，请我在他身旁坐下，问我：“最近在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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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刚从日本回来。你无法想象日本成功的程度，他们在原本表现得不错的地方又前进了一步。他们正努力把西方文化日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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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一听，做了个鬼脸，站起来，离我而去。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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