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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为气候恶劣，我想你们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的道理。”于是，他把天气的因素摒除在外，一身湿淋淋地谈他的理念，直到早餐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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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麦克卢汉最后一次来访。就在20世纪60年代初，那个风狂雨急的6月夜，他突然有所了悟。那天晚上，在讲学和访友之后，刹那间他顿悟到从以前到现在苦思良久的东西，于是急着跑来告诉我。他那一夜说的，很快就整理成一本书出版，是他最重要、最清晰，却不是最有名的著作——《古登堡银河——印刷人的诞生》（The Gutenberg Galaxy；The Making of Typographic Man）。他在两年后才出版《认识媒体》（Understanding Media），并因此书而名闻天下。他在书中谈到“凉媒体”和“热媒体”（麦克卢汉把媒体分为“热”与“凉”两种。“热媒体”提供大量的资讯，具有高度的抽象能力。而“凉媒体”正好相反，提供少量资讯，对于事物缺乏明确的描述。前者如报纸，后者如电视。），像是电视和报纸等；说到经由电子产品世界将走向“部族化”，成为一个“地球村”；也道出“媒体即信息”这句名言。虽然我们还是朋友，但他已不再来访。就在那个暴风雨的夜晚，他看到了他的“希望之乡”。自此，他再也不需要听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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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来往得相当频繁的那20多年间，他是个先知，但他洞见远景的能力尚未成形。他知道他一定要看到，但却无法张开双眼来看。在那段岁月，他一定觉得自处于梦魇之中，想从可怕的梦境抽身而出，却做不到。当年，他在学会上宣读论文，回答那个英语系主任说“印刷术决定知识”时，他已经看到那个远景，但是在电视出现之前，他一直不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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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这个电视的先知，因此成为20世纪60年代赫赫有名的人物。我想，这也可解释，为何麦克卢汉的成就仅止于此。当然，电视以及“媒体”不只改变了传播的方式，也改变了传播的内容，更改变了我们对外在世界的感觉、我们看自己的方式，以及我们所看到的自我。然而，麦克卢汉的预言却无一成真，也不太可能成为事实。印刷术不会因为电视的出现而销声匿迹。在“显像管”侵略到客厅的时代，书籍和杂志未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正如“说书”被“书写”取代，“书写”又被“印刷”取而代之后，戏剧和诗歌并没有因此消失。的确，电子工具可能成为明日的印刷“媒体”，白纸上印的黑字已经可以用电子方式来传输，复印机更使得每一个人可以自行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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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信息”间的交互作用，也比麦克卢汉那句名言来得深远，不是媒体决定信息，也非信息决定媒体，而是互相影响成形的。我深信，麦克卢汉了解这一点。但是，他的顿悟是来自于电视，他也因此声名大噪，甚至认为自己是大众文化中的梭罗。不过，如果因此断定麦克卢汉这个人和他的洞察力，可谓极不公平。麦克卢汉最重要的看法，应该不是“媒体即信息”，而是——科技不只是一项“工具”，而是人的延伸。科技虽非“人类的主宰”，但是在扩展人类能力范围的同时，也改变了人类的个性、特质和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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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富勒也好，麦克卢汉也好，都不能整合科技、文化和形而上学。他们的“洞见”也无法使科技和人类的特殊活动，也就是“工作”相关联。科技并不是只和工具、机器和工艺品相关而已，像是工程师对科技下的定义；也不是在1954年和1958年由伟大的英国学者辛格（Charles Singer）编辑、出版的五大巨册《科技史》（History of Technology）所定义的科技；和创立于1958年的科技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对科技下的定义也不同，跟他们出版的期刊《科技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谈到的科技也不一样——科技并不只是“宇宙的力量”或是“人的延伸”，不是辛格书中定义的“东西制成的方式”，而应该是：人怎么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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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指有目的、人为的且是非有机的进化，经由科技，人得以执行那特别而独特的人类活动——“工作”。而人怎么做、制造东西，或是工作的方式，对自己的生存、和他人共存以及对自我的认知，都有很大的冲击。最后，甚至让人深思——“我是什么？”“我究竟是谁？”特别是，就人类生活和历史而言，工作就是特殊的社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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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自然联系”之于照顾无助的幼儿，非常重要，不管是人或是其他高等动物都有此种联系，然而象妈妈照顾小象的时间，比起人类抚育幼儿的时间要长，做得可能也比人类好，但工作所创造出来的“社会联系”，其可塑性、弹性、多变性和要求，就属于特殊的人类范畴。这就是科技作为一种工具，和作为一种“文化”与“个性”的界面。然而，就这一点而言，不管是富勒或是麦克卢汉都没有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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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科技”当做特殊的人类和社会范畴来处理，并视之为人类做事和制造的方式，可能太早。我曾在我的研究中尝试过，差不多是在40年前，那时富勒也从“最大动力学机器”的设计转向理论，而麦克卢汉也开始思索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和中古大学课程的关系。［关于这点，可参阅我在1970年出版的论文集《科技、管理与社会》（Technology，Management and Society）。］我了解自己还没有找到明确的例子和通则，更谈不上一套“系统理论”（general theory）；当然，富勒和麦克卢汉也是。但是，对于科技至少他们已经找出全新的研究方法，把科技当做是“人类”和“文化”的课题，而不是放在纯科技的领域来谈，不是“反科技”，而是偏向赞同科技的一方。不管如何，富勒和麦克卢汉还是先驱者、先知以及预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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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他们就是专心致志的最佳范例。只有像他们这样一心一意地追求，才能真正有所成就。其他的人，就像我一样，或许生活多彩，却白白浪费青春。像富勒和麦克卢汉这样的人，才可能让他们的使命成真，而我们却兴趣太多，心有旁骛。我后来悟到：要有成就，必须在使命感的驱使下，“从一而终”，把精力投注在一件事上。富勒在荒野上待了40年，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然而他还是坚定地为自己的愿望奉献一切；麦克卢汉花了25年的时间追逐他的愿望，从不曾退缩。因此，时机成熟时，他们都造成相当的影响。然而，他们虽有所成就，但还是不算成功，很多像这样的人留下的，只是荒漠中的白骨。而其他像这样有着很多兴趣，而没有单一任务的人，一定会失败，而且对这个世界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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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和麦克卢汉也为我们展现了先知的“哲理”——他们的成功，正是失败。在布伯（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德国犹太教哲学家、《圣经》翻译家，是对20世纪精神文化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早期的著作中提到一则故事，有个门徒问：“为什么上帝允许在以色列之子未到达希望之乡前，就让摩西死了呢？”那伟大的犹太教士回答：“正因上帝爱摩西。”到达希望之乡，且先知口中的“异象”（vision）成真后，以色列之子应该有所改变、自洁而重生，但是他们却依旧在罪恶中打滚，做神眼中的恶事。事实上，在先知转身离去时，他们早已遗忘了先知以及神赐的异象，而开始崇拜金牛犊。对先知而言是真理，对以色列之子却只是“有启发性的教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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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糟的是，一旦先知的时机来临时，他反倒无能为力，成了祭司，他的异象沦为一种仪式。他在一夜之间名满天下，接着出现在夜间脱口秀节目或是名人社交新闻中。想到这点，不禁令人扼腕——因为他的出现不再造成冲击，而带有娱乐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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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170558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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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管理大师德鲁克回忆录（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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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晚秋，我接到一个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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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保罗·加勒特（Paul Garrett），通用汽车的公关主任，代表敝公司副总裁唐纳森·布朗先生（Donaldson Brown）向您请教。不知您是否有兴趣为我们的高层主管研究分析敝公司的政策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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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邀约，我实在是喜出望外。两年前，我刚完成《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一书，最后的结论是：企业终将成为工业社会的主体，在这体制当中，不但要实现管理的原则，也得兼顾个人的地位和功用。此言一出，我知道非得深入大企业研究一番不可。从未在大企业或是其他大型组织服务过的我，一直想找一家大公司来研究，却未能如愿。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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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人的未来》成书后的两年间，是我精力最为旺盛的时候。在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同时在住所附近的萨拉·劳伦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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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h Lawrence）任教，每周一天，教经济学和统计学，而且自得其乐，因此我想我会继续教书的工作。那时，哈佛和普林斯顿大学也有意请我任教。不过我还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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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选择到本宁顿学院担任专职教授。在本宁顿学院，我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门我有兴趣，而且想进一步钻研的学科授课，如政治理论、美国政府、美国历史、经济学、哲学和宗教等。美国政治科学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对我的著作《工业人的未来》也有所回应，请我加入他们的政治理论研究委员会。自此，我觉得可以正式地展开学术生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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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3年，我已是自由作家，定期提供文稿给《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从1940年起，25年来，我一直为《哈泼斯》写稿，每年都有重要文章刊登于这本杂志。］我和《周六晚间邮报》也一直保持密切、良好的合作关系；在20世纪40年代，正是这本刊物的发行量达到最高峰之时。在珍珠港事变后，我开始在政府机关服务，这份我渴望已久的全职差事，结果是兼职的顾问工作，反而更使我有如鱼得水之感，我的精力也就更能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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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庞大的官僚机器中，我无异于一个小齿轮，若是全天都被绑在那儿，一定会适应不良、郁郁寡欢。幸好这只是个顾问性质的工作，对我来说比当官僚要好得多。因此，我不时在南佛蒙特、华盛顿、纽约（《哈泼斯》杂志的办公室）和费城（《周六晚间邮报》的大本营）之间流动，虽然辛苦，却忙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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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庭生活也相当美满。我们的第二胎是男孩，取名为文森特，在1941年秋出生，过了几个月，美国就被卷入大战之中。我们在1942年夏搬到佛蒙特时，家里每一个人都很喜欢这个地方。这一住就是7年，直到1949年的夏天才又回到纽约。因此，佛蒙特的本宁顿学院对我来说是全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最有“家的味道”的地方。1938年秋，我父母逃离希特勒秘密警察的魔掌后，也到美国来和我们会合。我在东部，弟弟则在华盛顿州行医，父亲安抵美国后，则在北卡罗来纳的查珀尔希尔（Chapel Hill）教经济学。到了1941年，父亲65岁时，搬到华盛顿来，他一面在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执教，一面在美国关税协会（U.S.tariff Commission）服务，协助欧洲经济重建事宜。父母亲在1941年夏从北卡罗来纳搬到乔治城的大公寓时，我和弟弟有先见之明，帮他们在卧房安装了全新的窗式空调。因此，在战时的华盛顿我还得以享受少有的奢侈——去他们那儿享受宁静和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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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为无法研究我一直想探讨的课题——工业社会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并进行“工业秩序的解剖”，所以我觉得有点沮丧。就在通用汽车的加勒特打电话来的几个星期以前，我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看以上的研究是不是能够进行。那时，本宁顿学院每年寒假长达3个月，一方面是为了在战时节约能源，一方面则让学生借这个机会工作，获得实际经验。所以，我们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附近租了间公寓，以便我利用寒假研究企业的结构和政策，也可就近在大学图书馆寻找相关的研究资料。就准备工夫而言，我秋天在纽约时已经做了不少，但是越准备，越发气馁。经过别人介绍认识的主管都拒绝与我合作。大部分的人，就像西屋电器的总裁，了解我的用意后，就把我当做是危险、喜欢作乱的极端分子。图书馆也帮不了多大的忙，今日所谓的“经营管理”，当年还是不寻常的名词，相关的著作和文章实在是凤毛麟角，不是讨论一般的劳工问题，就是谈财务或是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