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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富勒已成了世界神话。认识他的人都直呼其名——“布基”，而他在一切有关自己的参考书籍上则自称“理查德”。在《美国名人录》（Who’s Who in America）里，以他的篇幅最长，有75行之多。他也是我所知道的人当中拥有最多名誉博士学位的，足足有35个，或许没有人需要这么多的学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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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的书本本畅销，听他演讲的人总是把讲堂挤得水泄不通，他是年轻人眼中的英雄人物。但是，当年我俩相识时，年近50的他还默默无闻。在将近20年的光阴里，他为了实现自己的理念和发明废寝忘食，家中经济全靠他太太当秘书来支撑。富勒可说是个相当孤独的人，友人屈指可数，他们看着他明明可以轻而易举日进斗金，却一心一意追求一些愚不可及的想法，不禁勃然大怒。那时，他在科技方面的预测和分析，已经小有名气了。例如，他曾预料到未来飞机的发展，故事是这样的：1929的唐纳·道格拉斯（Donald Douglas）已是年轻设计师中的佼佼者。他带着一份“未来飞机”的草图来找富勒。那时还没有所谓的气体动力学、引擎或是材料科学。但是，富勒还是告诉他要造出设计图中的飞机所需的理论、引擎和材料——10年后，也就是1939年道格拉斯按照富勒的详细说明，终于成功地研制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先进的轰炸机——“飞行堡垒”（Flying Fortress）的原型。几年后，他又让人见识到他的神乎其技，很多人都觉得他有如巫师般不可思议。他为一家大型的铜厂预测出未来“电子学”的发展。他大可靠这个本事收取可观的费用，但是除非走投无路，他是不会接案子的——只有一次，那是在他女儿病重、急需医药费的时候。他独自悠游在几何设计的世界里，并造了许多怪异的专有名词，如“最大动力学”、“多层体穹隆”（Polydome）、“四面螺旋”（Tetrahelix）和“无尺寸限制结构”等看来一点用处都没有的设计，即使偶然间派得上用场，好像也没多大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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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是被《财富》延揽来做“科技顾问”的。虽然他是鲁斯亲自雇用的，但鲁斯告诉我，他一点也不晓得富勒想做什么，富勒说的话，他一句都听不懂。虽然如此，鲁斯还是嗅得出非凡的人才，愿意在富勒身上下赌注。《财富》里其他人也搞不清富勒是何方神圣，不管是他的图表，或是言谈，都莫测高深、让人不解。那一连串从他口中流泻出来，像是诗歌，又似科幻小说的字句，都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语句。说来，若不是那天和他撞个正着，我也不会注意到这个人。他说，经我这么一搅和，他图表上预测的经济发展便晚了10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纸上画的图表真可以决定日后的经济发展吗？我一开始认为他在开玩笑。其实错了，他可是一本正经。对这么一个凡事认真、字字出自肺腑的人，实在不知“玩笑”是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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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画的图表非常特别。比方说，人人都认为某一时期顶多可以再现经济大萧条之前的繁荣，富勒却预测会有“爆发性的经济成长”；不但沉滞、充满危机又落后的拉丁美洲是如此，美国和被希特勒蹂躏的欧洲也是。这些完全令人无法相信的结果都是他追踪几何曲线发现的，只探讨一个因素：能量。这些曲线假设能量是“有机的”，将会和人口曲线一样，呈现指数曲线的延伸，直到填满整个“生态位”（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在群落或生态系统内，一种生物的位置或状态，由生物的结构适应、生理反应和天赋的或系列的行为来决定。一个生物的生态地位，不仅决定于生活的地方，并决定于其行为。）为止，只受制于最终，且是极其不可能的一点——太阳内部深处核子融合、分裂，而使所有的能量释放殆尽。我从来不信富勒的假设会成真。但是，他只根据几何学来预测战后的世界经济，却出奇的准确。这些纯然建立在从几何学得到的景象，完全不经分析，也不以事实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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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自称为“几何学家”，但是他所看到的远超过地球的次序，也就是所谓的“几何学”。他体验到空间的秩序和韵律，或者用传统的词句来说，是谓“天体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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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即使是富勒的朋友和仰慕者都认为他“不切实际”。富勒总是否认这一点。事实上，只有少数几件事能让他动怒，这项指控就是其中之一。富勒一向沉静，然而只要有人暗示他这个人“不切实际”，他就会大动肝火。富勒认为，“不切实际”的是别人，绝不是他！说来，富勒有一部分困扰就是来自过于努力，想实践“实际”这两个字。他试着把自己那些奇奇怪怪的设计运用在日常生活上，以变得“实际”些，例如汽车、房子，或是地图等。他一直大惑不解，为什么没有人愿意采用三个轮子的汽车？如果可以节省燃料，加上轻便、合乎气体动力学的线条，从上面爬进或是从下面钻入车内，又有什么关系？他还设计出“最大动力学之屋”——一个在平面上的半圆体建筑，使地板的面积达到最大，而表面积变成最小，这么一来，冷暖气的需求便可降到最低。这种设计完全符合建筑上的要求和稳定性，使之达到理论上最理想的数值；而且就结构而言，不需要任何的支撑物，极为轻便。富勒不明白，为什么人还是宁愿居住在那从几何学的观点来看极不完美的长方形房屋里，也不解为何一定要有平直的墙来摆设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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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设计出的“最大动力学地图”是第一个完全不扭曲的地图，以呈现地表的原貌。但是这样的地图呈圆锥曲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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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有弧线，两端呈三角形。富勒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宁可接受传统的、有点扭曲原状的地图，而不采用他这种完全正确的设计。事实上，富勒这些设计确实是很“实际”，不过是被运用在新的、不同的范畴上：“最大动力学之车”已被广泛地用于太空设计；“最大动力学之屋”则成为北极气候自动侦测站的原型，在20世纪的后25年更被用来做大帐篷式的临时建筑、体育场和展览馆等。此外，太空人首次进入轨道，需要没有扭曲的地图时，便开始使用“最大动力学地图”。所以，我能体会40年前，有人说他“不切实际”时，他为何会动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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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10年左右的时间，常常见到富勒。20世纪40年代，我在本宁顿学院任教时，富勒虽不愿来授课，还是常常莅校演讲。本宁顿的学生大概是他的第一批听众，并且多年来一直是他的忠实听众。富勒最需要的，不是名声，也不是金钱，而是听众，而且越多越好。他不擅长对少数人演说，个别讨论更是不行，但若面对满坑满谷的人，他的表现绝对是一流的，而且无可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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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第一次到本宁顿学院来演讲时，担任主持人的我向大家报告，富勒将做45分钟的演说，然后回答问题。4个小时后，富勒还滔滔不绝，我试着插嘴，他把我叫到旁边，悄悄地说：“我的开场白还没结束呢。”到了凌晨1点，实在太晚了，因此我们不得不中止这场演讲。这实在是个错误，我们应该让他继续说下去的，后来我们就不再加以制止了。富勒一旦“开讲”，就不可能限定时间。他以洪亮却无音调变化的声音一直说下去，似乎没有开始，没有中段，也没有结尾。听众就坐在那儿吸收他的思想。没有人记得他说过的“字”，但是永远也忘不了那种经验，像是躺在言语的按摩浴缸，在那温暖的漩涡中放松，同时享受那种不断流动、刺激的感觉。这种经验不是富勒这个“人”带来的——听过他演讲的人，总是记不起他的长相，更别提他说话的方式或动作了；在场的每一个听众，从40年前本宁顿学院的学生开始，体验到的是他对未来的展望。自称为几何学家的富勒，其实是个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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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麦克卢汉相遇，跟认识富勒差不多是同时。我们是在一个学会上碰面的，那时我们俩都准备发表论文。我已记不得自己的报告内容为何，也忘了是在哪个学会上宣读的，有关那学会的一切更忘得一干二净，唯一有印象而且记忆犹新的，就是麦克卢汉这个人。他以平板、带着鼻音，而且有一点加拿大腔调的中西部口音开始宣读论文时，我已经开始想打呵欠了。那时的他，是密苏里圣路易斯大学英文系讲师，当然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貌不惊人，高高瘦瘦的，活像瘦皮猴。论文好像是和现代大学课程的源起有关，也没有吸引人之处，一听就像是年轻学者宣读给一排系所主任听的论文，用以投石问路，看看下学年有无受聘的可能。麦克卢汉这篇正是他博士论文的摘要，因此再典型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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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这个相貌平平的英文讲师便开始有惊人之语。他说，由于印刷书籍的出现，中古大学就此走进历史。大家都点点头，因为这已是老生常谈了。不过，他又论道，16世纪现代大学的兴起不只改变了教学的方法、上课的模式，也改变了知识的本质，以及大学本来要传授的东西。这个默默无名的年轻人似乎想表达的是：新的学习和文艺复兴、古代经籍、古典作家的再发掘都没有关系，和天文、几何的发现，或是新科学也没有关联。总之，知识史上的伟大事件是肇因于古登堡（古登堡（Gutenberg，14世纪90年代—1468？）：德国工匠和发明家，发明活字印刷术，一直沿用至20世纪。他的发明主要包括铸字盒、铸造活字的合金、新式印刷机和油脂性的印刷油墨。）的新科技；创造现代世界观的是活字印刷，不是彼特拉克（Petrarch）、哥白尼，也不是哥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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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结束报告时，有位教授问他说：“不知道我有没有听错？你是不是指印刷术影响了大学的课程以及大学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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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影响’，而是’决定’，印刷术决定了这两者，事实上印刷术决定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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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是胡说八道！”发问的教授对他说的不以为然，于是主席很快地请下一个人发表论文。那个提出问题的教授是某家知名大学的英语系主任，会后我听到他跟同事说：“那只瘦皮猴开始宣读那篇有关大学的论文时，我差一点想给他聘书。但是，后来一想，还是让某个工学院来雇用他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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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已是40年前的往事，那时的麦克卢汉还没有说出那句名言：“媒体即信息。”“媒体”这个词，在今天指传播的载体，当时并不存在，因此那时的麦克卢汉不会这么说，但是这个信念已经根植在他的内心，至少他已经知道媒体决定信息，并且使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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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也和那位英文系的主任一样，不相信麦克卢汉的话为真。我知道活字印刷并不是古登堡“发明”的，中国人早就开始使用这种活字印刷术了，古登堡只是加以改造，或是模仿，并拿来印刷《圣经》。而麦克卢汉提到的那些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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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却没有发生；事实上那种新的“媒体”对文化、学习或是理解，一点影响都没有。活字印刷只是一种次级的工具，没有使古老重制图像的方式销声匿迹，更别说是传统知识、教学方法，以及教与学的内容。不过，我想那个“瘦皮猴”仍有要传达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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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已开始对科技与社会以及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发生兴趣。例如，“装配线”就是一种工具，但这工具对组织工作中的人和工作者之间的关系冲击很大，对社会本身的理解亦然，是为所谓“工业社会”这种新观念的基础。我是第一个使用“工业社会”这个名词的人，但是当时对这个概念还不很清楚。后来，在那几年思考中，我慢慢明了装配线不只是“科技”，更是有关工作本质的一种非常理论、高度抽象的概念。同时我也了解到，在这掌控一切的新的现实环境中，装配线虽处处可见，而且成为一种象征，然而在事实上却只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小环节，装配线作业也只是生产力中最小的一部分。换言之，科技有别于“人文学者”或“技术专家”的传统观点，不是那么简单。科技为人类下定义，并影响人类对自己的看法，对人类所生产的事物也具有相当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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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找到麦克卢汉，请他过来一谈。那时，我们都住在纽约市郊的布朗克斯维尔。后来，只要他到我家附近就会顺道来访。不管我们搬到佛蒙特，或是在1949年后又回到纽约的蒙特克莱定居，他都是我家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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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是个好同伴，可是却常陷入沉思。在过去20多年的交谊中，我怀疑他从不曾问过我在做什么，或是仔细聆听过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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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话。他也从来不提自己的私事，谈的总是一些想法。他好用双关语，记得他只有一次注意到别人，那回我的孩子以“《圣经》急转弯”来考他：“《圣经》中第一次提到棒球是在什么时候？”“告诉你吧，答案是——利百加拿着水壶（pitcher，在英文中又可做投手）到井边去的时候。”他不禁莞尔，好几个小时都在念着这个不甚有意义的双关语。他自己想出的双关语有些也精彩不到哪里。譬如，他在圣诞卡上写道：“我们怎可忘了那老阿圭那？”（Should old Aquinas be forgot？）（改自All Lang Syne歌词中的“Should all acquaintances be forgot…”为新年时常唱的歌曲。）不过，他还是常有惊人之语，道出文字游戏之妙。他满脑子是古怪的念头、奇妙的比喻和观察，显示出他那特别的习性、瘾头和看法，把平凡的对话世界带入一个奇特、神秘和令人惊异的领域——是文字而非图书的超现实，犹如超现实大师达利（达利（Dali，1904—？）：西班牙画家，作品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著称。20年代时，受弗洛伊德有关潜意识意象的著作影响，并与巴黎超现实主义者交往，使其画风日益成熟。）的作品或斯坦伯格（斯坦伯格（Steinberg，1914—？）：意裔美国连环漫画家，其线描画以圆圈、曲线、几何图形、问号、数字、狗、猫等图像组成，作品常出现在《纽约客》杂志，由读者自行猜测作者对于某一社会问题的态度。）的漫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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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卢汉每次来访几乎毫无预警。有一次，在新泽西的仲夏夜，刮起了大风暴，雷声轰轰，像是世界末日前夕。就在凌晨1点左右，我家的门铃响了。开门一看，原来是淋得已成落汤鸡的麦克卢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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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咧嘴而笑，说道：“我刚好到蒙特克雷亚的上城办事，就顺道走到府上。”哇，那个地方离我们家可有3英里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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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来呢？如果我们不在家，风雨又这么大，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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