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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然不会追她们。我也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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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就不懂了。我想，你手下的研究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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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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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她们应该知道该关上自己的门吧。”于是，这件事就这么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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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他这个人的态度：如果作家和编辑表现得好，要怎么做是他们的事，别自以为是地去干涉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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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鲁斯也是个很可怕的老板。我怀疑达文波特是否知道，或者感觉到鲁斯已经接手特刊的编辑作业。鲁斯下了很大的工夫，让达文波特置身事外，而不解除他的职务。鲁斯甚至连编辑会议都不参加，但是他会在事前小心翼翼地指示我们几个人应该负责的文章为何，而且总是在他自己位于另一层楼的办公室里私下一一告知。所以，我们是意外地，或是从研究员的飞短流长发现“受诏的”还有谁，以及他们的任务。鲁斯要我们守口如瓶，不可让达文波特或任何人知晓我们跟他合作的事。这么做，部分的原因是不想伤害达文波特。鲁斯无法做出伤害老友的事，如果不得不，他总会让这人“更上一层楼”，给他加薪，并另行指派一份名声响亮却没什么意义的“特别任务”。这种运作的手法，目的在于掌控一切，虽然在这个时候，他看来已经慢慢从社务中淡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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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后，大约在1950年左右，鲁斯几乎成了个长年不在的老板，大半时间不是在国外，就是在他南卡罗来纳和亚利桑那的私人农场或牧场。他找来很多人为他工作，名义上各有主管加以管理；他和主管阶级磋商，也会直接去找他们的部属；虽然常公开地和一些编辑、执笔或是记者交谈，也会背着他们的主管与之密谈——这一切，就是为了不让任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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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编辑或发行人控制大局。他几乎不会干涉内部作业，也从未下过任何命令，但总是可以兴风作浪，让内斗愈演愈烈。然后，他必须做的，而且做得相当漂亮的，就只是半年露一次脸，带来许许多多的想法、问题、建议、疑惑以及争论，即使是最有能耐的主编都被迫居于守势，内心因此不能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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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足以解释为何他手下的杂志派系问题如此严重，弥漫着斗争、不和以及互不信任的气氛；也可看出为何鲁斯集团的编辑中有那么多人酗酒成性，而时代公司为何有那么多怨言。鲁斯的阔气，给人过分优厚的薪水使得原本糟糕的人文气氛更为恶劣。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每家报社都在勒紧裤带，每人所得都少得可怜，时代公司给的却是大把大把的银子。我怀疑鲁斯是否存心如此。有一次，我质问他这件事，他答道：“我们赚这么多，给少一点我良心会不安。”结果，他手下的人无不愈陷愈深，而无法自拔。他们已经习惯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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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的生活方式——在高级餐厅吃午饭、出门坐头等舱、在第五街拥有气派的公寓、在康涅狄格州还有一个度假的“小地方”，此外，生日时还得到鲁斯和他的夫人送的小狮子当宠物。我在一次《财富》办的生日派对上，亲眼看见达文波特的前妻马西亚获赠这项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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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派对上，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下定决心，不管鲁斯如何利诱我，绝不进时代公司当编辑。后来，他来找我，希望我加入《财富》“支援”达文波特，意味着我将接管所有的计划、进度，以及监督杂志作业的工作，而达文波特仍然是名义上的“主任编辑”。我则不为所动。好莱坞的生活方式不适合我，于是我毫不迟疑地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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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也明白鲁斯并不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他其实是更耐人寻味的人物——他可说是个中国人。我想，鲁斯并没有注意到他处理人际关系的模式。他办杂志那一套简直是出自东方传统政治，制造党派斗争，在位高权重的人士间挑拨，鼓励年轻人来找他但不可让他们的上司得知——让内斗愈演愈烈，互相猜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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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会成为这样一个人，和他的出生背景有关。他是派驻到中国的传教士之子，在中国内地长大，同伴都是中国小孩。因此，塑造鲁斯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他回到美国，进入耶鲁就读时，已经是成人了。不知他是否自知（或许不知道，因为这人不善于追忆），他的人际关系、管理风格和那一套体系，正是中国统治者的权谋——虽然不直接视事，却不断地制造官员间的摩擦、分化以及互相对立的人际关系，以保障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不受任何人的威胁。我认识的美国人或欧洲人，若是像鲁斯一样成长于中国农村，和他实无二致。有时候，我不禁惊异罗斯福总统的管理风格也是如此。这该归因于他的外公——一个在中国行商的美国人，也是罗斯福那喜欢弄权的母亲最崇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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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以后，我很少见到鲁斯。他再度来找我合作，则是有个特别的计划，希望我提供一些建议。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鲁斯很想办一本有深度、高格调的杂志，以季刊或双月刊的面目出现，主题包括哲学、宗教、艺术、历史、科学和文学等。企划书已经由他手下的资深编辑拟好了，正是到了决定要不要投注人力和资金的时候。他预料这种杂志一定没有利润可言，把钱花在这样的计划上是否合理？这是他在1952年、1953年的疑问，于是他来找我，问我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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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我已经做过很多类似的工作。事实上，我的第一份顾问工作就是在1940年、1941年分析某家报纸的创刊计划：《时代》有一群编辑，在主任编辑英格索尔（Ralph Ingersoll）的领导下，决定在纽约办报——办一份“认真严肃、具有革新意味的小型报纸”，希望我的朋友提供财力上的支援。而这几个朋友在投资之前也请我分析这项企划案。那时，我已经知道，任何一种出版刊物是否能成功，第一个要考虑的，不是资金，而是编辑作业——编辑方向是否正确？如果是，提出这个企划的人是否能胜任编辑的工作。之后，再来看数字方面的问题。所以，我那一群财力雄厚的友人请我看一下英格索尔的企划案并分析将来的财务前景。我则以他们的编辑计划作为分析的重点，回去跟他们报告：“编辑方向大抵正确，但是提出企划案的人无法实现目标。”我的友人于是决定不支援该办报计划。于是英格索尔和他的同事另找了一些支持者，并以《午后》（PM）为名发行。不管是就编辑还是就资金方面而言，这份报纸后来都成了报史上的一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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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同一批人又找上我了，这次的企划案是《科学的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编辑方针很对，就创刊时机而言，正是再好不过了，除了鲁斯早期办的杂志，我还没见过什么刊物像这样合乎阅读大众需要，并能迎合他们新觉醒的意识。提出企划的人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而且有能力实现。我因此建议友人可以大胆投资，取得比原来预定更多的股份。很快地，《科学的美国人》在编辑和财务方面都有相当杰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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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鲁斯上门请我帮忙时，我已经有相当经验了。如同往常，他已经对我研究一番，知道我为《午后》和《科学的美国人》做的分析。他跟我说：“我之所以请你协助，正是因为知道你在审查一份新的刊物时，是不看财务数字，而是看编辑方针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希望你能提供我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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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的企划案很有意义。当时所有主要的知识领域，已有很多第一流的研究工作，但是旁人却难以得其门而入，偷窥一点名堂。那时，受过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对所谓的“美国心灵”（American mind），大家也越来越感兴趣。但是，我看了一下大约5本样本的大纲后，发现这份刊物强调的特点——“从美国人思考角度出发”，却消失无踪。有一本看来像是模仿1850年的《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另一本则类似1913年的《法国文学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caise），还有一本像是1925年的《新德国评论》（Neue Deutsche Runds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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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本不只是模仿之作，简直是19世纪欧洲的刊物，一点美国的特色都没有。过了几天，我不禁思索起这个现象——所谓大众的“自由主义的文化”这个基本概念是不是根本和美国特质格格不入，或是已在20世纪中叶失去意义？从另一方面来说，《科学的美国人》、《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科学》杂志（Science）和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出版的杂志之所以能够成功，不就说明鲁斯企划案中那受过教育的读者群确实存在吗？但这些读者有兴趣的却不是一般的“大众文化”，而是特殊的“小众文化”。因此，以上那些刊物的读者群会重叠，或者说大抵上是同一群人。从美国开办公共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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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Television）的经验，我们也可发现：其立意和鲁斯想创办的“高格调”杂志差不多，以同样的人为观众群，但“文化”和“教养”的意义已有巨大的改变——所谓有教养的人将不只是在业余涉猎几个领域，而是个专家，且是能使自己的专长和知识互相贯通的通才。对这样的读者来说，《爱丁堡评论》、《法国新闻评论》、《新德国评论》，或者是鲁斯想创办的杂志、美国公共电视，以及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的三号广播网（Radio 3）都过于业余、矫揉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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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跟鲁斯说：“这份企划案很棒，不过晚了50年。此外，《时代》的人也无法胜任。我猜，你想寻找、鼓励一些外面的作家来为这本杂志执笔，并以一般大众为读者群。但是你的专长却是叫自己手下的人搞定，因此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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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仔细地听了我的建言，说道：“我来向你请教，正因为我猜想到你会这么说。但打从一开始，我就梦想办这么一本杂志。于是我想从《时代》那里拨出经费来办一本美国前所未有却应该拥有的文化杂志。不过，你说的没错……”于是，他放弃了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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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年，他又来找我了，而且来往得相当频繁。那时，《生活》首次显现出老态。虽然整体的营业额还在往上蹿升，但是他们得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才能找到订户。由于拉到新订户和保住老订户越来越不易，花费急剧增加，因此广告收入和营业额一定要不断地创下新高，才能生存。鲁斯请我研究一下《生活》的编辑内容，看看能有何种改善。我的报告根本不为《生活》的人采纳，因此不知道他们是否转告鲁斯我所下的结论。我论道，《生活》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如果基本编辑概念能有所改变，还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但是说到这点，大概没有一本杂志可以轻易办到。《生活》已经败给电视了，若要保住领导地位，一定要从一本以图片为主的杂志，变成一本有插图，以文字为主的杂志。但是，这么一来，不但不可行，而且还是难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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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使《周六晚间邮报》成为全美最叫好、又叫座的洛里默不断宣扬杂志一定要以广告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订户则是用来刺激广告客户的成长。然而，《周六晚间邮报》却一直未能符合这条“洛里默法则”。直至30年代晚期，他们之所以有正常的营收主要还是靠一般订户，广告收入只能算是一笔“意外之财”。但是洛里默的话却让很多美国出版业者和杂志投资人信以为真，奉之为“金科玉律”，也被这句话害惨了。订户不多、零售情况不好，连最起码的收支平衡都做不到的杂志，只有倒闭一途。要拉到订户很简单，开出个令人心动的价格即可。《周六晚间邮报》、《展望》（Look）和《生活》这几本杂志在垂死前，都曾以低价创下发行量的最高峰，但只是回光返照而已。编辑因此大声怨叹，已经编得“内容扎实、可圈可点”，为什么得不到有钱大爷和广告客户的支持？如果一本杂志是以“流血价”来拉订户，用种种“特价”、“优待”和“双重大赠送”等来招揽客户，终会得不偿失，不能算是“编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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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结束前（《生活》本为图片周刊，1972年停刊，1978年复刊时，改为月刊发行。），为了从一个订户那儿赚到八九块，必须花上15块钱。这就是“编辑失败”——杂志社要贿赂读者，才能说服他们把自己编辑的产品带回家。登广告的商家通常不知道广告会不会成功，但是大家都晓得，如果读者不想看，再怎么打广告都没用。事实上，如果杂志不受欢迎，广告根本没有办法把产品推销出去，也就没有人会想登了。因此，创下高峰的发行量若是买来的，而不是自己挣来的，总是表示这样一本杂志已经日薄西山。《生活》也是如此，之前的《周六晚间邮报》和《展望》就是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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